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丨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

本文整理自2021年5月14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协办的讲座——“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讲座由波兰华沙大学的Danuta Stasik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两位学者参与讨论。

主讲人Stasik教授现为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系主任，现任欧洲南亚学会会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印地语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印地语文学中的罗摩衍那传统、西方的印度流散等。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Stasik教授主要围绕波兰与南亚地区的交流史、波兰的印度学以及现代南亚研究、印度学与东方学和语文学的关系、欧洲南亚学会及其主办的欧洲南亚研究会议四个主题展开讲座。

波兰华沙大学的Danuta Stasik教授

一、波兰与南亚地区的交流史

在地理概念上“欧洲的中心”是指包括波兰在内的7个国家。波兰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也因此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南亚研究。历史上波兰和南亚地区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来自波兹南的犹太人Gaspar da Gama。1498年，他以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顾问的身份抵达印度。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兰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波兰贵族Erazm Kretkowski。根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曾远航印度，并亲眼见到了湍流不止的恒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兰贵族Krzysztof Pawłowski，他曾于1596年到达印度，并从果阿向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记载了果阿当地风土人情的信件，这也被认为是最早用波兰语描述南亚次大陆的文字记录。

然而，在波兰和南亚地区产生接触的近三个世纪后，波兰学者才开始对印度产生学术兴趣。语文学家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和历史学家Joachim Lelewel是其中的代表人物。Walenty Skorochód Majewski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梵语学家，他出版了第一部用波兰语写成的梵语和土耳其语语法。他在其作品中指出梵语和斯拉夫语，特别是和波兰语具有亲缘关系。他最重要的作品《关于斯拉夫人和他们的亲属》(O Sławianach i ich probratymcach）于1816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有关梵语的波兰语著作。

Joachim Lelewel曾任教于维尔纽斯大学（the Vilnius university）和华沙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saw）。他的著作《古印度史：重点考察其对西方的影响》（Dzieje starożytne Indji ze szczególnem zastanowieniem się nad wpływem jaki mieć mogła na strony zachodnie）于1820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南亚次大陆的波兰语著作，也体现了作者对印度的迷恋。正如《国家与历史:启蒙运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历史学家》（Nation and History: Polish Historian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的编者John D. Stanley所说，Joachim Lelewe是“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中看到通往东方智慧之路的浪漫主义者”。几十年后梵语被纳入大学的教学体系，成为波兰印度学的奠基学科。进入19世纪，波兰被沙俄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因此这时并不存在独立的“波兰印度学”，波兰这片土地上的印度学更多是作为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法语和德语国家印度学的一个分支存在。尽管19世纪下半叶波兰学者对梵语产生了学术兴趣，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兰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传统才真正形成。这一阶段的代表学者有曾任教于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Andrzej Gawroński、Helena Willman-Grabowska和华沙大学的Stanisław Schayer。

二、波兰的印度学以及现代南亚研究：以华沙大学为例

华沙大学的印度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波兰恢复独立的1918年。当年，以音位理论闻名于世的著名语言学家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开始在华沙大学教授印欧比较语法，梵语由此成为华沙大学的课程之一。然而，华沙大学印度学系的正式建立则应当归功于Stanisław Schayer教授。他是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932年担任第一任院长。从建院之初，印度学系便是该学院最重要的系科之一。起初，印度学系只教授梵语以及与古代印度有关的科目（尤其是哲学），但不久之后便开始教授南亚地区的现代语言。在Schayer教授的带领以及来自加尔各答的学者Hiranmoy Ghoshal的协助下，印度学系于1935年开设孟加拉语课程，并在此后的1938年开设了印地语课程。得益于Schayer教授对佛教和印度哲学的深入著作，该系在短短7年时间内便一跃成为著名的印度研究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军队占领了波兰，所有大学被迫关闭。1939年9月，东方学院的大楼、图书馆及藏书在一次空袭中被烧毁。Schayer等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也在二战中去世。1945年，华沙大学恢复办学，但是直到1953年印度学系才恢复运作。Eugeniusz Słuszkiewicz教授被任命为系主任，Grażyna Spychalska担任其助理。复学之初，印度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都与佛教和印度古典文化相关。1955年开始增设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这主要归功于Aleksei P . Barannikov教授的学生、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eningrad）的Tatiana Rutkowska。1957年，Hiranmoy Ghoshal教授重新回到波兰，继续在华沙大学教授梵语、孟加拉语以及其他科目。1972年，Ramanathan Sundaram博士将泰米尔语引入华沙大学。由于研究时段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展，1996年该系更名为南亚学系。目前，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提供印度学的学士和硕士课程，开设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和泰米尔语等课程。同时，该系也设置博士培养项目。课程内容涵盖不同学科，研究时段跨越古今。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现已成为波兰乃至欧洲主要的南亚研究中心。

华沙大学东方学院的院徽，下方的拉丁文Ex oriente lux意为“光从东方来”

三、印度学与东方学和语文学的关系

“印度学”这一学术概念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演变。“印度学”被认为是由“东方学”（Orientalism）延伸而来的概念。Stasik教授认为，首先有必要梳理“东方学”这一术语及其概念。在英语国家以及南亚地区，这一术语实际上已经与后殖民理论和话语密不可分。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被认为是他者，与理想的、优越的西方相对立。在萨义德的分析中，“西方”（的东方学）主要指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经验以及当代美国的东方学。萨义德并没有将印度纳入其分析范围，但他对东方学的构想引发了对“印度学”这一概念的讨论，并使这个术语饱受争议，因为印度学研究被认为展现了西方世界对印度的刻板想象，并与意图统治印度的殖民话语相一致。上述争论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的英语国家，而波兰的情况则略有不同。由于波兰和印度没有直接接触，因此波兰对印度的认知基于身份（identity）而非他者性（otherness）或差异（difference）。波兰通常以平等（equality）的视角来看待印度，而不是凸显自身的优越性（superiority）。可以说，波兰学界对“印度学”一词的理解从来没有偏离过它的词源，即“有关印度的知识”。在波兰的语境中，印度研究（the Study of India）表示对印度、印度次大陆以及后来的南亚地区的语言、文学、文化、历史等领域的研究，研究时段涵盖古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学最初只涉及梵语和古代印度。事实上，西方对梵语的兴趣主要源于梵语与印欧语系的密切关系，而非为了统治印度。最初激发波兰学者对印度产生研究兴趣的因素也并非是实用主义考量，而是出于对世界的好奇，出于对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的渴望。这种浪漫的、而非实用主义的方法延续至今，使波兰学界对南亚研究保持持续不断的学术兴趣。

Stasik教授随后探讨了印度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印度学是语文学（Philology）吗？印度学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19世纪德国对语文学的理解，它通常强调用历史或文学批评的方法对文本的语言和文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和理解大多与古典印度学有关，但它在20世纪下半叶却被认为是过时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局部解剖式的、逐词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19世纪的学者在其书斋或者图书馆进行。他们仅仅局限于文本，而不关注文本的语境。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上文所述的新的语文学范式。1988年，著名的吠陀研究学者Michael Witzel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什么是语文学”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语文学应该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明研究，同时借助一系列科学工具加以辅助。这些工具将涉及众多领域，从考古学到书写体系，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它们依托给定的文本，处理文本中的具体现实。

四、欧洲南亚学会及其主办的欧洲南亚研究会议

最后，Danuta Stasik教授讨论了更为广泛的欧洲框架，重点介绍了欧洲南亚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欧洲南亚学会是一个公益性学术团体，旨在促进欧洲所有国家的南亚研究。该协会拥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会员。该协会负责举办欧洲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uth Asian Studies，简称ECSAS）以及相关系列研讨会、组织博士生研修班以培养欧洲青年学者、主持南亚研究领域的相关出版物等。1966年，著名历史学家、协会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Dietmar Rothermund教授在德国的黑林山（Black Forest）召开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宣告了欧洲南亚学会的成立。1968年开始定期召开欧洲现代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后来因为研究时段和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2012年起该会议改名为欧洲南亚研究会议（European Conference on Modern South Asian Studies）。第26届欧洲南亚研究会议将于2021年7月26日至2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

在线讲座现场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老师指出，中国的印度学兴起于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并担忧中国是否会成为另一个印度？而在同一时期，波兰也被沙俄帝国占领。那么当时波兰的历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是否也像中国学者一样，在开展印度学研究的同时观照本国现实。另外，曹老师还关注波兰的印度学和德国的印度学两者之间的区别。波兰印度学的学术目标并非在于殖民或者统治印度。而这一点与德国非常相似。拥有深厚印度学学术传统的德国在历史上并未在南亚地区占有殖民地，也并无殖民印度的意图。但是，德国的印度学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东方主义倾向的研究。那么波兰的印度学研究是否也是如此？两国之间的印度学有何差异和联系？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老师则谈到，他在荷兰学习荷兰语时遇到不少来自波兰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同学。他们在本科阶段接受过专门的荷兰语培训，因此对荷兰语非常精通。这或与中东欧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有关。在讲座中，Stasik教授谈及了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西方国家对波兰印度学的影响。而在20世纪中后期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波兰的印度学是否还受到苏联影响？另外，谢老师还指出，相比起西欧国家，由于波兰没有对外殖民的历史，因此被认为是东方学研究分支的印度学似乎在波兰并未引起过多争议。在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并加以批判之后，印度学等东方学研究的领域出现了什么变化？而波兰学者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Stasik教授对两位老师的评议和提问进行了回应。她认为，尽管20世纪初波兰和印度都同样经历了殖民统治，但是波兰的印度学更多是根植于其非实用主义的研究路径。彼时的波兰不仅对印度，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抱有同样的好奇。Stasik教授提到，泰戈尔曾有访问波兰的计划，但最终未能成行。也许通过类似的直接接触，印度和波兰两国民众会被共同唤起被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但是推动波兰印度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仍是波兰对世界的好奇心。

关于德国印度学的东方主义倾向，Stasik教授指出，不仅是德国的印度学，任何国家的印度学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都受到严厉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印度学研究并非游离于政治之外。德国的印度学之所以备受批判，正是由于其部分研究成果被纳粹误用。例如“卐”成为纳粹的标志，反而它的真实含义却不为人所知。在德国，印度学中的“Indo-Aryan languages”（印度—雅利安语）常被称为“Indo-German languages”（印度—日耳曼语），但是，这并非出于殖民或统治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身份认同。然而，由于纳粹分子从印度学研究中寻找支撑其理论的知识，导致印度学研究饱受争议。Stasik教授强调，实际上，印度学更多的是德国等中欧国家研究亚洲国家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审慎对待那些将德国的印度学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的观点。由于德国在南亚地区没有殖民地，因此德国和波兰的印度学研究类似，秉持非实用主义的学术目标。自19世纪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安居于大学的象牙塔之内，并不十分关注外部世界的现状。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当70年代结构主义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之后，学界更加关注抽象模型而非现实生活。但是在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世界性学术界革命，主要围绕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实用主义研究展开。Stasik教授认为，大学应当尽可能地提供知识，无论其实用与否。大学应当是所有知识和学问的所在地，在这里，学生能够获取知识以便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的运作模式和运行规律。Stasik教授指出，自60年代以来，大学越来越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职业学校越来越多。这种趋势最初始于美国，随后盛行于欧洲，大学逐渐趋向提供实用的知识。由于研究路径和流行范式的改变，德国的印度学因其非实用性而饱受诟病。

关于苏联对波兰印度学的影响，Stasik教授则以她的个人经历为例进行说明。促使Stasik教授学习印地语、开展印度学研究的主要动力是她对印度的好奇心。相比之下，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则更为务实，其主要目的是为外交部门、情报部门或者出版社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而这与秉持非实用主义目标的印度学研究并不十分契合。关于“东方学”在波兰的争议，Stasik教授指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东方学”一词确实在波兰学界引起了争论。但是迄今为止其所在院系的名称仍为“东方学院”。她认为，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无法充分体现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的本质——其研究既非“区域研究”也不是纯粹的“文化研究”。因此校方决定还是保留原有的名称。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将其“东方学院”的名称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