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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背后的故事：陕西楞娃怎样穿上“黄马褂”，变身暴发户

王占奎

2015-10-30 11: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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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坛罐罐背后的故事

我尽量讲文物背后的故事，也可能讲的不深，因为是从大局观上来讲这些事，所以说副标题是“从石鼓山墓地谈商末周初关中西部文化与政局的变迁”。

“文化”两个字是从考古学上来讲的，也就是说从坛坛罐罐上来讲，是考古学上的概念，而不是现在用的普泛的概念。

斗鸡台、石鼓山、周原遗址这是宝鸡三个要紧的地方。为什么要说斗鸡台呢？因为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的那两件禁发掘出土的地方就在与石鼓山隔河相望的斗鸡台，斗鸡台又叫戴家湾。宝鸡偏东有周原遗址，周原遗址是周人的发祥地，据说周文王在那儿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做了个好梦，梦见商纣王的王宫里面生满荆棘，她醒了把这个梦告诉周文王，周文王觉得这个梦非同寻常，不敢说，就找了几个解卦的人，还把他的儿子、后来的武王叫到一起说这个事，他的妻子梦里面梦到她儿子把树苗往商的地盘一种，都化为荆棘，就长出来全化为杂草、灌木等一些不堪重用的东西来，他们这边则长为松柏、柞棫，全是可用之才，这个梦对敌人不好对我们好，就意味着周人要取代商人了。

青铜牺尊

还有就是“凤鸣岐山”，凤是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当时的人相信这些，觉得是吉祥之谓，表示周人要开始革命要取代商了。在岐下的这个遗址非常大，目前的保护范围是56平方公里。我在这个遗址从1985年到现在工作了将近30年，中间断断续续在周围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法门寺的发掘，石鼓山的发掘等，可能只有我这种人才能体会到那个地方“长出青铜器”的特点。

在石鼓山墓地，我们发现大概有两个区，一个北区，一个西南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点，至于这个特点背后是什么意义，是不是有两群人，甚至是某种血缘意义上关联的两个人群等，现在还都不敢说。

高领袋足鬲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件器物。另一种鬲叫“联裆鬲”，它的裆部是连着的，而高领袋足鬲的三个裆是分开的、形成一个裆格，联裆鬲是弧裆形的。我们认为联裆鬲是周人最传统、使用最普遍的一种鬲。而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高领袋足鬲是姜姓集团用的鬲。

高领袋足鬲

考古“臭手”：我一走，墓地就出好东西了

在我着重介绍四号墓的发掘状况前，要讲一个发掘前后的好玩的事。在考古界我有“臭手”之名，我曾经自我嘲弄说“十年一觉扬州梦，混到江湖臭手名”，臭到什么分上呢？我一走好东西就来了，我来了好东西就不出来，甚至我的队员都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来了大陶片都不出了。

最绝的是在山西挖一座墓，发掘者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所也配合他们做保护工作，人家把铜器都挖出来了，我说这下我可以去看了吧，同行很热情，就带着我顺着梯子下去给我介绍，我深知自己臭手，就背着手没敢动，当时有个人就指着一个绿圈说这是一个铜盆的圈足，等到我们就回陕西，我刚到黄河边，就接到他们的电话说“王胡子你把我的铜器看成陶器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件东西挖出来就是陶器。

手臭了好多年，以至于挖这个墓的时候，我对同事说要把这个大墓挖开刮三遍，告诉我有没有盗洞，没盗洞我再到现场去，免得最后挖不出东西又赖我。

考古学家如何实地发掘：古代垃圾堆里也有宝贝

在石鼓山四号墓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整体打包之后在室内慢慢清理，绝对胜过在墓地现场的发掘，这可能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清理以后，有些色彩色块还清清楚楚。我们在发掘现场还使用了测量现场空气微环境的记录仪器，现在可能还没看到它能起什么实际作用，但是每一次都这么做，积累的资料相信以后会开花结果的。对于漆木器的痕迹，我们把它整个打包弄到室内来慢慢研究，在显微镜下做。有一个看似空坑的壁龛，它有一个像磨刀石一样的东西，还有一个骨板，我们推测当时可能放一些肉之类的东西，后来肉让土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不见了，也闻不着了。

在石鼓山，我们还发掘了一座灰坑。2014年春天，我们在四号墓旁边看到一个坑，我们就开始挖这个，我们为什么挖这个呢？因为我们挖的墓里东西是有选择性的，当时的人在埋葬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可是灰坑里的是生活垃圾，人们扔垃圾的时候是没有选择性的，是随机的，什么破了就倒了，垃圾坑可能反映当时人在世时和的生活，更具有全面的特点。

我们就挖垃圾坑，挖的特高兴，因为说实话，我们挖铜器的高兴劲已经过去了，只是看能不能挖到理想的陶器来。那时候正值桃花盛开，暖风吹着，我烟抽着，想着干考古还真是一件不错的事，还哼哼唧唧作了诗：“春风缕缕白云闲，下看灰坑上看天，自古神仙谁得遇，桃花深处我抽烟”，享受极了，那时候觉得做一个考古人不伟大但是很享受生活。

这座编号H36的灰坑出土了一些东西，有三件陶罐都很精致，是小平底或者尖底的，是在四川平原和汉中平原常见的东西。可见那时候的宝鸡就像现在的宝鸡一样了，东西南北通，包括与四川通，所以文化交流在古代也像现在一样发生。石鼓山周围的很多地点都出土过跟石鼓山这几个墓相似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当时的宝鸡，文化是相当发达的，以至于给我们留下了脚一踹就能踹出个铜器的状况。

石鼓山墓地有啥特点

石鼓山墓地的特点，有这么几条：一墓多族徽。族徽、日名基本上属于商系，这是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可以证明的；铜器大体上可以分为西土系（周）与东土系（商）。西土系胎薄，风格简疏、简朴乃至简陋，似乎尚在“学步”，而东土系胎厚，风格繁缛、讲究、凝重，有当家人的气派；无腰坑、多壁龛；“毁兵”；出现了乳状袋足鬲，这是西土的习惯，外加宝鸡所处的以乳状袋足鬲为主的考古文化圈，乳状袋足鬲的分布大概就在陇山的两侧。

然后，就像杜牧写的“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由这些特点来说现象。首先，能看到东土系铜器的远程大搬家，从山西、河南也许还有山东来到了宝鸡，近则四五百公里，远则上千公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解释是，武王伐纣与成王东征这两场战争所造成的。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者都是陕西人。在武王父亲文王统治的时候，按照孟子的说法“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这个“有”大概是民心上的有，还没有实施实际统治上的有。到了武王的时候，伐纣到了安阳，胜利后，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还俘获殷王的鼎，擒御（俘获车辆）八百有三百两。

武王不止在安阳打了一仗，他还派了他的各路将军四处征伐。《逸周书》记载：“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憝国就是灭国，馘磨即砍头，亿在当时是十万的意思，那时候总人口都不可能过亿。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也就是整个把黄河流域、长江中游以北好多地方都占领了。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舒服的解释，就是说这些铜器大概绝大多数是从商人那里抢夺的。

石鼓山墓地

陕西楞娃怎样穿上“黄马褂”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种说法，而没有选择另外一种可能，即也许是商人抱着自己家的东西跑到陕西去的呢？这种可能文献上记载也是有的，商纣王生活奢侈糜烂，大臣劝解无果，人们带着自己的东西逃走。文献上都有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

原因在于：一是石鼓山墓地里出土青铜器上的的族徽太杂；二是我们还发现了袋足鬲，商人那时候还没有袋足鬲；三是商人的墓里几乎没有毁兵现象；四是没有腰坑。腰坑是埋墓的时候在墓底中中间再挖一个小坑，小坑里面常常是埋狗，商人的墓里几乎每个都有腰坑，所以学术界一见到腰坑就知道是商朝的，认出是殷移民或商遗民。这种在陕西也挖到好多，然而最典型的材料是在洛阳。

洛阳有一个瀍河，瀍河是周公在那算卦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挺好就在这建了东都，是为了便于统治黄河流域。建城之前，安阳的移民不服，在商纣王的儿子带领下起来造反。周公辅佐周成王，不服的大臣散布谣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意思是周公对成王不利，并且发动了一场战乱。成王和周公就率兵东征，先镇压安阳、汲县一带的叛乱。继而攻打山东。把秦人（秦始皇祖先）赶到山东。镇压叛乱后，又把一支人迁到甘肃。在拿下安阳的时候，再把一支人迁到洛阳。

在洛阳瀍河两岸发现的两片大墓地，其中一片墓地里每座墓都有腰坑，另一片墓地里没有一座墓有腰坑，对比非常分明，可见一片属于当家的周人，另一片属于殷移民的。把材料对比之后，我们更加坚信有腰坑的就是河南人，没有腰坑的就是陕西人。而石鼓山的墓没有腰坑，再把以上的理由充分一考虑，虽然还不能说我们的结论就一定对，毕竟它不是文字说明，但是还是觉得选择是战胜的人把战利品埋在他们家墓里，胜过河南人抱着他们的东西来到陕西、埋到他们的新家要好一些。换句话说是，旧器易新主，旧仆变新主。当时，给商纣王服务的人变成了统治者了，陕西楞娃一夜成了暴发户，一下就抖起来了，从此由“学步贵族”走向“贵族”，铜器风格更加东土化，走出了简朴简疏乃至简陋的旧风俗，换上了凝重、讲究的“新马甲”。

这样子的变化不仅发生在周人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的过程当中，秦人同样走过这样子一条路。我们看春秋早期秦人贵族中下阶层的铜器，一看就不怎么样，觉得是西北那山旮旯的。秦公大墓里边挖的那些小东西，怎么看都有那种粗糙的感觉。但是，秦人慢慢统治天下后就不一样了。

我刚刚所说的关中西部商末周初的政局变化，实际上就是陕西楞娃穿上了“黄马褂”的过程。那么石鼓山的墓里是一个什么等级的人呢？这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人可能等级不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对周墓和商墓的资料分析和积累的研究，使我们大体上形成这么一种共识：形制上，最高等级的王一般是四条墓道，再次一等的中型墓有两条墓道，下来还有一条墓道，再下来就是没有墓道；还有就是大小上的。石鼓山这个墓，不是很大，也没有墓道，所以有人说，这姜姓的墓是不是就是姜子牙的墓？我们还是觉得可能性不大，尽管姜子牙是参加过武王伐纣这场战争的，但是这个墓的规格还是不到。要说墓主人是一个参加过这两场战争中至少一场的，或者墓主人的家人参加过这两场战争，因此得到陪葬的这些赏赐，或者抢来了这些战利品，倒是合情合理的。

青铜纹饰

两种做饭工具的不同命运：一个销声匿迹，一个大为盛行

商末周初的文化的变迁，是我要讲的另一个主题。这还是要从高领袋足鬲和联裆鬲，这两种鬲来说。有人说，拿这两种鬲说事太悬乎了。那么，我拿叉子和筷子来举个例子，我们谁也不可否认叉子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物，而筷子则绝对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物，但是如果说我拿筷子也能吃饭，我拿叉子也能吃饭，从功用上来说，这两个都差不多。然而，当我们把它的使用范围在地图上一标识，那就非常明显了，欧美那些“茹毛饮血”之辈，他们就用叉子，我们则拿筷子慢慢吃，享受我们的饮食文化，分布范围一下子就明确了。

这两种鬲，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做成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各有各的广大的分布地区，而且在关中西部经历着一个变化，大概就在这个墓的时间前后，联裆鬲大为盛行，到处分布，而袋足鬲则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变化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高领袋足鬲最后消失的时代问题，二是它是谁吃饭的东西的问题。

那么，假如说第一批人在这些地方生活着，做饭时用的袋足鬲破了，倒到地里的坑里面去了，然后后来来了一批人，也在这做饭烧饭，把他们的家伙又倒上去了，倒的是联裆鬲那些东西，在第一片土上面又铺了一层。发生这么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问题来了，前面那是谁的呢？后面这又是谁的呢？现在，对于后面的人，我们是明确的，因为后面的人的东西和西安沣东沣西做了周人200多年的都城的沣镐遗址的东西是一样的。在沣镐这地方，都是用这种联裆鬲做饭的，一直做下去。而且，很巧的是在沣西也发现这种袋足鬲，但是已经很少了，并且很短时间内它就不见了。

还有一个事实是，高领袋足鬲没有过西安，西安以东的广大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片这样的东西。可是，周人在夺取天下统治权之后，大量地向这些地方分派他们的子弟、功臣去统治，但是在北京的琉璃河，山西的曲村，洛阳，曲阜，齐国等地，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没有发现一件高领袋足鬲。所以考古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等这些人过去的时候，周人自己都不用这个东西了，也因此在石鼓山的发掘之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高领袋足鬲消失的年限最晚是在周初，武王伐纣之前可能还剩下一点点袋足鬲还在用，而后来就全换成联裆鬲了。

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已故的教授邹衡先生提出的观点就是，联裆鬲是姬姓周人的东西，而袋足鬲是姜姓族团的东西。这个姜姓族团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羌人，羌人和姜人是关系很紧密的一个族团，在甲骨文里面，大量出现商王把这个羌人抓来做祭品的记载和考古事实。这些人一直是一支大的族团，在陇山两侧活动。

说到姜姓，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姜太公，他是这个族团的代表，还有就是周武王的老婆也是姜姓的。姜姓和姬姓两个族团从很早的时候就通婚，周人的第一代女性的祖先是姜嫄，陕西的有些庙里面现在还可以看到姜嫄就是送子娘娘。可能周人和姜姓这一通婚集团就是从姜嫄开始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陕西人把河南人打败取得了天下，就是舅舅和外甥两个族团干的事，当然他们还团结其他部族的。

在大的文化格局方面看，先从陕西这个地方推行到甘肃那里，联裆鬲把袋足鬲取代了，这种趋势从陕西发展到全国，随着周人向全国各地的推行其统治，联裆鬲慢慢遍布全国，到山东的胶东湾都有。而同时，各地人的传统用的东西都还使用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可以讨论袋足鬲的年限问题了。从大局上来说，联裆鬲逐渐取代高领袋足鬲了，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些地方这种变化发生的要慢一点。那么，宝鸡本地传统使用的高领袋足鬲也可能会慢一点消失，但是不影响通过八九十年来无数的考古发现的事实得来的结论。我们在宝鸡地区其他遗址出土了不少高领袋足鬲，由此可以知道周初仍然还在使用这种器物并不是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