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态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有种爱叫“真不爱”

一

二十多岁的时候，写过一篇专栏，题目叫《一个春天早晨的敲门声》。

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已经是右翼政治刊物《新共和》的撰稿人，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幻觉里，希望自己的文字走得更远，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在某个春天的早晨也能听到敲门声。

年复一年的写作，把一个好端端的少年逼成了"著名财经作家"，到今天，写出的书从地板往上垒，已经超过膝盖了，照这个速度，也许挂掉的那一天，真的能"著作等身"。

也是到今天，渐渐意识到，你的文字也许是写给所有人看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欢你的文字，不喜欢你的态度、立场和价值观。

硬币有两面，一面叫"真爱"，另一面叫"真不爱"。

二

海明威在巴黎街头匆匆而行，南美青年博尔赫斯隔着马路，冲他大声喊"大师"，关于这个细节，成名后的博尔赫斯津津乐道地唠叨了无数次。而在夏志清的文学史讲义中，海明威是一个被高估的作家，他的小说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文字"一清如水，多读没有余味"；

博尔赫斯是"真爱"，夏志清是"真不爱"；

25岁时，尼采疯狂痴迷上了56岁的瓦格纳，认为他的音乐代表了"人类美学的高度"，可是在7年后，随着瓦格纳改变音乐风格，尼采与之决裂，称他是"一个狡猾的人，听他的音乐使人致疯"；

25岁的尼采是"真爱"，七年后的他是"真不爱"。

而在后世，对尼采本人的评价，也鲜明地摇摆于天才和疯子之间，有无数的"真爱"和几乎同样数量的"真不爱"。

那天，我压低着帽檐进影院，去看《小时代》。坐在漆黑的空间里，一次次地想站起来走人，然而在四周，不时响起清脆而会心的笑声。在这个影厅里，你分明可以猜测出，哪些角落坐着的是像我这样的误入者，而在哪几个角落里坐着小四粉，那些"梗"是郭同学专门埋给"自己人"的。

很多批评和嘲讽小四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不同。我看过两部《小时代》，还翻阅了《悲伤逆流成河》，我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读他的作品了，对于小四的文字和审美，我是"真不爱"。

三

"吴晓波频道"上线于去年5月，迄今每天平均新增订户约2000人。从第一天起，就有上百个取消关注者，到现在，这个数字"稳定"在500人左右。

在微信订阅号里，关注一个人，需要做两个动作，而取消一个已关注公号，需要做四个动作。按互联网的效率倍减规律，"取关成本"起码是"关注成本"的四倍以上。

当一个人做了四个动作，取消某一个已经发生关系的对象，说明他是经过了理性的思考，那是"真不爱"。

上周末，我写了一篇关于王林的专栏，后来的两天里，订户增加一万多，而取消关注者1500人。新增的一万多订户肯定不全是"真爱"，而取关的一千多人，则肯定是"真不爱"。

这些人比在微博后面留言骂你"傻B"、"猪头"或"走狗"的人更真实，他们用离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不需要你知道，就如同我不需要让小四知道我的"真不爱"。

我爱那些关注了吴晓波频道的人，我们是一伙的。我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你们，我每天在书房里埋头写字，然后静静地等着你们敲响我的门铃。

同时，我也尊重那些离去而不再见的取关者，因为，他们有态度。

四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就是"态度"。

"态度"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有态度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认可什么，反对什么，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以及不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

任何一个"态度"，都有因果和取舍。明确的"态度"，让一个人变得成熟而清晰，从而在芸芸众生中，区隔出不同的社群。

社群之内，因趣味和价值观相似而其乐融融，沟通成本趋近于零；

社群之外，人人形同陌路，事事争吵不休，而无数口水分歧，终无结论。

没有一个社群的人比另一个社群的人更傻，或更聪明，更高尚，或更卑鄙，凡认真思考过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绝的，都不必说服。

"非我族类，虽远必诛"，已是世纪前的僵硬理念，相反于今日，多样性和社群化生存成为时代潮流，非我族类，各自珍重，不必讨好，毋需迎合。

这粒地球之上，政治或经济能否"大同"，我不知道，但是，思想则必须如野花般散漫开放。

那天在知乎上看"神回复"。

问："分手100天了，还没有走出来怎么办？"

答："替换文件永远比删除文件更彻底。"

问的人是"真爱"，回答的人是"真不爱"。

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吴晓波频道”，原标题为《有一种爱叫“真不爱”》。澎湃新闻“翻书党”经授权转载吴晓波频道所有吴晓波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