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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回顾三十年治学生活: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一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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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陶万物心生累,笔走华年意别裁。
独舞广寒非止境,群山览小仰崔嵬。
相交如水看平淡,未到深流逐浪开。
1978—1981:丁巳时甦戊午才,百墟兴废忍徘徊
我生于1954年,“文革”降临,小学毕业。我没有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惟在市井民间受到自发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熏陶,人生理想尚在蒙昧阶段。1970年代,因偶然机缘参加了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书评小组,参与编辑《图书馆工作》和各种学习和写作。屈指算来,大约是十七岁前后有了读书的自觉,开始了朦胧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的追求。1974年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
时代完成了一个轮回。我从小学毕业生直接进入高等学府,接受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正规教育,走上自觉的治学之路。现在想来,大学给以我很多方面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的彰显。也许并不是所有复旦人都能感受这种气象,但如果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复旦中文系产生了伤痕文学,直接把我引向当代文学批评的道路;其次是复旦拥有贾植芳这样的人生导师,直接引导我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自觉实践;三是复旦的学术气氛鼓励我与李辉合作研究巴金,形成了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这都是在我的人生初步阶段,在复旦大学的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中完成的。这个阶段我仿佛是一只深埋在土中的蛹,生命被裹在天地自然之中,拼命吸吮土里的营养,树根的汁液以及承受阳光雨露的照拂滋润。有良师榜样的前头引路,有志同道合的密友鼓励,青年的人生复又有何求?
大三年级,大约我在前一年《文学评论》上发表巴金研究的文章后,中文系已经考虑我的留校。大四毕业,我起初分配在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当代文学室,不久调到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担任助教。
1982—1989:钧陶万物心生累,笔走华年意别裁
我大学毕业于1982年1月。毕业后就结婚成家,等到2月开学正式工作,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少年失怙,随母亲在贫寒中长大,终于单独挑起家庭之梁,欣欣然不能自已,何况职业理想,时间有闲,妻子勤勉贤惠,老母爱护有加,是年二十八岁,人生开端顺畅。
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陈旧教条土崩瓦解,新锐学说风靡一时,学术新人的大胆探索得到了时代风气的鼓励。我在这八年中主要工作是教书和研究现代文学。且说教学,我毕业后担任了八二级新生班主任,我为他们上过一学期当代文学专题课,组织学生自由讨论。以后,我长期担任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1984年评为讲师,1988年评为副教授,指导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且说研究,留校后与李辉继续合作研究巴金,完成《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我的研究目标转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
1985年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都是繁荣的一年。我参加了由《上海文学》杂志与杭州《西湖》杂志联合举办的杭州会议,会上热烈讨论文学创作的新探索,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寻根思潮都获得赞扬。我在会上的发言后整理为《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一文,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七期。在厦门会议上受到新方法论的刺激,结合文学史的教学经验,撰写《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一文,刊于《复旦学报》1985年5月的第三期。
同年5月由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万寿寺举行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我以此题发言,与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联合发言《论20世纪中国文学》遥相呼应,我们都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寻找和发现20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教训。两个会议引出了我的两篇文章,都是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参照来论述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由此形成我第二个研究系列,连续写出七篇系列论文,编成第二本著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并未完成,我以后陆陆续续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问题,一直延续迄今,该书也不断补充增订,先后有过两次增订本,篇幅越来越厚,内容也越来越多,成为我探索文学史理论的代表著作。
“文革”后,上海的文学理论建设与评论队伍始终是活跃的现象。其核心是《上海文学》的理论版负责人李子云女士,在她的悉心培养下,一批青年评论家聚集在《上海文学》周围,发挥了批评群体的作用。1980年代中期,《上海文论》诞生,又多了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徐俊西先生。1988年徐俊西先生约我与王晓明教授商谈如何办好刊物,由此产生了“重写文学史”的设想。编辑部主任毛时安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三人就“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进行设计组稿。栏目办了一年有半,发表一批观点新颖,不失尖锐的文章,学术界影响益增。
1990—2000:独舞广寒非止境,群山览小仰崔嵬
1993年我评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研究生,并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教学工作如常。
时代要求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实践。一时间风起云涌,泥沙俱下,经济成为一切运动的杠杆和一切事物的标准,社会伦理遭遇根本性颠覆,人文学科迅速边缘化,知识贬值,人心浮动。究其根源,从知识者自身的反省立场看,还是在于长期国家体制束缚下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于世的能力和责任感,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缺乏追问。于是,由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于1993、1994两年蔓延,我参与其间,这是与王晓明教授第二次联袂行为。
这期间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着手建立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还是与李辉、王晓明等朋友联手,相继推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逼近世纪末人文书系》等大型丛书,我把它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理想的实践。
19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领域也在深刻反思,有了与学术界相呼应的同步思考。我很有趣味地追寻当下文学的变幻,努力揭示新的创作的生长点,并且企图从理论上给以解释。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中。重写文学史专栏停止以后,我一直打算写一部由自己独特体会贯穿的20世纪文学史,但是呼吁容易动手难,一旦着手,无数问题纷沓而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禁区凛冽,教条峥嵘,我决定先掉过头来研究五六十年代的当代文学,为此,相继提出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文学史理论探索,扩大研究空间,丰富对那一时期创作的理解。
最后一项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这项工作成绩最少,但在2000年总算完成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论课题。我研究“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与西方先锋文学的对应关系,“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方法比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更具有合理性。这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所作的学术工作。
另,这一阶段中,我的生活发生一点变化,就是有了频繁访学的机会。1988年第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作访问学者。1995年我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1996年第一次去台湾参加百年中国文学研讨会。1998年我任首尔大学访问学者。200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
2001—:相交如水看平淡,未到深流逐浪开
2001年,我受学校委托,接受中文系主任之职。此后八年,我与同事们一起战战兢兢,勉为其难,推行原典精读课程改革,实行民主办系,广引人才建设学科,不遗余力。章先生对我耳提面命,时时教导;王水照先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事事提携;裘锡圭先生率团队加盟复旦,提升了中文学科的学术声誉。中文系风调雨顺蒸蒸日上,2007年,复旦中文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其中甘苦,寸心自知,不足道矣。
2003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委托我接受《上海文学》主编之职。当时刊物面临经济亏损,市场清淡,我感念前任主编周介人先生为刊物生存鞠躬尽瘁,以及本人曾经受惠于《上海文学》,故愿意在刊物困难时期为之尽力。任职三年,力主发扬西部文学精神,引进海外文学联盟机制,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促使文学杂志与文学评论成为上海城市文化标记。
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较多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努力用世界性因素的眼光分析当代重要作品,在阎连科、张炜的小说研究中提出了来自古希腊的恶魔性因素,在莫言、余华小说的分析中引出了拉伯雷的民间狂欢因素,在贾平凹的小说解读中探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因素。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中生代作家集体发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水涨船高,我借了创作的水势,发表了数篇评论,共同参与新世纪文学建设。2002年起,参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的终评委工作,2006年起,参与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红楼梦长篇小说奖的决审评委。本阶段选录的当代文学评论都与上述工作相关。此外,主要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历经十年,几近杀青。导论部分提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先锋运动,分先锋与常态两种文学史发展轨迹,这是描述现代文学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将是我在香港期间修订文学史稿的主要探索。
2002年,母亲仙逝,享年七三。2005年,巴金老人以百二高龄仙逝。2008年,恩师贾植芳先生以九二高龄仙逝。长者已逝,我再次经受少年失怙的惨痛经验,由此豁然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无依无恃的时刻,真正知达天命了。
三十年并非历史终结,生命之火还会燃烧,更何况,人生之旅与治学之旅一样,迷茫困顿总与努力追求相伴随,其中甘苦不是区区文章所能道尽。2008年9月,偶有小恙,决定结束十多年的染发史,还原一头霜雪白发,吟成七律一首:从此青春长别去,敢听白发唱黄鸡。残花已报秋风早,蝉树何贪夏日西。心事常牵诗与酒,头颅且悔坐中旗。曾经不识愁滋味,对镜高声诵岳词。
写成此文,已是己丑新春。正月初三,我五五初度。从香港返深圳与友人小聚,忽忆六年前我四十九岁时,曾赋诗两首咏知天命,思之怃然,再诵新诗:五五鹏程度岁时,干杯溪畔唱新诗。满头霜雪晶莹洁,双目氤氲美色知。回首人生惟有爱,徒增年齿未存疑。寒冬枝闹春消息,遥对婵娟若有思。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摘自《昙花现集》,陈思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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