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区如何形成：两湖为何是华中，华西为何独指四川

事实上，存在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华北”、“华南”概念，是以西岳华山为参照的局部范围言说（张利民《“华北”考》），而目前为人习知的“华北”、“华南”现代大区概念仅有百余年的历史，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在华势力不断拓展，从英语North China、South China衍生而来的舶来品。晚清时人多将之译为“北清”、“南清”，或者“北华”、“南华”。根据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1857—1918年）进行统计：1911年以前，“北清”出现了19次，“南清”出现18次，1912年以后则销声匿迹。该《汇录》还反映出：1907年前后有《南清西报》，1904年前后有《北清新报》。清亡以后，所谓“北清”和“南清”的说法则置换为“华北”与“华南”，可见此类大区概念的“进口”性质。

北清事变，即

八国联军侵华。《北清事变写真帖》出版于一九〇二年，为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日本摄影家小川一真以日本皇室摄影师的身份在北京、天津等地拍摄的历史照片。

华北、华中、华南概念尽管是外来的，但作为实体的区域却扎根于中国的传统区域观念之中。晚清以来，我国体现出一种明确的习惯分区意识：自北向南，以阴山—燕山、秦岭—淮河、南岭为地理界限，划分我国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大区，各大区内均有大河贯穿，北部为黄河流域，中部为长江流域，南部为珠江流域。只是，这一流域分区又受到我国疆域形态的干扰，主要是在清代内地十八省范围内才适用。

“内方区”：脱胎于“内地十八省”中的分区意识

清代“内地十八省”概念是我国历史疆域“内边分野”圈层结构的突出体现，也是一种空间分层的行政管理模式，其以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黔、滇十八省为“内地”，而以外蒙古、西藏为主体的其他地区为“边疆”。所谓“内地”，一般是以汉文化深入程度为衡量标准，以变更其行政管理方式（如建省、改土归流等）为认定标志。受此影响，民国时人也多以蒙、藏乃至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新疆、东三省为“边疆”，而以清前期旧有之十八省为“内地”或“本部”。

清末以来，普遍流行的“内地（本部）十八省”说对我国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由于我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特殊性，中西方对“本部”概念的理解有天壤之别，有些西方学者甚至以中国的“本部”（相对于“藩部”）与西方列强的“本部”（相对于“殖民地”）相提并论。内边分野格局成为西方列强妄图分裂和控制中国边疆的口实。民国时人对此已有所警觉，强调应淡化“内边分野”表达，如陈原《中国地理基础教程》表示：“所谓‘本部十八省’，这种说法是不必要而且不应该的，虽是外国一部分野心的地理学者所赞同，但它的意思无异是说十八省以外其实都不是中国‘本部’，而是‘边裨’之地，这野心是很显然的。”

《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图》

尽管如此，以内地十八省为范围的北、中、南三大区的流域分区意识已然存在。1905年，刘师培编制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将我国分为本部、藩属两大部，本部又分为内地十八省与关东三省、西域三大区。内地十八省内则依据流域，将京、直、鲁、晋、豫、陕、甘七省区纳入黄河流域；以苏、浙、皖、赣、鄂、湘、川、黔八省为长江流域；闽、粤、桂、滇四省为珠江流域。

进入民国，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为北、中、南三大区的意见更为多见。1941年出版的《中国地理读本》指出：“这些区域（内地十八省）都是全国人口集中的中心地区，一向被称为中国的本部或内部，我们经常所说的华北、华中、西北、西南等等就是根据这点来的。其实在地理的位置，并非在中国真正的北部、中央、西北与西南地区。”可见，所谓华北、华中、华南是直接脱胎于我国的三大流域，是在内地十八省范围内使用的方位大区概念（简称“内方区”）。放眼诸多大区概念，早期都具有内方区性质，例如民国时期的“西北”，部分突破了内方区意识，有些认识则又固守内方区传统，导致区域界定非常混乱，远可含蒙古、西藏、新疆，近可包河南、山西，甚至出现了“近西北”、“远西北”、“内西北”、“外西北”等区划认识。

明白了内方区观念的存在，本文开首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正由于此，民国学人张其昀、蒋君章、陈正祥等人都曾提出以中国疆域的地理中心重新界定大区的思路：甘肃武威是中国疆域内真正的地理中心，以此为中心建立坐标，我们目前的西北、西南、东南等大区范围均须重新调整。青海大致处于中国西南部，陕西则处于东南部，而习惯上的“西北”之说均不能成立。所谓西南，也只能涵盖西藏全区、四川与云南的部分地区，贵州则完全不属于西南。而最有资格被称为华中地区的，反而是甘肃省。

民国学人张其昀与胡适（右）在一起

内方区格局下形成的华北、华中、华南流域分区，同样也彰显了西方列强的野心。民国时人就强调：中国本无所谓华北、华中、华南之区分，只是因为西方列强舆论“特别予以发挥”，才逐渐为人所认知，“究其实际，不过别具用心而已”。在西人看来，华北、华中、华南直接对应流域分区中的北部、中部、南部而定名，特别发挥了“华”与“非华”的区别，隐含着将“内地十八省”之外的地区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意图。正如美人斯坦普《中国地理》一方面强调“中国本部包括三大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西江流域，这种基本的地理分区颇好，因其能符合华北、华中及华南的人文分区也”；另一方面则认定蒙、满、藏等地入中国，“显系一种错误”。再如，产生于清末民初西方人之口的“华西”概念，直到今天仍是四川省的代名词，这正是部分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领土于四川以西尚有青、藏地区之明证。

无奈的是，随着日军全面侵华，先后组织以华北、华中、华南为名的日伪机构，华北、华中、华南大区概念更是被频繁使用，人们对其本身蕴涵的“险恶”意图多习焉不察，其也逐渐取代原本的北部、中部、南部概念，渐获地理学界的承认。20世纪40年代以前，以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为界识，大致形成了华北六省（甘陕晋冀豫鲁）、华中七省（苏浙皖赣湘鄂川）、华南五省（闽粤桂滇黔）的大区认知。

倘若抛开西方野心不论，华北、华中、华南的流域分区也有其积极意义。流域分区体现了以流域为基础的东西向经济地理联系的特点。这一经济地理格局与近代陆权向海权的变革相一致，内地经济沿流域向沿海地区靠拢，沿海则通过三大流域向内地辐射，形成“港口—腹地”模式。尽管民国时期的铁路交通（尤其是纵贯南北的平汉路、汉粤路）对这一东西向经济格局有所冲击，但始终不能取代以流域形成的东西向经济发展格局。

现代大区如何形成？

真正导致现代大区发生格局性演变的，则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现代大区的形成，是在抗战时期的三个背景下实现的：

第一，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基于国防战略考虑制定以西南、西北高原为抗战建国根据地的大后方战略，大致以我国地理上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分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为划分依据，强调流域上游高原地带在战略防御中的重要性，有意识地将西部高地省份与东部平原省份在区划上分开。

第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兴起了区域地理研究的思潮。抗战国防建设思路下的地理区划则是区域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1942年，丁骕强调了“地理设计”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最应该在“国防为先”的目标之下，承担起通盘筹划抗战建国使命的人就是地理学家。这一想法与国民政府确立抗战建国大后方的思路是相始终的。

第三，抗战以来，随着日寇逐渐内侵，我国出现了日伪区、国统区等政治区域的实际划分。原本流域分区下的华北（冀鲁豫晋陕甘）、华中（苏浙皖赣鄂湘川）、华南（闽粤桂滇黔），其流域上游高地均属于国民政府可控制范围，而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平原、沿海地区，或为战区，或为日伪统治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在沦陷区内组织了以华北、华中、华南命名的政治、经济等日伪机构。就拿华中来说，1938年3月，日伪政权华中维新政府成立于上海，实际管辖范围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南京、上海二市。尽管日伪所使用的“华中”概念亦指华中七省（苏浙皖赣湘鄂川）范围，意在扩大对华侵略，但依抗战形势的实际发展，日伪统治只有在1944年底才拓展到鄂、湘、桂等省，其地域范围受政治态势影响较大，所谓的华中，实际上并不包括四川省。这一政治分野也成为大区重构的基础。

上述背景，为我国地理区划的重新认识、区域范围界定产生了综合影响。人们从抗战条件下的国防经济建设思路入手，不再单一强调传统流域分区的东西向联系特点，而是更多地参考地形、气候等要素，结合抗战以来的政治、军事实际发展态势，对西南、华中、华南等区域范围进行重新界定。1938年，张其昀《钟山本国地理》在自然地理区划上首次使用华南、华中、华北概念，基于地形的国防考虑，将云贵二省独立划分为“云贵区”，而没有纳入“华南区”。所谓“华南区”，张氏则命名为“岭南区”，包括粤、桂、闽三省，这与流域分区有明显差别，且与今天认定的“华南”大致相同。张氏的区划方案对后世影响较大，为多种地理论著所继承，而抗战后期的华南三省说（粤桂闽）也成为最时髦的华南区划意见。

抗战后期对“华中”的界定，已很少笼统指称长江流域各省，其不仅不包括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且长江下游地区也多划出“华中”范围。“华中四省”（鄂湘赣皖）说成为重要的“华中”范围意见。1944年，黄汲清即表示：所谓华中者，江浙两省因太偏东，而川、黔另成一地理单位，“故华中以鄂、湘、赣三省为主体”，安徽省亦“应置之于华中‘集团’”。同年，黄秉维撰文强调了华中四省具有“崇由外包”、“盆地四布”、“长江中贯”的地理特点，可自成一个自然单元。

1948—1949年间，行将崩溃的国民政府曾于国统区先后设立西北（辖区甘宁青新）、西南（川滇黔康渝）、华中（鄂豫皖赣湘）、东南（苏浙闽台）、华南（桂粤琼）五个军政长官公署。上述各公署首次以军政大区形式明确规范了西南、西北、东南、华中、华南的大区范围，但五公署的存在时间短暂，设置仓促，并未充分发挥其职能，多数属于虚设，对现代大区形成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直接影响则来自于中共方面就国民政府五公署的针对性部署。

1949年解放军进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二野进军西南；三野进军东南；四野进军华中、华南。1948—1954年间，中共中央以此军事部署为基础，设置六大行政区（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管辖区域则与各野战军解放区域相一致，因军事部署和进军路线形成的政区模式其实不乏先例，元初行省与十一道宣慰司构成的江南统治体制即与平宋军事路线高度吻合，其建置原则大体也是“谁攻占的区域谁进行管理”。六大行政区的设置，由此基本确立了现代大区的区域范围。

尽管目前现代大区基本定型，但这些大区的划分事实上仍旧延续了抗战以来的国防区划思维，“带有明显的战时体制性质”，体现的是“国防第一、经济第二”的区划原则。它对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仍造成障碍。尽管目前我国已经为适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多种类型的区划调适，但要真正达到为各省区“松绑”，强化我国流域型区域的横向合作，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划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