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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会 | 修昔底德对中美有五大价值,需防备菲日挑起战火
在上一篇“天下会”专栏文章中,我提出一些美国学者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美国人表达对美中关系忧虑的一种视角,但对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有弊无利。但是,虽然我们应该少提甚至不提“修昔底德陷阱”这一21世纪美国概念,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源的探究,却对我们今天思考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间的“国际”政治和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非常不同,但这些不同也不排除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揭示的国际政治中的一些永恒主题对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思考这些永恒主题,并比较古希腊与今天的异同,不失为讨论当下中美关系的一种有益尝试。
我把修昔底德对思考中美关系的借鉴意义分为五大类:文明竞争、战略选择、联盟缠结、实力判断与危机管理。
文明竞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深层次的根源,是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模式之间的竞争。雅典文明建立在海上贸易、海军霸权与城邦内民主政治之上。斯巴达则是一种接近于“闭关自守”且高度军事化的陆地农业文明。斯巴达人的价值观建立在军事荣耀之上,他们维持希腊世界霸权的雄心就建立在这种荣耀感之上,但这种荣耀感却不一定能增进现实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根本上是因为斯巴达人认为雅典开放的海上文明威胁到了他们保守的陆地文明,并对他们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
今天的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两种制度、文明与秩序之争。美国不仅要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政治制度,还时不时想用军事手段把这一美国式的西方文明推广到其他国家。这是美国例外论的一种体现,而美国例外论只不过是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制度与传统——即“文明”——的体现而已。中国代表的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官方表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
但是,今天中美之间却还没有陷入雅典与斯巴达那样激烈的文明竞争之中。实际上,在两种制度碰撞之中,中国基本处于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到现在还在不时地对中国进行政治说教。如果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到美国文明甚至西方文明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那是大大高估了中国文明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即使在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期,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仅限于东亚地区。
中国文明的复兴威胁不到美国文明,更威胁不到以美欧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即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最多也不过30%左右,远远不如美欧总额。倒是美国文明的强势让中国感到不安,美国例外论的存在,让中国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要影响中国的内政,把中国也变成美国一样的西方自由民主式国家。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症结。与战略利益分歧相比,美国例外论是改善中美关系更大的障碍。中美关系要改善,美国例外论必须有所收敛。
战略选择
当然,在新兴崛起国与霸权守成国的关系中,战略利益冲突也是极其重要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与雅典向外扩张与殖民的野心息息相关。雅典想通过与克基拉的联盟,把自己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向西扩张到意大利,但这引起了长期与克基拉为敌的科林斯的警觉,而科林斯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在科林斯的极力怂恿之下,斯巴达作出了对雅典开战的决定。
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当时雅典的扩张战略非常不同。雅典是古希腊海上商业文明的典型,向外扩张与殖民是此类文明的常态,在与斯巴达竞争的过程中,雅典也走上了军事霸权之路。中华文明没有殖民扩张的传统,今天的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走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老路。只要中国不做超出自己正当利益范围的扩张,只要美国不侵害中国的正当利益,中美利益冲突就是可控的。
在国际政治中,领土与领海争端很难解决,因为它们经常涉及不可分割的利益诉求。幸运的是,中美之间没有这类争端,而其他类型的利益诉求都是可以分割与谈判的。
联盟缠结
在处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时,管控各自的联盟体系是一个大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斯巴达没有控制好自己的盟友,特别是科林斯。在宿敌克基拉获得雅典支持的情况下,科林斯急需斯巴达的军事保护来维持与克基拉的竞争。它不仅唆使斯巴达参战,更在雅典其他城邦宣扬“雅典威胁论”与“斯巴达软弱论”。它甚至威胁说,如果斯巴达不对雅典动武,它就要脱离斯巴达的联盟体系。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真正的“战争贩子”。不幸的是,它“贩卖战争”的企图竟然成功了,由此也可见斯巴达联盟领导力之弱。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体系是否会成为美中冲突爆发的一个诱因?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美国的一些盟友,特别是菲律宾和日本,有着不小的挑战中国或者给中国制造麻烦的欲望。美国能否从稳定美中关系的大局出发,约束盟友的躁动不安,还是会让这些盟友为所欲为甚至唆使它们故意挑战中国?如果美国战略领导力下降,它会不会让盟友牵着鼻子走?联盟体系的管理需要巨大的军事成本与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中美关系日趋复杂化的时候,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两国关系稳定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实力判断
以崛起国与守成国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本质,容易得出中国实力弱美国实力强的结论,并使美方产生预防性战争的冲动——即在美国实力还强于中国的时候发动对华战争。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个教训是:准确地判断双方的实力对比是非常困难的,实力误判与战略误判反而是常态。斯巴达就误判了雅典的军事实力与进行持久战的战略决心。实际上,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轻视——而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恐惧——才是战争的一个直接诱因。
中美两国在处理战略关系时,尤要防止实力与战略误判。美国不能低估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保护核心利益的战略决心,中国也不能低估美国的全球性军事优势与强大的外交战略积淀。盲目挑战美国、甚至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的想法都是情绪化民族主义的表现,而现在正是需要战略理性的时候。
危机管理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教训是:这场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而是雅典与斯巴达两大联盟体系在处理危机时的一系列战略误判与政策错误造成的。实力对比的变化并不导致战争,战争是人为误判造成的,而危机管理的失控大大增加了战争的几率。雅典先是决定与克基拉联盟,这一联盟导致了与科林斯和斯巴达关系的急剧恶化;之后又拒绝了斯巴达的和平倡议,认为与斯巴达的战争最多不过是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结果这场战争不仅旷日持久,还永远终结了古希腊的辉煌时代。斯巴达最大的误判是受科林斯的唆使向雅典宣战,轻视雅典实力,自以为能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结束战争。
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炸馆”、“撞机”等高强度危机,未来的中美关系也不能排除类似危机的发生。但只要两国能理性管控危机,控制情绪化民族主义,中美就不至于爆发大的冲突。
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今天的中美关系也并非注定要走向冲突。战略与政策是人为的。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的决策,而这种决策的自由空间并不小。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能制约策略的选择,但却并不决定最终的战略走向。
作者:张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天下会”专栏,聚焦中国,关注天下,深度分析中国复兴的国际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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