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中日之间的可比与不可比

马军教授穷累年之力收罗爬梳，辑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一书，细密地勾勒了八年抗战里日本人对中国的多方注视，以及中国人对来自日本的这种注视的再注视。由此留下的痕迹，便写照了中日之间在战争过程中独特的文化对流。

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近代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外力逼迫下的民族战争。与欧西列国之起端于通商传教而由动口到动手相比，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则从一开始便对中国抱定自觉而且明切的领土野心。于是而有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人杀琉球漂民”而出兵攻台，导致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台湾的对峙；1894年日本借韩事为引线而步步紧逼地把中国拖入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

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获得驻兵中国东北的权利，遂以这种进入了中国的武力为前导，不止不息地放手拓张，随后是1914年的日本出兵山东；1928年的日本再次出兵山东，以及沿此一脉，接踵而来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并由此为导因，最终激出了中国人前赴后继，以累累生命和鲜血撑持了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

因此，从十九世纪的后二十多年到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多年，在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日本与中国相交往，都是以直露的暴力和隐现的暴力为表达方式的。而固结于其内里和深处的用意和指归，则都是在肢解中国与侵占中国。然则与欧西诸国之多用条约制度来限勒中国和牵引中国相比，这种直露的暴力与隐现的暴力，便一定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录上和近代中国的民族心灵中留下更多的伤痕。而就其时代内容而言，七十年间来自日本的暴力演变为民族战争，曾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前期两次直接地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受侵略之国向侵略国学习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又曾是对中国造成过极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因亲身经历了“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迭连冲击而识“变局”；并在回应变局的过程里促成了以后三十年里的取西法以图自强。有此既定的取向演化为既定的理路，则甲午年间中日战争的结局便被时人非常便捷地引用这种理路广作推演诠释，成为学西法的中国和学西法的日本之间的对比，而后是此前三十年中国人的借法图强，遂在战争失败而致割地赔款的事实反照之下，变得黯然失色和一无是处。

甲午战争的结果，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初识的“变局”一变而为九十年代士议中的“危局”，比之“变局”，“危局”显然内含着更多的逼扼和紧张。然而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胜利一旦被当时的诠说独张一面之理，尽归于日本人学西法比中国人更加成功，则刚刚给中国带来了危局的日本，同时又异乎寻常地成了中国人深信可以效法的范式。

甲午战争后三年，康有为上书皇帝，极富信心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戊戌变法的蓝图和戊戌变法的急迫，大都是从这种把日本当作楷模，而以三百年、三十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为期的一路推比里派生出来的。虽说后来戊戌变法不过历时百日即被摧折，但这一套道理却在人心里留了下来。

因此，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中国人仍然会沿用这一套道理作评论判断。其时张謇致书袁世凯，便直白地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比之报刊鼓吹，这些见之于私函里的话显然更能真实地代表当日的一般思想。在这种简捷脱跳的推导里，日本人在一场战争中以武力致胜的事实，便在中国人的心里非常轻易地等同于宪政的胜利了。而由此引申，便是日本虽地居东亚，但以西法为尺度，似乎比本属西方的俄国已更加西方。当这种判断推导经时论的渲染而成为朝野之共识以后，经中国人别为解释而多了一重外加意义的日俄战争，便直接地促成了清末最后一段历史里的筹备立宪。

变法立宪：以日本为楷模

十九世纪末期的日本因战胜中国而成为变法的榜样；二十世纪初年的日本因战胜俄国而成为立宪的榜样。而后是筹备立宪的过程变成了中国的官员、士人、学生大批到日本去受学的过程和日本的教习、兵头、顾问大批到中国来施教的过程。其间被视为一时之大政的兴办教育、编练新军、厘定官制、地方自治，以及财政、警政、司法、刑律等等的推陈出新，遂既以取法日本为捷径，又以取法日本为定势。当时的一则记载说，宪政编查馆“新定法律草案出自日本律师冈田之手。其引证历朝沿革，则取之薛允升稿本，法部郎中董康笔也”。这种同属一部草案，而前后两段之间的不相连属，说明被请来为中国立法律的日本人其实本不懂中国的历史。然则因此产生的“法律草案”，其源头显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宪政编查馆是清末中国提调新政的总汇之地，所以，引此以为实例，适可以直观地看到斯时日本影响中国曾经达到过的具体程度。

资政院

而这个过程里形成的惯性既经潴积，又被带到民初中国，显现为章士钊笔下所刻画的“迩来贩卖宪政者流，八九取之日本之成规而盲从之。其事之果于原理当否，国情当否，彼有和装之《法规大全》先入以为之主，不暇问也，以为日本所有者，吾必有之”。而与这种“成规”同时流入中国的，还有清末民初从日本移来的大量稗贩西国的学说和思潮，以及表述这些学说、思潮的日本词汇。其影响所及，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近代化vs日本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因变法而效日本，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因立宪而效日本。究其底里，变法和立宪，本旨都在走向近代化。然而以清末人的评说和民初人的评说相测度，则中国效日本所直接得到的，显然不是近代化，而是日本化。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别成一种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近代化必须是内在的，而日本化只能是外在的。因此，日本化虽然在清末民初弥漫一时，其实始终没有生出根须而不能深盘固结。

而后是世路起伏，运会翻转，等到新文化运动洪波涌起，次第引入了蔡和森所说的“美国思想”和“俄国思想”之后，本以“日本之所有，吾必有之”为当然的一套道理，遂在新起的楷模与范式面前相形见绌而不能不光焰消褪。随后是自清末新政开始移进中国的种种日本物事，便在岁月的磨洗里日渐澌灭。

其间能够留得下来并一路绵延的，则是当日取自日本的书报杂志而引入中国人语言文字里的各类词汇。这些词汇曾与中国人的文言杂糅于西潮灌入之际，由于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在迎入西学的过程中对应地新造出来的，因此，在中国人的文言不足以达意的时候，这些词汇既为西籍在中国的译述和传播充当了中介，又随西潮的播散侵濡而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中留了下来。作为西学的对应物和派生物，它们并没有太多的日本性；而在文言行时之日，它们其实只能算是附庸。

但当新文化运动后来居上地促成了白话代替文言之后，在文言因不能与新思潮相同一而被扫掉的地方，这些本属外来的词汇则因能够与新思潮相同一而得以保留，并因这一变迁造成的彼消此长而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部分，一面构成和影响了中国人的表达和思维，一面又在同一个过程里日积而且日深地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两面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中的新陈代谢，以及种种新陈代谢由外来变为内在的非自然性。而与这种移入的词汇一同俱来的历史限度，则是一百年来中国人在沟通历史中国和当下中国的过程里，用这种现代词汇及其特有的内涵去重读传统、重释传统和重估传统，便常常会在历史的本相和真义面前力绌于两相隔阂而词不达意。而后是溢美和厚诬都成为很容易发生的事。

中日之间的可比与不可比

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年中日之间的这种牵连纠葛，连同身在其间的那一代中国人的曲折心路虽在后浪逐前浪里先后变作陈迹，但其留下的余响却成为一种吸引力，使后来人一旦进入近代化这个题目，便会一次一次地去比较历史上的中国和日本，并以明治日本成功的近代化反衬晚清中国不成功的近代化。由此引出的反思，大半以进步主义为单一尺度，而扼腕于前人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单一的尺度作丈量，是注目于中日两国的可比性。然而在真实的中国和真实的日本之间，除了被选定的可比性之外，还有种种不可比性。当光绪三十一年（1905）朝廷开言路群议立宪之时，有一段呈文说：“即日本同处亚东，其宪政亦非尽可仿行。犹忆昔年候补京堂吴汝纶至东洋考求学制，其文部大臣尝告以归国后不可尽仿日本制度，总宜自出心裁，求一对峙各国之法，以为定制。”然则日本的文部大臣以“不可尽仿日本制度”为忠告，其意中所及并特为提示的，正是中日之间的不可比性。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明治初期的日本由诸藩奉还版籍而汇成中央集权，有此以为起端，而后有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变法，以及在这种变法的节节开张里层层展布的维新之局。与此相比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刚刚从历时十多年的内战中走出来，而经此长期搅动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恰恰是中央集权的衰落。但若以安庆军械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以及由此推衍而来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机构的移用西法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实际起点，显见得中国人的近代化正是从地方开始的；而以这个过程中疆吏的主动性对映朝廷的被动性，显见得中国人的近代化又是自下而上地萌动的。

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事实，两者都反映了那个时候疆吏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自主程度。由此返视二十年前林则徐、耆英一班人目睹西方人的船坚炮利，徒有仿造之心而无仿造之力，则内战中形成的这种下移的国家权力正直接地促成了近代化在中国的由地方开始，并自下而上地萌动。其间的因果出自既成的历史，与日本相比，显然是一种不可比。但下移的国家权力同时是一种以分散为趋向的权力，因此，从地方开始的近代化，又不能不在地方的各自分界中成为缺乏一统而难以聚为整体的近代化。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历史过程之所以处处捉襟见肘，大半病在畛域已分之后的地方自主，常常会沿着各自的畛域演为各是其是。积之日久，于是而有甲午中日战争里的“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这一面事实所说明的是，曾经在起始之日助成过近代化的这种下移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之后又成了阻滞近代化的一种窒碍。两者连属于一体而互相矛盾有如死结，其间的因果同样出自既成的历史，与日本相比，显然也是一种不可比。

梁启超后来说：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很早就实现了身份上的平等。但这种本属历史留下的益处和良性，却面对着“近世代议制度之建立，实以阶级精神为中坚，既未能发明更优于代议制度之政制，而我以我绝无阶级根据之国向人效颦，势必以失败终了”。他所说的是不平等的贵族社会比一个平等社会更容易产生和形成以间接民主为本旨的代议制度。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这种理路里则被看成是英国政治制度随移民而带入的一种延伸。梁启超之外，在相近的时间里，章士钊也非常明白地举“苟国中夙无阶级，不重尊卑上下之分”则无从实行代议政治为通则，来说明中国学西法之难，可谓所见略同。他们都曾深信、吹涨并践行过代议政治，又都曾目睹了代议政治在中国的一败涂地。显然这些话不仅出自学识，而且出自阅历。因此，后来人犹以本属等级社会的日本，一旦变法便能够立代议而行立宪为成功，来追究近代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不易成功，其实是在用道理上的应然淹没掉形成于历史之中的未必然，从而是更深层次上的一种以不可比为比。

若引费正清总论历史中影响近代中国的要素，而把疆域之广和人口之多列为其中的大端，则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的近代化之间便会有更多的不可比性。立此以为观照，则百年以来，中国人不断地对比自己和日本，关注点多半都在其可比，而不在其不可比。作为审量彼己，可比和不可比都是一种认识过程。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这个道理引申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一面来看自己一面，显见得知其可比是知，知其不可比也是知。因此，可比与不可比之间这种不相对称，既说明了百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也说明了百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认知的犹有未足。

“东亚军备现势明细图”，东京日日新闻社编。

日本对中国的审视与观察

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对中国的审视观察则以周密细致为功夫。由于这种审视观察常与彼邦的大陆政策相联系，因此入此一行的，不仅有以文化为专业的学人，而且有出自政府、军队、商界、报馆和民间社团的各色人等，其中不少属于无以归类的浪人。这个过程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著述，也留下了大量的旅行日记、见闻随笔、通信、专报、地图，以及多种卷帙浩繁的调查资料汇集。由此积聚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见闻之知和查考之知，其涉类之广泛，记述之详备，至今犹使人过目之后印象深刻。

然而二十世纪初年，章太炎在日本作讲演，说是“日本人对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的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相比而言，则欧洲人还“没有这种荒谬”。又说中国的读书人向来以《纲鉴易知录》为浅陋。“但到这边（日本）来听的历史，一部《支那通史》，翻来覆去，缭绕了许多，比《易知录》更浅陋”。至三十年代，则痛诋近日“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求瘢”，然后引日本之治中国史者为同类而归之于一伙。以章太炎为人之崖岸自高和为学之力尚通达，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齗齗于奚落彼时讲中国学问的日本人，其意中所不能忍的，显然是日本人常会因不能从整体上贯通地识得中国的内在本相而错解，又会因不能从文化上切入地感知中国人的精神本根而臆断。

虽说当日的日本汉学界自有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直喜这样被陈寅恪称作“东国儒英”的人物，不能太过简略地一并归入章太炎这种判断的统括之下，但章太炎以学人评学术，其指论所及，应当不会仅仅是个别和少数。然则以这种在整体贯通和内在一面对中国认知的不足，对比其调查所得和学术著述中比比而见的局部之详备深入和细节之周密准确，两者所形成的同样是一种不相对称。

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的前期，中日之间的冲突弥久弥烈，而主动一面始终在日本。溯其源头，这种以中国为对手的扩张之能够不止不息，支撑和维持日本一方之犷悍自信的，不会没有他们对于中国自以为是的认知。这个过程为中国人带来的是深重的苦难，而为日本人带来的却是最终的失败和彻底的失败。因此，这个过程又显示了这种不相对称的认知一旦成为引导，曾经怎么样使人跌得鼻青眼肿。而后是战争的由来和归宿成为一种调教，从而战争的由来和归宿会引发反思，遂使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认知不能不变，其间以学术为本位的汉学尤能精进累积，蔚蔚然成一时之大观。

然而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中日之间的国家交往时起时落，犹在不能以稳定立常态之中。由于不能稳定，遂常常会由政治牵入历史，也常常会由历史牵入政治，而日本对于这种政治和历史的国家论说所表现出来的因时而异和前后相悖，以及由此翻动而被搅起的旧日的回声，又以其单面独断显示了对昨日中国的认知依旧不足，对今日中国的认知尤其不足。两者都说明了认识过程走出历史惯性之难。

马军教授辑录的这本《文献目录简编》，汇集了一个特定时代里日本人注视中国之际所留下的广度痕迹和深度痕迹，而作为一种出自历史的实录，又成为今天中国人通观日本以期真知日本的实证依据。以中日两国百年以来的不能不相互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不能不仍然在继续之中的事实为背景，则他所提供的资料一定能够在汇入其中，并因汇入其中而成就和彰显自身的价值。在前后承接的学术探寻里，这是一种能够长久留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军有志于“一人劳而众人便捷”，表达的正是学人的大胸怀。

（马军著《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