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如何推动国共建立统一战线

在整个1937年的上半年，斯大林不懈地致力于一个目标：使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式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这自然需要一大笔钱。在设法向中国共产党转移大笔资金的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吝啬。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卷入了共产国际的秘密资金运作。她开始以“苏西夫人”的名义充当共产国际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大额资金的中间人。比如，1936年11月，在收到毛泽东写给她的一封言及中共的财政困难的信之后，她就帮助共产国际代表通过共产党人潘汉年提供的渠道，汇给中共五万美元。一封日期标明是1936年1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通知收报人说，已经决定为中共提供价值约5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有意把这笔援助中的第一笔资金15万美元转给在上海的潘汉年，时间是11月底，中间人还是宋庆龄。1937年3月初，莫斯科答应把当年给中共的财政援助增加到160万美元。如果加上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五万美元的资金，共产国际在1937年给中共的援助总额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蒋经国的转变：父亲还是父亲，不再是“刽子手”

1937年3月10日，斯大林命令季米特洛夫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召回莫斯科。出于政治原因，后者当时被流放在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斯大林认为，蒋经国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可能说服蒋介石认识到，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因此决定把小蒋送还他的父亲。

蒋介石的儿子到乌拉尔也不是偶然的。1925年他到苏联的时候还是个16岁的青年，当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正在高涨。他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学习，他的化名是尼古拉·弗拉基米尔·叶利扎罗夫。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由于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转变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党交给他一些重要的任务，让他加入了中国劳动者大学墙报《红墙》的编辑委员会。1927年4月，他对在上海发动的政变是如此的震惊，以致他在大学的集会上同自己的“刽子手”父亲断绝了关系。他称自己的父亲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后来他还说了更多类似的话。蒋经国是首批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中国大学生之一，他在这一组织中表现非常积极。但是在这一组织于1927年11月被摧毁之后，他同反对派断然决裂了：用他的化名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的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我们积极拥戴托洛茨基的活动感到恐惧”。在一些同学的建议下，蒋经国写了一份同托洛茨基主义者决裂的正式声明。

1927年底从中国劳动者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安排到了列宁格勒的Н. Г.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科学院。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同年轻的妻子、冯玉祥的女儿冯弗能离婚，他们是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婚的。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冯元帅也是“血腥的刽子手”。如我们所知，1927年6月，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冯元帅也破裂了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蒋经国的妻子丝毫不懂政治，也不愿谴责父亲。后来，在1928年5月25日，她同自己的哥哥（顺便说一句，他也曾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冯洪国以及自己的妹妹冯弗发（兄妹俩都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化名分别是索比诺夫和索比诺娃）回到中国。

蒋经国则继续在军事政治科学院学习。1930年，在从军事政治科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莫斯科的狄纳莫工厂当了一段时间的钳工，然后参加了集体化运动。1930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作为当时被党派去加强集体农庄建设的九千名党员中的一份子，他在1931年5月到11月担任莫斯科州科罗温村“十月革命”集体农庄主席。在此之后，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10月他再次去学习，这次是到列宁国际学校读研究生。1932年他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一机械车间的主任助理。1934年，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七岁的金发俄国女郎、共青团员芳娜•瓦哈丽娃。这名姑娘当时是这家工厂的一名车工。1935年初，他们结婚了，当时蒋经国已经是工厂的厂报《重型机械报》的一名副编辑。一年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小孩埃里克。1937年年初，蒋经国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组织部副主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1937年初春，斯大林想起了他。蒋经国同芳娜一起被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会见了他，蒋经国发誓将坚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7年3月28日，在返回中国的途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我在途中，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您的所有指示都会得到执行。”

但是，在返回中国后不久，他的布尔什维克幻想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斯大林在他身上打错了算盘，就像在他父亲身上打错了算盘一样。叶利扎罗夫不再履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中国反动派的血腥的刽子手”一下子变成了他所热爱的父亲。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到了江西省，担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骨肉团聚了，儿子从俄国回来了。离散了12年，现在先辈们可以安心了”。后来，蒋经国在父亲的支持下飞黄腾达，在1975年父亲死后继承了他的职位。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背弃了青年时的理想？谁知道呢？或许，他的一名传记作者В. П.加利茨基的说法是对的：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对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早就感到失望了，他不过是在利用斯大林指派的任务，趁机逃离俄国。

因此，国共两党的协议并不是由蒋经国的回国所推动的，而是由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所促成的。

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是如何建立的？

1937年春，日本加快了其在北平附近的兵力集结，且其驻军离北平只有几公里。这才是蒋介石于三月下旬在杭州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潘汉年进行面对面的谈判的真正原因。双方协定：中共保留对其武装力量的控制，兵员限额为三个师，计四万多人；共产党人将同以往一样控制着他们所盘踞的地区的政府，同时也将接受来自南京的命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四月初批准了这个谈判结果。

1937年4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德米特里·博格莫洛夫进行了秘密会谈。作为他与共产党人结盟的交换条件，蒋想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一纸向国民党提供军事物质的协定。与此同时，强烈的报复心驱使蒋罢黜了曾参与逮捕他的“西安的密谋者”之一杨虎城，解除了杨虎城对第十七路军的指挥权。蒋命令杨出国“游学”。

5月29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出的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抵达延安开始访问。在欢迎他们的招待会上，毛泽东说：“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应国民党代表团团长的建议，林伯渠和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要人一起象征性地祭拜了位于延安以南二百里的黄帝陵。林这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曾是孙中山的老同事。黄帝是传说中的古代中国的统治者。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扫去了墓碑上的尘土，此举象征着这两个敌对政党之间矛盾的从此消除。毛非常满意，他说：“现在我看到了希望”。

这个代表团的来访标志着国共冲突的结束。6月8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再次举行了直接谈判。这一次的谈判地点是江西省的度假胜地庐山。林伯渠和博古也参加了谈判。会谈一直持续到6月15日。谈判是成功的：双方达成了结束内战的协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一致接受为两党合作的基础。

但是，一直要到1937年7月7日中日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之后，抗日统一战线才最终建立起来。此举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上海的轰炸。

上海是蒋介石的经济利益的中心所在，也是英美投资者利益的焦点。对上海的轰炸始于8月13日，几天后，也就是8月22日，被日本人逼得无处可退的这位最高统帅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条约中承诺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布了一个命令：将红军纳入他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工农红军被改名为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115师，师长是林彪；120师，师长是贺龙；129师，师长是刘伯承。朱德被任命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他的副手。不久，名为“中华民国特别边区”的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正式承认，此前它的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边区管辖范围包括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的十八个地区。蒋介石任命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前任是博古，而博古现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月后的9月22日，中共发表声明，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第二天，蒋介石关于建立一个容纳全国所有政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讲话被公之于众。斯大林有理由庆祝自己的胜利：至少在形式上，在抗日斗争中的中国已经团结起来了，日本侵略苏联的可能性由此大大减少。

蒋介石、毛泽东互不信任

真正的统一还远远谈不上。问题的症结在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不信任。

按照毛泽东的理解，这个政策最终是与共产国际早先提出的所谓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密不可分的，尽管两者间的关系有点模糊不清。毛的出发点是斯大林本人早在1926年11月末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就已提出的一个老命题，其内容是对列宁关于东方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的“社会主义阐释”，其实这个所谓列宁的思想纯属虚构。共产国际内外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这个思想。

斯大林的观点基于他的如下信念：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迟早会投向反动营垒，因而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里。在后者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将在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一专政又将不可避免地打开“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过渡的大门。1928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批准了这个将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观点。大会宣称，这将是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和反帝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结果。

毛泽东无条件地信奉这个理论，此前几年他就曾试图将这个理论付诸实施。就此而言，在他看来，与国民党、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一场新游戏并不代表在中国革命的观念基础方面任何意义上的质的变化。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暂时的迂回曲折改变不了中国未来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对于中共来说，中国革命的前途依旧是“非资本主义的，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义的”。在1937年5月初于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

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

他在各种场合对那年夏天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重申了同样的意思。例如，在六月下旬与一组美国人的会谈中，他强调说：

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列宁规划革命问题的方式。……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创造了通过战争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几天后，在与海伦·福斯特·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了类似的话：

中国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我们同时也认为，使中国革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可能的。……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在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这场革命将通过转变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庆祝它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相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在上面说的这些观点与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的分析是一致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宣称，地主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指责他们“与帝国主义有重要联系”。接着他明确无误地暗示，不应该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土地都有着特殊联系”。

这个看法与延安的其他几位领导人的观点不同。比如，周恩来认为，在现阶段有可能建立的，是一种“民族民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工人阶级和农民并不是领导阶级，只不过将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制度将会把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地主团结在一起。这也是张国焘的基本观点。

在怎样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不同的中共领导人所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不仅不想打阵地战，而且对这位最高统帅领导下的任何一种抗击日本的常规的或机动的战争形式，一般说来都不感兴趣。

诚然，他并不拒绝援助“友军”，但是在他看来，八路军能打的和应该打的，只能是在日本人后方进行的、且独立于国民党的纯粹的游击战，或者说是具有运动－游击性质的军事行动（他称其为“麻雀”战），这样才能“握有主动权”。他认为这种战争方式“更自由，更灵活，也更有效”。他还坚持，只能把百分之七十五的前红军主力部队派去打日军，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部队应留在边区，以防备蒋介石可能发动的攻击。不用说，蒋不可能知道这个比例。在这个问题上，洛甫再次成为毛的主要盟友：他完全支持毛的观点。

（本文选自[俄]亚历山大.V.潘佐夫 著，卿文辉、崔海智、周益跃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