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谍不休︱北平解放前夜：保密局暗杀市长，特务头子登机出逃

王蒲臣坚决肃奸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蒲臣出任胶济铁路警务处处长，因为届时戴笠要去北平，旋改派为军统局驻平津总督察。此后，王蒲臣每月在北平和天津各住半个月，在一年内以总督察的名义，处理了不少案件。

被日本占领长达八年的北平，大汉奸不少，他们各自有车辆，甚至有各自的保镖。肃奸委员要执行逮捕是很困难的，如果分散执行，又怕打草惊蛇，最后戴笠和王蒲臣决定邀请他们赴宴聚会，同时从南京分六架运输机，空运一百二十名军统武装行动人员飞抵北平，参加行动。这些大汉奸明知是鸿门宴，也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

1945年12月5日，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周作人和殷汝耕等二十多位汉奸首要分子，在宴席中被军统局一网打尽。对其余次等的汉奸则分别执行逮捕。这一速战速决的逮捕汉奸的做法，赢得当时国内舆论的一片喝彩。

“五子登科”是国民党战后极为民众诟病的，北平肃奸过程中也不例外。北平某汉奸被捕后，留下年轻貌美的一妻一妾在家。王蒲臣派出一位王姓的特务住在他家，予以监视。不料王特务贪图美色，和其中日本籍的小妾有染，同时还昏头昏脑地抗命不肯搬离小妾的家。最后王蒲臣杀一儆百，报请蒋介石后，予以就地枪决。据载，他还把军统局没收的总价值约七千亿法币的汉奸财产，包括玉器、珠宝和古玩等，移交给他的继任站长徐宗尧。

1948年7月5日，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来信告诉王蒲臣，王蒲臣属下的天津稽查站人员无故扣押一位名叫王福堂的人犯，以此敲诈，要王蒲臣去天津解决。王蒲臣去天津调查后，发现情况属实。他严厉处分了当事人，马上释放了王福堂。

1950年的一天，王蒲臣的太太告诉王蒲臣，有位名字叫王福堂的天津年轻人也撤退到台湾，千方百计要找到他。王福堂把上面的故事告诉了王蒲臣太太：“王先生或许已记不起此事，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随后王蒲臣和王福堂在台湾，成为一对来往四十多年的忘年交密友，直到王福堂早于王蒲臣去世。

暗杀北平市市长何思源

1948年的北平，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傅作义经常召集北平各高校校长和院长开会。教育部、北平的国民党党部、保密局和中统的相关负责人也应邀出席，王蒲臣自然也在其中。

王蒲臣清楚地记得，他多次和胡适、傅斯年、朱经农等著名学者共同议事，这些先生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真不愧一代大儒”。王蒲臣回忆道，曾经有一位大学的负责人提出要傅作义派兵进校维持秩序，胡适竭力加以反对，认为不必操之过急。他表示如果这样，会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最后傅作义接受了胡适的建议。

不过，不进校不等于不逮捕学生。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在国民党教育部的配合下，王蒲臣指挥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分多次大规模逮捕北平进步学生！

1949年1月18日凌晨，两颗定时炸弹在北平市原市长何思源家爆炸，当场造成一死五伤的惨案。

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免职。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包围北京城，何思源力主和平解决，并为之积极活动。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得知傅作义、何思源等人与解放军秘密谈判的消息后，极为恐慌，他立即召见了保密局长毛人凤，要求处置何思源。

1949年1月14日，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奉命趁夜秘密飞到北平，指挥暗杀何思源的行动。在保密局北平站设在东城弓弦胡同15号，叶翔之向王蒲臣传达了毛人凤的密令。

1月18日凌晨三点，王蒲臣派遣著名的飞贼特务段云鹏等来到锡拉胡同何思源住宅，四枚炸弹被分成两堆安放在适当位置后，特务们离去。四点五十分定时炸弹爆炸。除了何思源小女儿被炸死，何家其余五人全部受伤， 最重的是何夫人何宜文，医生从她头部取出四块弹片，由于神经受伤，她始终未愈。何思源本人因为送几位客人，这才幸免于难。

天亮后，有着军统局秘密特务身份的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和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人赶到何家，假惺惺地以考察爆炸原因为名查看爆炸的结果，暗中却将定时表的残骸捡走，以防露出破绽。特务们还通过各条渠道在全市放出谣言，说什么“城外的解放军向何思源家打了两发炮弹”。事后王蒲臣马上命令其秘书和段云鹏飞往南京到保密局汇报。

乘坐最后一架飞机逃出北平

1949年1月22日下午五点，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军统在北平的各方面头子开会，王蒲臣等出席。傅作义的讲话很短：“今天上午十点，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负责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这时，王蒲臣把拟定的北平特务名单交给了傅作义的秘书。

这是保密局北平站末代站长徐宗尧亲眼目睹的场景，他在回忆录中把这个场景写得清清楚楚。不过他绝对不知道，就在前一天下午，王蒲臣已经和傅作义秘密见面，达成了这一秘密协议。当时王蒲臣就试探傅作义是否会把他交给共产党。对此傅作义拍着胸脯说：“你认为我是这种人吗？我傅某是不会出卖朋友的。”

1月23日早晨，傅作义的副官给王蒲臣电话，要他马上去机场，说如果此时不去，傅作义以后再也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王蒲臣马上拿了一个公文包，从住所的后门，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另外一辆汽车，直奔机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前门不远处，有人正时时刻刻盯着他的行踪。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曾经到处找王蒲臣，因为他的汽车还留在大门口，由此推测他还在北平。

在北平机场，机场服务人员说，这次飞机只有王蒲臣一人能搭乘。王蒲臣坚持说还有几位保密局的同事必须和他一起走，否则无法向上级交代。几经交涉，机场最后同意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北平市警察局稽查队队长李连福、天津警察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和北平电台台长刘振翮等七人登机。这些人都是北平各方面“著名”的特务头子，如果留在北平，其结局可以想象。当天他们飞抵青岛。据载，这是北平南飞的最后一架飞机，随后北平机场就由中共控制了。

其实就在1949年1月19日，王蒲臣已经按照毛人凤的指示，将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职务移交徐宗尧，但是依旧担任保密局驻北平的总督察一职，成为军统在北平的“钦差大臣”。虽然他转任青岛站站长，但直到1949年5月搭乘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登陆艇离开青岛期间，仍然秘密主持和指挥整个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晚年的王蒲臣回忆，在北平三年期间，因为工作忙碌，连长城也没有去过，成为终身的遗憾。

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中，王蒲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军统特务潜伏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安排，构成了上述四百多页文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