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郜艳敏的去与留

谁来决定郜艳敏该去该留？

7月28日，一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旧报道被网友翻出，引发巨大争议。河南姑娘郜艳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21年前，18岁的河南打工妹郜艳敏被人以介绍工作哄骗，落入两个女人贩子圈套，后被转卖、凌辱，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卖给了一个比她大6岁的不识字的羊倌。她曾多次自杀、逃跑，但都没有成功。根据那篇报道，“因为她是村子里学历最高的人——初中毕业，她成了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因为孩子们渴望的眼睛，她选择留在了带给她痛苦和屈辱的异地他乡。”2006年，郜艳敏被评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又过了三年，郜艳敏的经历被拍成了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

7月29日上午，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发微博称，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已部署当地警方调查。

大批媒体迅速赶到下岸村。随着一篇篇最新报道的发布，事件不断在发酵。7月30日下午，河北省曲阳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向媒体公布了一份签有郜艳敏名字的手书声明，声明称：“现在我想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伤害”。郜艳敏随后还向媒体亲口表示：“我是个受害者，肯定受了很多磨难”，“但是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又要来揭我的伤疤。”

至此，网络舆论形成了两派鲜明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尊重郜艳敏的个人选择。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作家绿妖，她在微博撰文指出：没有一种主义应该大过生活。现在舆论汹汹，一定要她接受民众“开明”的价值观，离开家庭，恢复自由，这是否是用“开明”的价值观携裹她的生活？她要过平静的生活，开明人士是不满意的，舆论要强行拯救她，但是郜艳敏不需要，她早已救出了自己。

她还建议，可以帮郜艳敏走出大山跟同行交流、参加培训学习。到时如果她想过另一种生活，那是她的选择。“我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说过一句：不要拿走对方的保护机制，如果你不能给她一个更好的替代。”

另一派则认为极端情形下的“个人选择”根本不是真正的选择，无论如何都应解救郜艳敏。代表人物为香港作家廖伟棠，他在微博表示理解绿妖尊重郜艳敏的那种急切心情，但指出了绿妖忽略了：1、她的“平静生活”是基于对全村的屈服，如果她稍有越轨就会失去，不是我们令她失去的。2、她如果通过回到恶村教育下一代实现了自我价值，藏在这实现背后的是她必须继续忍受“丈夫”的暴力，承担该“家”的全部压力，其“婆婆”的话（请求她不要走）才是真正的道德绑架。

廖伟棠呼吁：不强制解救郜艳敏，严惩买卖人口，将来还会有一千个一万个郜艳敏，每一个未能保护自己不被拐卖的女性都有可能沦落她的命运，包括你的女儿、妻子，你们的一生就毁了。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不要以为不可能。他强调，要严惩的不是她，是那个所谓丈夫实为强奸禁锢犯的男人。“你以为她真的甘心跟t过一辈子吗？你以为她女儿将来的命运会好吗？解救她，让女儿跟她离开，公益组织给予帮助，她们完全可以摆脱这个可怕的村庄。”

知名女权人士吕频的态度这一次显得相当冷静。她在微博表示，相信女权组织很希望能为郜艳敏做些事。“但一个成年人怎么生活，不是他人可以代办的。总的来说，除了惩罚人贩，我认为目前此个案已经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在“拯救她的人生”和”绝望“之间，她认为可以找点多少能干的——访谈披露县委宣传部强制郜艳敏写声明，或许可以给该宣传部打电话提醒下不能这么干。

王军：“首都计划”和“梁陈方案”能为北京的城市规划提供什么思考？

王军和他的新书《历史的峡口》。

近期，通州被确定为北京的行政副中心。这意味着，经过良久的博弈和讨论，一场京津冀一体化的规划，开始无限接近实施。

首都应该怎么建？我国城市规划的理念有过怎样的变迁？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腾讯文化本周发布了对王军的采访。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长期关注中国城市规划问题，曾用10年写成代表作《城记》。新近出版的《历史的峡口》，继续钩沉历史，思考中国社会转型中城市化的相关问题。

王军看待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是：公私之间利益关系的转型和公权力治理模式的转型。哪个地方的公权提供的服务越多，哪个地方的私权就会“增值”。公共财政因此获得更多的收入，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而城市税收通常有两种模式。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的财政要供应整个首都地区的公共服务。因为现在城市的税收主要靠增值税，所以它必须要把经济规模做大。经济规模做大，人口、污染、资源消耗的问题都出现了。而西方国家的城市税收主要靠不动产税，因不动产获得社会增值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公共服务直接产生财政收入。

谈到具体的首都城市规划，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次尝试，都曾引发激烈争论。而技术和权力的博弈往往以后者胜出告终。

一次是民国时期的南京。蒋介石希望在老城内的明故宫建中央政治区，“居中而治”。对立面是孙科领衔的“首都计划”班底，主张在老城之外建中央政治区，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体系。孙的班底里有位重要顾问，美国人茂飞，曾设计过金陵女子大学、清华大学大礼堂和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茂飞做“首都计划”，一直考虑把他推崇的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继承创新，而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他甚至做出了“城墙上跑汽车”的环形大道方案，以此来说明城墙还是有用的，应该保留。

但最后“首都计划”失败了。蒋介石做了批示，坚持把中央政治区摆在明故宫。王军评价该方案就是居“中正之位”，变成一个单中心的结构。“这样规划一个几万、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城没问题，但要规划一个百万、千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结构就太脆弱了。为什么后来北京、莫斯科、首尔、东京都出了问题？就是因为那么大的城市，居然是单中心的——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区，郊区都是睡城。”

另一次争论就是1949年建国初期，规划新北京的“梁陈方案”和苏联模式之争。最后未被采用的“梁陈方案”，其精髓在王军看来就是要促进城市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要平衡，不把就业集中在一个点上。如果把中央政治区这么大一块的用地全集中在故宫周围，就会导致大规模拆迁，建设成本非常高；同时如果把就业集中在这个点上，大量的人到外面睡觉、进城办公，就会形成交通拥堵。这正是北京的现状。

面对当前状况怎么办？王军同意吴良镛观点：现在就必须抓紧机会调整北京的城市结构。吴提出“畿辅新区”方案，就是在大兴南部建设北京的新机场，建成后每天带来30到40万的客流量，相当于北京每天办一次世博会。这么多客流如果涌入市中心，必将加剧市中心的紧张。吴先生就想有一个畿辅新区，把一些中央机构对外服务的窗口部门集中在那里办公。全国各地的人跑这里办完公之后，就没有必要来回地进出城。同时这个地方又能依托新机场的建设，构成京津冀三个区域的一个结合部，比较均衡地向这三个区域释放能量。

王军在访谈中还强调，首都城市的功能定位很重要。梁思成当时认为北京就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就够了，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经济项目。美国华盛顿也是这样。

而现在北京虽然一直说自己不是经济中心，但它也必须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没有这个中心，它的财政就没法保障，公共服务就没法保障。于是，功能就膨胀了，机会全在这里聚集，人口也就来了。“现在要让北京瘦身，把很多功能拿出去，等于把一些收入也拿出去了，你剩下的收入能不能保证维持整个首都地区的公共服务？”

所以王军认为，现在中央部署的房地产税改革非常重要。以不动产税为城市税收的核心后，首都不需要那么多经济项目，就能够维持财政。

秦晖对谈刘仲敬：日俄对中国近代化起了灾难性作用

刘仲敬（左），秦晖（右）。

秦晖和刘仲敬，两位历史学者在共识网的对谈，本周发布了最新一期。本期话题聚焦于清末民初那段历史。

秦晖开场就指出，日本和俄国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灾难性作用还不在于他们侵略了中国，夺取了中国多少土地，而在于他们把西方的两种资源都给扭曲了：俄国把社会主义给扭曲了，日本把自由主义给扭曲了。

在他看来，日本的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祖。日本自由主义一大突出特点就是以福泽谕吉的学说为代表，是针对小共同体的，即强调人要摆脱藩主、摆脱领主、摆脱小共同体，然后大家都去效忠天皇。福泽谕吉是个忠君主义者，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讲得简单一点是个秦制的爱好者，但同时他又是自由个性理论的创立者。”在中国，章太炎就是这一套的代表，而鲁迅就是他的嫡传弟子，然后就成长起五四的那一大帮主张个性解放的人。可是他们的个性解放和福泽谕吉一样都是针对小共同体的个性解放，都是要反爹反妈，为了救国。可是摆脱了爹妈就变成国家的奴隶了。

秦晖这样总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其实是斯大林主义；而明治维新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自由主义表皮下的军国主义，它其实是送来了一种针对小共同体的那种自由主义，导致了西学和儒学的对立，导致了“五四”时代的那种国家主义和伪个人主义的结合。

在刘仲敬看来，清末民初是一个选择的节点。刚刚离开这个节点时，选择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持续十几年以后，会有路径依赖。而决定你有没有往这条路上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过节点初期的持续不断的小激励是不是足够大。这都会对历史走向产生作用。

秦晖对此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以前有节点，以后可能还会有节点，这个节点不是宿命，不是说一旦迈过节点了，就只能掉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坑里去了。这个偶然性是不均匀分布的。

他认为全世界现在就正在一个节点上，因为现在民主制度在当下面临着一个以往两三百年都没有碰到的考验，或者说是一个挺危险的困境。“有点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很多宪政民主国家都出现了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