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康有为究竟有没有领导“公车上书”

【编者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等人为救亡图存，发起戊戌变法。在此过程中，“公车上书”与“衣带诏”成为康有为彰显自己政治贡献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人们关于这两个事件的认识主要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宣传。但历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则呈现出与康梁所述不同的过程。事实究竟如何？康梁是否在说谎？澎湃新闻选择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摘编介绍，以飨读者。

康梁之说：“公车上书”和“衣带诏”

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以下简称《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康有为对“公车上书”的说法是，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三月二十日他知晓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意识到国家危亡在即，于是组织“公车上书”。随后，在松筠庵聚集十八省共一千二百余举人，共商上书拒和之事。康有为以为“士气可用”，以“一昼二夜”写就“万言书”，一千两百余名举人签名。此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四月八日，康有为等至都察院请其代为呈递。但都察院以议和已经“用宝”为由，决绝了此次上书。以后通行的关于“公车上书”的说法，基本沿用康有为的论述。（按此“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

梁启超著，张品兴等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变法通议•戊戌政变记》，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梁启超对“衣带诏”的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七月光绪帝感到新政的推行遭到慈禧太后的阻碍，并且慈禧有废掉甚至杀掉自己的可能。光绪于七月二十八日赐杨锐密诏一份。其中心思想是，光绪因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等顽固势力所不容，恐皇位有失，要康有为等速速设法相救。八月初二日，光绪又令林旭带出专给康有为一人之密诏，内有“迅速外出……将来更效驱驰，共建大业”等文字。康有为等见密诏，即商量对策，并联络袁世凯请其带兵进京护驾，而政变正由袁氏之告密而发作。（按后来康有为等所宣传的“衣带诏”主要指八月初二的第二份密诏。）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

作者将《年谱》与康有为所作之《公车上书记》及相关史料进行比照，指出《公车上书提名》的六百余人与《年谱》所言之一千两百余人不合。《公车上书记》序文说此“万言书”原定四月初十日呈递，而后“议竟中寝”。也就是说，此“公车上书”并未去上。那又何来《年谱》所说都察院拒绝代呈之说呢？

《年谱》中说议和条约四月八日已经“用宝”也与《翁同龢日记》所言之四月九日“用宝”相矛盾。都察院对于康有为所写“万言书”之外的其他多次拒和上书，其中包括梁启超等人签名的上书在四月八日前后均给予代呈，这也使得康有为所言之都察院拒绝代呈缺乏说服力。所以，黄氏认为《年谱》关于“公车上书”之说不可轻信。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按下文称茅先生论文为《考证补》）

这篇考证是在黄彰健、孔祥吉、姜鸣、汪叔子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的。对于前人研究中所提出的拒和上书人次，作者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与相关史料做了详细的考证与统计。

据作者统计，“从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两个多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其中，举人们有1500余人次单独上书，135人次参与了官员们组织的上书。从这些上书的分析中，作者认为上书拒和的主力并非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吏，反对拒和者却寥寥无几。康有为所说的上书风险与这样声势浩大的上书拒和规模十分矛盾。那么，康有为所极力自夸的政治勇气与领导地位很难成立。

对于康有为所说的都察院拒绝代为呈递，更是缺乏说服力。因为史料证明都察院并未阻碍举人们的上书，本文指出，“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15件！”关于都察院是否收康有为所说的万言书的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综上，作者认为有两个“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二）》，《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按下文称房先生论文为《献疑》）

这两篇文章对茅海建上述结论提出商榷。作者认为茅氏《考证补》的考证包含许多推测和预设，而且对反证材料的分析不足，“其结论有片面性”。

首先，作者根据《翁同龢日记》等相关史料，证明翁同龢等京官没有策动一起公车上书。

其次，作者比照分析《年谱》、《公车上书记》及相关史料认为：“康有为不仅是乙未年（即1895年）公车上书的鼓动者，而且还是18 省举人联合上书的倡议者、主持者、上书起草人。”

再次，关于康有为是否将“万言书”呈递到都察院与都察院是否拒绝代呈的问题，由于没有充分的直接史料，作者运用间接史料推断康有为可能到都察院请其代呈“万言书”而后者拒绝。

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针对房德邻的《献疑》，茅海建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之《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参照相关史料再加论证，坚持自己《考证补》中的观点。

“衣带诏”是伪造的？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

首先，作者根据光绪与慈禧见面的日期论证出，梁氏《戊戌政变记》所言之七月二十八日密诏事实为七月三十日。因为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并未去见慈禧，所以也就不可能因其与慈禧的言语、政见冲突而给杨锐密诏。据七月末几天的奏折，光绪于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而之前的一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见了慈禧，后者不能容忍光绪等“太过”的新政，故七月三十日光绪下密诏给杨锐寻求解决之道。

其次，关于光绪下给杨锐密诏的内容。作者根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罗惇曧《宾退随笔》、康有为《康南海墨迹》等相关史料，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杨锐七月三十日所接受的密诏有重要篡改。如此密诏由光绪赐给杨锐，则其中的“汝”应指杨锐，但是却在《戊戌政变记》中成了“汝康有为”。也就是说，康梁等篡改此诏是为了提高康有为在其中的地位。

再次，关于八月初二日密诏。作者考察了康有为《奉召求救文》、王照笔谈等史料，确认林旭带出了密诏。密诏原文现今不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大肆宣传的光绪令其求救于外国的旨意为康氏伪造。

综上所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这两份密诏均被康有为等篡改，尤其是被其称为“衣带诏”的第二份伪造成分更大。

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关于第一份密诏。本文考察了杨锐之子缴给都察院的此诏、1898年《新闻报》登载此诏、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康南海墨迹》等诸多史料，寻其变化脉络。

本文指出“杨本”与“康本”主要的区别有两点：第一，“杨本”只说变法危机，嘱托军机四卿设法解决又不拂慈禧“圣意”；“康本”则强调“朕位几不保”、“设法相救”。第二，“杨本”的“尔”指杨锐；“康本”的“汝”专指康有为本人。

关于第二份密诏。本文比较了《新闻报》、《台湾日日新报》、《康南海遗墨》、《奉召求救文》等史料，指出初刊密诏没有的“国求救”实为康有为后来所加，“共建大业”也不可靠。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版

本文在黄彰健、汤志钧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两份密诏进行进一步考察。

关于七月三十日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据作者分析，此诏反映了光绪与慈禧在戊戌维新中的政见之争。光绪帝想设立懋勤殿作为议政机构并想让康有为等人主持其事，以推行新政。慈禧则强烈反对重用康有为，也反对光绪作为越出权限，否则皇位“不能保”。光绪希望杨锐等人商量对策，既能“全变”又不拂慈禧“圣意”。但康有为等人日后对此诏进行了篡改，此点上茅海建观点与上述汤志钧基本一致。

关于八月二日密诏。作者认为，可能林旭所传达的是光绪口谕而无所谓第二道密诏。原因是光绪在当日即明发上谕，令康有为离京到上海办报，并强调“毋得迁延观望”。光绪为何发这道明谕呢？作者分析，这道催促康有为迅速离京的明谕，实际是给慈禧看的。因为慈禧已经容不下康有为了，她不想让康有为对光绪的影响力超过她自己。口谕可能是为了向康有为解释令其离京到上海的原因。所以，康有为等人后来所谓的“衣带诏”是康有为伪造的。

马勇：《康有为“衣带诏”缘起及演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本文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衣带诏”的历史脉络。

首先，“衣带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清廷没有明确说“衣带诏”是伪造，康有为虽然坚持“衣带诏”为真，但是说不清楚它的来历。

其次，关于七月三十日密诏。由于光绪皇帝将满族大臣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堂官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哭诉。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去颐和园见慈禧，慈禧劝光绪不要轻易罢黜老迈昏庸的满族大臣而重用年轻汉人。光绪为自己辩解则引起慈禧的愤怒，说他为左右小人所惑。

与之前学者不同的是，作者认为光绪并没有向慈禧说懋勤殿之事。光绪感到他与慈禧的矛盾，就请杨锐调解，但杨锐不便参与皇族内部事务。为了让杨锐放心，于是光绪赐密诏给他。这份密诏康有为、梁启超等并未看到，所以以后他们对此诏的误读并非有意篡改。

再次，关于八月二日的明谕与口谕。杨锐向光绪建议新政不可操之过急，更要警惕康有为的激进想法，最好让其离京。这就有了八月初二光绪明发上谕令康有为离京到上海办报之事。马勇认为，可能是考虑到明谕未必能促使康有为迅速离京，光绪发明谕的当天召见林旭，二人达成共识，即为克服目前局面，康有为必须迅速离京。于是，光绪令林旭到康有为处传达此意。

最后，口谕如何成了“衣带诏”？作者推测，康有为根据光绪与林旭的会面有可能认为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光绪有危险。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康有为将口谕认作光绪求救的“衣带诏”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宣传的“衣带诏”虽然有文字的变化，但却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