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诞辰120周年︱杨国强说钱穆：以文化贯通历史

我读钱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钱穆的书大陆还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来读的，他家学渊源，有一部分书是我们想读而找不到的。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向别人借书，陈先生（按：指陈旭麓）曾说，读书人借书，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我借出去的书，也曾收不回来，将心比心，便不大向人借书。因为这本书是借来的，印象就深一点。到了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处理馆藏复本书，我就买了一本《国史大纲》，与借来的那一本版本略同。

当时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的是钱穆以文化说历史。后人好说史观，如果要说钱穆先生持什么史观的话，在我看来他是典型的文化史观。他用文化来贯通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非常独特，非常真实，也非常有解释力，说通了很多历史上的问题。对我们今天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在他那里是更本色地贯通为中国文化而融为一体。他实际上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用中国文化的演变来解释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国经济史》，读到最后，很容易感到他讲经济背后在意的其实还是文化，与之相类似的，他讲政治背后有文化，讲社会背后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说他用文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已经很全面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是就他触及的部分来说，其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有很强的思想贯透力。从钱穆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读史者汇融悟解之后所能达到的通达的历史视野。古人讲史学史识，我想读史既需要历史的视野，也需要真实的史料，但有时候视野比史料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他那个时代是西化占了上风的，多数人热心于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与西方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而钱穆先生更着意于用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历史，其立场恰恰是讲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来，历史学其实是讲具体性的学问，因此不能不着眼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性、本性、殊相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一样。如果老是喜欢寻找普遍性、相似性，讲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多么相同，那就变成社会发展史了，而社会发展史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是不一样的。隔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钱穆以及他所关注和关怀的那一面，启示尤大。

文化是由一代代人传承的，因此，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突出的、关键的、承担转折的人物，钱穆先生都有很深的关注，也有很大的见解。这一方面的表述除了见之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多地见之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国史大纲》给我们传授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但它并不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史学体例写成的。就体例而论，《国史大纲》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和新思潮的影响。相比而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倒是比较多地沿用了传统的学案体例。这两种东西在他手里是运用自如的，写的也都是他对历史的理解和感受。

我读这两本书（《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用心，先后过目几遍。其他著作能够找到的，也是一读而过。工夫花得最多的还是这两本书。我今年三月份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清学与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努力想从文化角度解释中国近代史，追本溯源，可能得自于钱穆先生的启示。这一面的读史所得，使我常常感到：近代中国同西方相遇一个很大的不幸，就是当时正在汉学鼎盛之后。如果是宋学鼎盛时期，中西相遇，历史局面可能会有不同（日本明治维新以王学为精神先导，反过来也说明了讲知识的汉学和讲义理的宋学会形成不同的历史影响）。

另外的例子还有：近人讲经世之学，大半是从正面去理解和阐述。就实际历史而言，魏源以来，经世之学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即使是洋务之兴起，也曾经以经世之学作为历史中介。而钱穆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看出经世之学其实有很大的限度。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曾以曾国藩为例，论述这种限度。曾国藩的经世之学把义理引入事功之学——经世之学从来就是事功之学。魏源讲，以时事程实功，以实功程时事，讲的都是做事，以事为功。后来人们责怪李鸿章太重于做事，而不重于做人，实际上经世之学的局限就在这里。曾国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经义引入经世。我曾经几次引用过钱穆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中唐以后，是科举选士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举子、士人，“法律之所不能统，天命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所以“舍弃经术而专营经世，其弊必有不可言者”。钱穆说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但曾国藩以后，就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层意思了。这段话虽然文字有限，但其见识之深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

由钱穆很自然地会想到陈寅恪先生。陈寅恪也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史学前辈，同钱穆一样，他对传统也有一种很深的不能去怀的情结。读他的书，常常会感到他对传统的远去、衰落有一种深深的怅惘、伤情和无奈。比如他所作的《王观堂先生挽词》里说，“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其实光绪、宣统之交完全是个衰世，而他把衰世比作开元全盛年，寄托的是一种深度的追怀，在这种追怀里，即使衰世，也弥足珍惜。相比而言，钱穆先生则明显对中国文化复兴有一种乐观主义和执著的坚信。

我不能判断伤情和执著之间的高下，因为两者都打动我。我能说的是，20世纪中国最有文化信心的两个人，一个是钱穆，一个是胡适，胡适对中国的充分现代化，或者说充分的世界化，抱有很大的信心。钱穆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抱有很大的信心。同他们两个人比较，其他文化人似乎大半都经历过彷徨和游移。所以，说钱穆守护中国文化也好，为故国招魂也好，背后都凝聚着他对中国文化的乐观。

今日返视历史，当时胡适如日中天，钱穆则如同孤军苦守旧垒，往往被目为顽固派。但在那个时代要做个顽固派，其实也很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也反照了中国文化对钱穆的造就，他的乐观，他的执信，恰恰是他与中国文化濡沫相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