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住处：脆弱的中国城市居住生活

近些年来，城市居住是个牵动人心的社会话题，在学术界亦是个热门的学术议题。一些相关调查与研究逐渐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如《蚁族》、《落脚的城市》以及一些流动人员聚集区的调查等等。这些著作记录与描述的相关人群贫困的居住及生活状况引起了一次次的公众讨论，在网络社会中更是共鸣声不断。

《寻找住处：居住贫困与人的命运》源于陈映芳教授主持的“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项目，2009年启动。在为期近两年的调研时间里，作为调研者的我们常 常体验到一种矛盾心情：一方面为各种局促、贫困的居住生活状况难过与担忧，然而另一方面，在缺乏普遍公共居住救助的情况下，为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躺下休 息的住处欣喜与感动。

看看这些普遍的居住生活窘境，又对照被安置在各种理论与范式框架之内的“居住贫困”研究，两者呈现的不对称促使我们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尽可能如实再现生活中的各种细节。通过细节想告诉读者，城市开发体制如何构建居住贫困问题，忽视人的完整生活需求，作为制度承受者的人们如何感受到不可逃离的命运感。

住处化的居住贫困≠住房化的居住贫困

尽管城市居住贫困者的居住需求与人生处境各有不同，可是他们始终在解决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为自己/家庭寻找一个恰当的住处。他们寻找的住处，不是城市发展主义逻辑下的产权住房，而只是允许他们容身，躺下来休息的地方。

这 个地方可能是棚户、违章建筑或者“违规/违法”出租的群租房，内部狭小、拥挤、缺少私人空间与隐私；这个地方可能是被挤占了的或者转换了功能的空间，比如 求职公寓、家庭旅馆、浴室、胶囊房、集装箱、网吧、24小时快餐店和便利店、各种夫妻老婆式的小店、甚至厕所、公园等等；这个地方有可能只容得下一张床， 这张床还很可能为多人共同使用；这个地方还可能是城市里任何旮旯的地方，高架下、桥洞、车站、商铺屋檐下、拆掉的动迁房、公园凉亭、或者就是广场、绿地和 马路边。

这些地方，被排斥在产权住房体制以外的城市居住者占领，力度再大的城市整治都不能将之清理干净，清理之后必然迎来新一轮的占领。

显然，城市居住者经历着的“住处化的居住贫困”有别于国家/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们、经济学家们以及绝大部分社会科学者们所表述的“住房式的居住贫困”。 自从住房产权化后，住房的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购买产权住房成为城市居民满足稳定居住生活需求的不二渠道。在权力者眼里，“居住贫困” 问题是住房化的，表现为私有产权住房的短缺。因此，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国家/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以促进城市间梯度式的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然而，上述行政措施均没有碰触与解决现阶段居住贫困的核心。恰恰相反，上述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制造着更多的“住处化的居住贫困”。

个体间普遍存在着居住生活救助

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在城市流动人群中，普遍着存在着“借住”、“蹭住”、“寄居”等形式的居住生活救助现象。这是在没有住房资源、在租赁房/旅馆等居住市场也缺乏支付能力的人们能够免于流落街头的主要原因。

社会成员间的互助行为、支持网络，历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中，被认为是人们建立、维持生活秩序的基本条件之一，尤其被视为一些社会的“自生的社会秩序”最为典型的构成条件之一。

两位小男孩在一片拆迁工地上玩耍。 寇聪 澎湃资料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两个居住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大部分受访者都将自己得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和住处的生活现状，归因于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包括初到城市时的落 脚地，以及各种情形下的“借住”“蹭住”“寄居”等。二是在流动群体中，许多人过着多人共租一室、甚至多人共用一个床位的居住生活。在这种极其艰难局促的 居住生活中，他们普遍结成以“共租”、“合住”形成的共生共益的协作关系。

与活跃的个体间的居住生活救助相反，以这些居住贫困群体为对象的公共性 居住救助服务严重缺乏。除了政府设立的各种救助站，主要负责临时性的救助，不提供扶助性的稳定住处，城市政府尚没有建造以下层流动人员为扶助对象的公营住 宅或居住生活援助设施。我们也没有发现类似于近代中国城市中曾经存在过的、旨在帮助同乡建立城市生活的“同乡会馆”等民间机构。

但我们发现了几家为流浪人员提供生活帮助的民间机构，它们有的作为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日常的生活援助，或以注册企业形式，招募流浪者并为他们重返社会提供培训等服务。不过，这样的机构目前数量非常有限，它们的运行也受到制度的诸多限制。

产权住房制度下的潜在居住风险

现阶段的城市居住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居住风险，也许未来的某个契机会将之转变为重大的现实“居住贫困”问题及社会危机。

近三十年来，中国建立起了以产权住房为核心制度的城市居住秩序，所有的城市居民都需要购买产权住房才能获得稳定的居住生活。根据建设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住房的私有化率就已高达81.62%。2012年，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如此之高的住房私有化率，并不是因为城市普通居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而是力度强大的住房贷款制度。可是，住房贷款制度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让居住生活充满脆弱性。

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民需要每月还贷平均数近7000元，位居全国第一；压力第二的是上海，平均每月缴纳住房贷款为4238.8元；广州紧随其后，平均每月为4029.32元。为了如期缴纳住房贷款，这些家庭必须保证二十到三十年不等的高额经济收入。

现在的问题是，在未来中国家庭是否可以维持稳定的高额经济收入，以支付住房贷款？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近些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开始波及中国经济、城市就业以及市民的经济收入。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中国石油、联想、万科、中信证券、武钢、宝钢、波导、夏新等大型企业和各大航空公司也陆续削减人力成本。自此之后，公司减员、裁员开始普遍起来。有报道称，2011年，1027家上市公司就有284家企业裁员。

很难想象，中国经济一旦进入低迷期，以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市场，每月高额度的住房贷款，以及几乎为零的居住生活救助系统，将会给城市居住生活带来怎么的风险及社会危机。届时个体间“借住”、“蹭住”式的居住生活救助能够持续多久？

实际上，在调研中同时发现，传统社会的以亲缘、地缘、业缘等为纽带的社会连结正在削弱。一些在上海置办了房产的新上海人一般只提供“走亲戚”式的暂住，满足情感交流的需要；个体间普遍性的借助、蹭住等也很难维持较长的时间。

因此，单向度增长的城市产权住房市场，被忽略的住处化的居住贫困，公共性的居住生活救助的严重缺乏，导致社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个体也处于焦虑不安与困顿之中。

在此，我们采用公开出版调查报告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在我们的城市中，各种居住生活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他们正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学习、纳税、求学、求医或者寻找新的生活机会，是如何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寻找住处》主要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局促难堪的居住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同时也传递出了一种普遍感受：经济发展主义逻辑忽略了完整的人的需要，把维持人尊严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如家庭生活、个人隐私与安全感、读书的权利等等都挤压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