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钟翀：从“旧”时代看见“新”城市

澎湃新闻：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总目提要》的总体研究设想和目前编纂情况？

钟翀：《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总目提要》一书研究与编纂的设想，肇于2015年底由李孝聪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的研究设定。根据当时设定，本书主要收录由外国人测制、描绘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城市或城镇（下文一般通称为“城市”）的近代地图。本书所收“近代地图”，主要以运用西方近代测绘制图技术为标志，即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实测制图技术传入中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同时，为完整展现外国所绘中国城市地图演进的历史，本书也收录了部分创作于前近代，或近代早期绘制但未运用近代实测技术的外国所绘中国城市地图。

按上述既定目标，经过整整五年的工作，形成了《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总目提要》一书。该书是迄今最为详细、系统的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联合目录。该目录编制的相关地图条目总数达2500余条，涉及城市地图近3000幅，测绘者主要来自英、美、日、法、德、俄、意、荷、比、奥、西、葡、韩、瑞士等十余国，地图涵盖中国各大中小型城市及城镇约200余座。基本囊括了测绘年代较早、测绘质量较高，或在地图学史、城市历史地理学、近代城市史等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尚未公开或传存稀少且具有文物价值的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

此书将采用全彩印制，利用高解像度地图原本电子数据，编制较为详明的著录与解题以清晰、完整地呈现此类地图所富集的文献资料原貌，使其成为城市历史地理、现代城市规划、都市文化等研究领域的基本参考文献。

自2015年12月开始筹备，目前已完成全书的编纂、统稿与一、二校，正在组织专家对全稿进行紧锣密鼓地终校与审阅。计划将在今年底正式出版。

澎湃新闻：这套《总目提要》收录的地图范围广、数量大，那么如此多的地图，在分类编排上有那些具体的考虑呢？

钟翀：确实，对于身为本书执行主编的我来说，虽然此前曾有《上海城市地图集成》等大小数种古旧地图集的编纂经验，但此书难度之高完全超出了原先自己的预计。首先，此书所收之图，收藏极为分散，源自海内外近百处藏图机构及著名藏图家之所藏，并且由于各藏图机构对于利用权、所提供地图精度等方面差异甚大，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相关的收集整理工作的作业量；其次，本书所收地图之测绘，起自前近代的晚明，而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时间跨度大，加之相关的测绘人物大多并非常规历史上的著名军政人物，因此有关此类地图测绘背景的考证就显得尤为困难；再者，本书所收之图涉及语种不仅有英、法、俄、德、日等应用较广的语种，也有意、西、葡、荷等中小语种，甚至还触及使用这些语言转写的我国方言甚至藏、维等民族语言的小地名和历史地名等等，都增加考证和编纂工作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图书馆界与学界对于古舆图与近代地图的编目著录，尚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深入的前例研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的编目也可以说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正是我们考虑到了、或在实际编纂工作中遇到了以上的诸多困难，因此，编纂团队会同国内地图学史等专业的专家经过数年的分析与探讨，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著录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书的《编例》细则。按此《编例》，在分类编排上，我们首先将著录地图的对象城市，依照其所属行政区层级，并以我国最新的行政区划排列顺序予以区分排列；然后，再将同一城市的多种地图著录条目，按成图年代、国别或语种别依次加以编排。这样的编排，既符合研究者以城市为主题的专题图检索要求，又能反映同一城市的各种地图所具有的成图时间、国别与语种这样一些基本地图特性，便于今后对此类地图深入研究与分析的开展。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近代城市地图极具史料价值。那么在编纂提要目录的时候，您和各位编委、编纂人员侧重于记录哪些方面的信息？

钟翀：《总目提要》记录的信息，按上述《编例》，将包括详细著录的条目式编目、简要著录的表格式编目两种形式。其中条目式编目为本书的主编目，其中又包含了编号、城市、图名、测绘信息、印制及出版、载体形态、比例尺、收藏者或出处、附说这9个文字著录项及该条目著录地图的小插图，合计10个项目。

从著录项的情况来看，除了为编排顺序而设立的“编号项”、作为基本著录内容的地图“图名项”及著录地图的对象——“城市项”之外，本书侧重于从历史地图学角度开展对此类地图的绘制者、成图年代、测绘技术、图幅、比例尺、印刷形式等基本参数的详细整理，并通过“收藏者或出处”“附说”等项，对其中一些绘制者或成图年代存疑的地图进行重新考订，对与此类地图的测绘与印刷、测绘技术源流与地图的流传史，真伪判定等相关的事项进行慎重分析。另外，作为本书的一大特色，根据地图文献的特点，本目录对条目式编目的每一种著录地图，均配以对应地图的全彩图像，以便于阅读者清晰、直观地了解所著录地图的图像原貌、并有助于研究者的快速检索与比对研究。

澎湃新闻：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的数量浩如烟海，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和传承谱系？

钟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历史上流传的地图存在大量辗转传抄、因袭沿用的情况，因此历史地图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辨析底图与后来编绘图的传承关系。就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而言，我尚未开展很系统的分析，关于《总目提要》所收地图在国别来源上的趋势，自前近代以来，西方实测地图在中国的流传，大致经历了早期传教士与地理学者所绘图、前近代荷西葡等国殖民者绘制图、近代初期前后的英法等国军事机构测绘图、开埠后列强及其在华机构测绘图、近代以来外国商社及文旅机构测绘图等几个阶段。这些不同类型的地图，各有其鲜明的测绘学和地图学特征与时代特色，比如早期图具有利用中国传统舆图并加以编绘的特点，近代初期前后的英法等国海军部门测绘图则有十分明确的制图动机和测绘规范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整理、还原其真实的测制历史与传承谱系。

澎湃新闻：外国绘制的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对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和舆图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钟翀：近代以来外国所绘地图对我国城市地图的测绘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外国实测地图进入中国后，虽然没有马上对传统的景观式舆图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到了康熙年间，由在华传教士和郎世宁等人绘制或监制的《皇城宫殿衙署图》和《京城全图》，已经受到了西洋近代测绘技术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以及之后，外国测绘机构在沿江沿海的口岸和大都市绘制了一些城市地图。在所谓“同光中兴”时期，受到西洋实测图的刺激和地方都市近代化的起步，本邦人士的地图绘制进入新阶段。以是否运用近代实测地图技术与否来划分，这一时期本邦人士绘制的地图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早期实测型城市地图，区别于庚子辛丑之后实测地而言；二是近代改良型城市地图，即一类渊源于本地传统地图，受到西方实测地图的影响，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较大改良的地图。其中一些本地人士制图较多的地区，通过近代印刷手段，逐渐形成了地图的系统以及不同地图系统之间的换代。之后，以1886年编纂《大清会典舆图》为契机，近代测绘技术进一步扩散，各地训练了一批掌握实测技术的专业制图人员。而在庚辛乱后，军事机构主导的测绘活动大范围开展。许多新办军校甚至专门的测绘学校在这一时期都绘制了不少实测城市地图。这类实测地图一经出版就被用作了民间城市地图的底图，并在十年内迅速取代了原先的地图系统，比如南京的《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系对《江宁省城图》系的替代、太原的《山西省城全图》系对《山西省城街道暨附近坛庙村庄图》的替代等。这类城市地图还直接刺激了其他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开始绘制新式城市地图，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地图测绘的近代化。可见，1905年前后是我国实现近代地图向现代地图转型的重要转折点。总之，我国传统的城市绘画地图正是受到西方近代制图技术的刺激，逐渐完成了向近代实测城市地图的过渡，并于20世纪初实现了历史学的转变。

澎湃新闻：近年来地图学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借助地图学和地图研究，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学术目标？您能否以在《总目提要》中举一些例子简单说明一下？

钟翀：近年来历史地图学研究在我国的历史地理、景观史与图像史等学界形成一股热潮，古舆图和近代地图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仅就我们编纂《总目提要》的经验来看，若以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为例，其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3个方面。

其一，较之中国传统山水画式舆图和方志地图，外国所绘近代实测城市地图所反映的地物内容，无论是丰富程度还是精确程度都有了质的飞跃，这就使具体的城市空间结构复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为可能。加之，外国人在中国实测城市图的绘制，实为我国城市地图近代化之开端，曾经对中国人的城市地图绘制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就我国城市地图史研究而言，也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

例如，拿上海来说，虽然现存最早的城市古绘图出现在明嘉靖年间，此后也有不少表现比较详细的传统版刻城市图，但真正具备实测性、高精度的城市地图，则出现在近代以后的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以英国人的实测为基础，绘制出了精确到地块的大比例尺实测城市地籍图，此类地图的出现，对于我们了解这座城市的空间演变来说，在图像资料上是一次飞跃性的提升。

同时代传统版刻图与西方近代实测图的对比,左为1871年同治《上海县志》所收《上海县城图》，右为1861年英国海军制图室所刊《上海城市及外国租界图》

其二，对我国许多拥有千百年筑城历史的传统城市而言，近代以来，城垣、城濠的拆除和填埋，促使传统城市摆脱了城市与郊野的阻隔，促进了城市建成区的拓展，城市功能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铁道、电车、公共汽车、电线等近代物质文明都最先出现在城市里。产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近代实测城市地图，既可显示传统城市在近代化转型之前的城镇原貌，又可提供近代化剧变之中城市发展的即时信息，构成了独立于一般影像与文字档案之外的不可替代的一类图像资料。

《台湾府城街道全图》

例如，现存台南最早的近代实测城市地图为《台湾府城街道全图》，该图系清末台湾牡丹社事件期间，由沈葆桢于1874-1875年间遣派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法国籍顾问日意格等二人、指导学堂法语班艺生魏瀚等6人测绘。该图对城墙、城门及街道测绘尤为详细精确，图中绘出了自1791年完工后的三合土城的城市格局；绘者既对官署、兵营、文庙等官方机构和寺观、会馆等公共机构作了准确标示，也对部分外国机构如西班牙传教士所建天主教堂、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建医馆等作出清晰标注。这幅地图的比例尺是1:5000，如此大比例的实测地图为此前所未见，对于台南传统城市的精确复原以及近代化转型等研究来说，毫无疑问，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其三，外国人绘制的近代中国城市地图内容上的取舍，反映出外国人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独特且又客观的审视视角，并且，由于此类城市地图大多是基于近代实测，虽然资料的精粗不一，但从研究时段上看，不仅可与反映古代城市面貌的传统文献记录、古地图以及考古发掘复原图等资料相衔接，而且还能填补上述表现古代城市的资料与现代城市地图、航空及卫星影像照片等表现现代城市的资料之间的时间缺环。加之由于在近代历史大变局之下外国人所具有的独特视角，这一时期他们也绘制了一些我国向来不太关注的中小城镇地图（如新疆的莎车、云南的蒙自、广西的龙州等等），因而对于复原我国城市的历史平面格局、考察城市近代化和当代城市化及其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趋势，乃至运用城市地理学分析预测未来城市社会问题等研究而言，都具有多层次的利用价值和现实的社会意义。

莎车图

龙州图

蒙自图

澎湃新闻：除地图学之外，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考古也是当前的一个学术热点。本书的出版对城市历史地理学等领域有哪些具体的助益？

钟翀：这个问题，除了我刚才谈到了有关历史地图学研究的几点外还有一方面，就是与历史影像资料相比，地图对于功能建筑与地理要素的选择性表达，显现出绘图者对于城市功能、性质的综合认识。就目前来说，国内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在资料更新、创新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较为滞后，缺乏大比例尺的精准分析，并且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倾向等问题。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而言，若能以大比例尺的实测地图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与分析底图，通过绘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城市地图的精确比对，配合实地勘察，细致分析城市中不同特质的地块和形态区域等组分，就有可能推演并还原传统城市中某些较为清晰的历史构造（例如坊、子城等特定的历史地物），并从中发现值得保存的历史街区与历史景观。而在这方面，本书著录的外国所绘城市地图可以成为有力的研究工具。这些外国所绘实测地图不仅即时、精确地表现了某一时间断面上城市的形态与功能结构，如城垣、子城、城内街巷与水系、官司机构、市场、庙宇等等，弥补我国古代传统舆图形象画法的模糊性缺陷；而且由于外国人在中国绘制实测城市地图时，一般都怀有明确的目的性，往往能够在传统中国旧城之外标明新辟地界、马路系统与近代功能设施，如租界、外国领事馆、洋行、规划街道、外国人居住区、火车站、电车路线、码头、海关、警署、电报局、邮政局、学校、教堂等等，这些近代城市功能设施是传统中国旧城所没有的。因此，利用此类地图，就可以对比中国传统旧城与新建城区在选址、城市形态、街道、功能建筑空间分布之不同，从而为深入探索我国城市历史形态的演化、尤其是近代城市功能结构的变革，提供极为重要的基础地图资料。

《最新青岛市街一览图》局部，红色为城市公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