战败国日本①｜如何理解日本的反核运动

每个民族，都有其难以忘却的历史创伤。在美国，那是“9·11”；在中国，那是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则是广岛长崎的“原爆”。踏入8月，曾经受到原子弹轰炸的两座城市，广岛和长崎，又迎来了战后第70周年的原爆纪念日。

10年前的夏天，笔者曾和韩国留学生前往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参观。纪念馆内布满印有当时惨状的照片和模型，还有看完之后令人震撼不已的受害者遗物。

不过，令笔者难忘的，还有留学生们的几句牢骚。他们认为，遭到原爆的日本平民的确可怜， 但日本有没有想过被日本军队侵略的亚洲国民的悲惨遭遇？有没有想过日本为什么遭到原子弹轰炸？

核弹轰炸的中日认知差距

韩国同学的想法，或许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心声。在中国，不少对日评论认为，对广岛受害者可以表示同情，但这并不等于美国当年对日动用核武不对。这一论点的论据是：直到1945年8月，日本仍想举全国之力负隅顽抗。美国想减少伤亡，用武器优势结束战争，无可厚非。而且，日本政府即代表日本国民，国民当然要为政府的侵略决策承担责任，再加上当时广岛长崎都是日本军事重镇，日本政府与国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在中国人眼中，对于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原子弹就是支援正义的强大力量。

然而，在日本，如果公开谈论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是咎由自取，恐怕会引来主流舆论的责难和围攻。 “长崎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2007年首任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因此丢官。这其中原因倒并不是因为日本国民意图歪曲历史，而是因为这触动了日本的反核禁忌。在日本，“反核”意识最早可以追溯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当时，为日方辩护的律师意图以制裁甲级战犯的两条法律 “反人道罪”与“反和平罪”对美国的“原爆投下”提出动议，但被检察官以不涉及侵略战争及与审理议题无关为由驳回，日本社会因此种下了对胜者美国双重标准的不满。

日本反核意识的高扬，亦缘自美日之间的一场风波。1954年3月，美国在南太平洋实施核试验，期间波及了一艘在核试区外的日本渔船，导致多名日本人因受核幅射身亡。对此美国虽向日本道歉，但却无意停止核试，激起日本民愤，该事件转而成为日本反核运动的起点。

据日本史家记载，当时日本民间反核声音极为强烈，反核团体在短短五个月就收集到1000万人的签名，至1955年1月更升至2200万人，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推进世界无核化，自此之后成为了日本社会的共识。日本一些大学生至今仍在组织反核签名运动，提倡“东北亚无核化”，可见即使没有战争体验的日本年青一代亦相当认同这一理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任何形式的对原爆的肯定，在日本都会被谴责。

寻求和解的共通点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二战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呢？如果从现实的理性计算层面来看，中国主流舆论的看法的确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不过，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可能未必同意这一观点。这位以《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本著作而闻名西方学界的的政治学者于1995年(即日本战败五十周年)在学刊上撰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

罗尔斯认为，对广岛和日本其他城市的狂轰滥炸，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在他看来，这样的战争行为，只有在民主国家为了消除生存危机而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才能去做(如类似1941年英国面对纳粹德国大举进攻的情况)。然而，美国对日本本土使用核武，并非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是可以竭力去避免犯下的罪恶。罗尔斯批评在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内“目的可为手段辩护”的实用主义思维占上风，致使美国决定对敌国平民使用核武。

罗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从人类道德价值的层面对70年前发生在广岛和长崎市民身上的悲剧有所反省，值得敬佩。最近日本电视台报道，杜鲁门总统的孙儿也表示同情受核弹攻击的日本平民，并在美国从事宣传停止使用核武的活动。然而，对日本来说，由于战争受害者意识直到现在仍占主流，日本需要在主张反核的同时格外顾及亚洲受害国家的感受。每到8月，有关日本本土受袭和民众惨况的剧集和书籍充斥日本主流媒体，其背后的意识是内向的，即日本民众控诉军国政府的穷兵黩武，唯独缺少对亚洲受害民众惨况的公开纪念。

日本社会必须认识到，纪念广岛原爆不能只看到战时来自美国和日本军部的加害，还要看到广岛长崎的人间悲剧亦是缘于由日本国民组成的军队对亚洲各国的加害。新一代日本人除了应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身份继续批判核武器之外，也应多以加害者的角度体谅受害国人民的感受，坦然面对历史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和平主义价值的确在日本民间根深蒂固，而这一价值的根本是从人类文明良性发展的高度对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一行为的朴素批判。由于日本民间的和平主义也是对当前日本右倾保守政治势力的重要制衡力量，而许多和平主义政治家也承认日本对亚洲的加害责任（如前广岛市长平冈敬），中国舆论有必要对日本的反核运动表示一定的理解。

在战后70年之际，心灵层面的战争和解对当前中日两国来说虽说困难，但如果双方能够多尝试换位思考，多尝试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将有助于化解两方不必要的误会，促进中日民间的跨文化和解。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地域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