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经济下行，中国为何仍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对外援助

如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入，为各国谋求低碳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中国在积极开展国内行动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1年以来，中国政府累计安排2.7亿元人民币（约合4400万美元）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赠送节能低碳产品、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在2014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宣布，从2015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8月4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张晓华，在他看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标志性的全球议题，低碳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也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为各个国家寻求合作发展提供新路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也往更深层次，主流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赴中心任职前，张晓华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工作5年多，2003-2006年间，曾担任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的成员。近期即将赴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气候变化支持小组，领导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工作。

面对今年年底将要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张晓华认为，巴黎大会将会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中一个关键的里程碑，即将达成的新协议将会成为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指导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

对话张晓华

气候变化关乎每个人的未来

澎湃新闻：国际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探索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晓华：首先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大概在100年前，19世纪末，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并提出了这一问题。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气候变化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这一百年里，围绕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一直存在纷争，至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

但在科学上，现在怀疑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联合国专门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会定期地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进展，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

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后来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规定了发达国家量化的减排目标，一直到那时，国际社会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还都是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

随着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意识到采取减排措施会影响到其经济竞争力，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宣布拒绝核准《京都议定书》。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进入了一个低潮期。

2007-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发现，他们必须得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大家觉得绿色经济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面临着资源和能源以及环境恶化的困境，也希望寻求低碳发展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包括电动车，新材料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大家可以都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应该去谋求更多的合作，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虽然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在根本的利益诉求上开始在发生变化，谋合作的意愿逐渐显现和加强。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气候外交的重要性？

张晓华：首先，气候变化是得到科学证实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能够采取预防行动，规避风险也是人类文明水平的基本体现。除了全球变暖，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确实带来了很多环境和社会问题，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重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关乎全球道义。每个国家的行动不但影响到自己，还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形式下，大家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我们自己也提出了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积极主动地应对气候变化怎么能体现大国的责任感，怎么能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应对气候变化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何去何从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工作尤为重要。

澎湃新闻：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怎样的定位？

张晓华：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的定位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最早大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有阴谋的成分，是发达国家要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利益诉求就是争取排放空间。现在随着发展观的改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逐渐成为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为我们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外关系到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对内关系到我们的发展转型。

澎湃新闻：经济下行，国内会放松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吗？

张晓华：与经济下行相比，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涉及的是长远的利益。决策者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平衡的，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不同的优先考虑。经济下行肯定是眼前决策者要优先考虑解决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个长期问题，需要长期坚持。所以也不能讲因为经济下行就会放松气候变化的要求。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更多的表率、起到带头作用，是这样的情况吗？

张晓华：这些年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逐渐从参与者成为积极的建设者，我们也开始有能力向引领者转变，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希望中国发挥引领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期待中国能够维护整个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与中国在政治上有更强的信任，能进行真诚的合作，从中国学到一些好的经验和技术。这也是我们要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最重要的原因和基础。

多数人希望中国要起到带头作用，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取得成绩，但也不排除有小部分人有可能是在给我们戴高帽，希望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的确，离开中国确实解决不了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排放量太大了。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力、责任都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是一个排放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积极开展行动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定位，这些年我们在碳交易、低碳城市试点、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和全世界共享，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共享。我们要做，我们还要合作，这就是我们发挥引领作用最好的地方。

澎湃新闻：目前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有哪些挑战？

张晓华：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传统分歧依然存在。对气候变化的利益格局，我们一个经常提法叫“两个阵营，三股力量”。两个阵营就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指的是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欧盟。

发展中国家认为目前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率先行动，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达国家则强调共同行动，只有发达国家减排解决不了气候变化问题，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完善国内环境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私营部门的资金和技术。在发达国家内部中，美国和欧盟利益诉求不同，很多问题上体现出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两股力量。欧盟目前有28个国家，它的气候条件决定了极为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所以一直以来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而美国更关注的是它的经济竞争力，同时其化石能源利益集团有很强的游说能力，所以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共同采取行动。

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国，它在发展中国家中能够真正的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一种主导力量。

这些年，新兴经济体排放量增大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矛盾正慢慢显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对更有战略眼光，一直在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利益最难得到保证的就是这些小的发展中国家。

澎湃新闻：今年年末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张晓华：我个人对巴黎大会还是有一个很乐观的预期。巴黎大会将会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即将达成的新协议将会成为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后指导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

很多人会把今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作比较。它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又在政治上达到了一个顶峰。不同之处在于，巴黎大会的成功比哥本哈根大会有了更多基础。

首先，在政治上大国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多，在2014年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已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清晰的信号，中美两国也一直把气候变化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来打造。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领导力已经形成。其次，低碳发展、绿色增长已经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内在诉求开始发生变化。大家都希望绿色发展能够占据一个领先的位置。最后，哥本哈根大会实际上给了大家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没有人愿意去重复哥本哈根，也没有人有胆量去背负巴黎大会失败的责任。

南南合作将成为气候变化外交的重要手段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张晓华：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具有很长历史，最早始于1960年代，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刚刚从殖民地成为独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基础生产生活设施的援助，尤其是在非洲，有很多中国援助的标志性项目，这是最早的合作。新形势下，继续开展南南合作，团结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开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开展南南合作要兼顾政治、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多重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作为促进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中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展现的成效，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学习中国经验和获得中国在资金技术支持上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预期。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因此，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将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每年大约1000万美元），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2014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张高丽副总理宣布，从2015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当然，我们不但要提高南南合作的资金力度，还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具体的合作模式。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需求，加强与他们的交流，既要能够满足一时之需，又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在这点上，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除了利用双边途径，我们也应该加强和现有多边渠道的合作，包括联合国、区域发展银行，当然还有我们的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等。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有没有一个预期的规划？

张晓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是以援助为主，从我个人的判断，南南合作在未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援助，而是逐渐向纵深发展，往主流化的方向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将来任何国际合作都会需要我们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包括投资贸易等各个方面。这可能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但也是我们需要提前考虑的。

澎湃新闻：在经济下行中国自身面临减排压力的情况下，如何给欠发达国家援助，如何保持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两方面的平衡？

张晓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不应该简单地理解成为援助，用于气候变化援助的资金是南南合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其目的之一是通过援助去开创进一步合作的环境和氛围。正是由于我们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加强合作，寻找新的能够实现共赢的经济增长点。虽然我们排放量居高不下，这是我们发展阶段决定的。应该看到，我们这些年在节能减排上取得了很好地成绩，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找到新的机会，不但有助于我们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