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突破”难缚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强调“霸衰则战”更有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张锋博士日前在澎湃新闻《天下会》专栏中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扩散，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蒙上阴影，不对称地将中国置于国际政治中的不利境地，并且其强势蔓延直接与中国大力倡导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相矛盾。面对这种“外交话语的陷阱”，张锋博士提议从中国深厚历史文化资源中提炼几个概念，比如说“荀子突破”，以对抗这种话语陷阱，摆脱这些话语对本国政策学术讨论的绑架，为中美之间超越冲突、迈向合作提供理论支撑。

整体言之，张锋博士的发现令人深思，“修昔底德陷阱”的指向的确具有明显的偏颇痕迹，并与当前我国倡导的中美关系未来愿景格格不入；但将“修昔底德陷阱”视为一种美国概念，也将其关注点“不对称地”集中于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这显得稍微以偏概全。

“霸衰则战”的经验法则

事实上，的确有不少研究者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性持质疑态度。且不论其“名”如何（相似的如经济领域中的“金德尔伯格难题”），“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一种话语，有其特定指向的事实，其所关注的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风险，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几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中。

从权势转移理论出发，“修昔底德陷阱”建构者首先聚焦的是崛起国，而崛起国也一直背负“修正主义者”的骂名。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崛起国并不一定是现状改变者。

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发现，不同的崛起国在现状改变方面的态度并不相同，而查尔斯·库普乾 (Charles A. Kupchan)则坚持，只有当崛起国试图颠覆当前国际体系时才会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当然，“国强必霸”的粗线条逻辑有其自身的视觉冲击力，吸引了各个相关国家的主要注意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崛起国如中国，才不得不四处宣誓“坚持和平道路”并“打破‘国强必霸’模式”，并且为了防止触动其他国家敏感的神经，小心翼翼地将“和平崛起”修改为“和平发展”。尽管如此明心志，中国依旧无法摆脱国际舆论指责与恶意污蔑。

一个巴掌拍不响，真正的问题在于，“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双元(dyadic)概念。除了针对崛起国的“国强必霸”之外，聚焦霸权国角色的“霸衰则战”经验法则也是塑造“修昔底德陷阱”的来源。

简言之，“霸衰则战”是指，霸权国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往往会先发制人发动预防战争，从而确保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霸衰则战”法则很早便得到国际冲突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拥有了大量实证事实的支持。

但是，相对于“国强必霸”，人们对“霸衰则战”的政策关注力与话语建构能力明显不足。这也为学术界与政策界进一步剖析“修昔底德陷阱”、解析当前权势转移情势提供了新进路。这个方面如果操作得当，则会避免将“修昔底德陷阱”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身上。

简言之，“修昔底德陷阱”实实在在是一个处于互动关系下的结果，无论是偏执于崛起国的颠覆现状冲动，还是单独归咎于霸权国的先发战争企图，都不是剖析“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态度。究其原因，片面强调“国强必霸”一方面可能源于西方政策界之“傲慢的偏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西方人士在外交话语建构方面的故意操纵。

中美只有两个选择

不幸的是，我们的外交话语建构已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偏颇建构牵着鼻子走。如张锋博士所言，为了展示其霸权行动正当性，美国宣扬其冲突性外交政策源自于其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忧虑，也将中国置于不利境地，使中国对两国交往所提出的最主要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接受程度大打折扣。

按照原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旨在追求“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中美之间的交往提供一种新的互动模式，以期摒弃传统大国关系的模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倡议展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以及打破“国强必霸”宿命的追求，也凸显中国试图“有尊严”和平崛起并参与地区或全球治理的希望。但是，这一提议被“修昔底德陷阱”话语所捆绑，其蕴涵的价值追求反而被“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体系所折损。

一方面，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是一种两方以上的互动关系，一方的克制与和平坚持并不能彻底降低大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会在战略互动中怂恿敌对方采取更为强势的举动，单凭中国一己之力、一厢情愿无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

另一方面，国际关系是一种充斥竞争的现实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宣示无法持久生存，只会是虚渺的“空中楼阁”，政策承诺必须具有实在的可信性，互信的达成并不只是靠美好愿景支撑。基于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构想也必须同时设置“接地气”的底线，在中国恪守和平发展、控制自身修正冲动的同时，这一提议首先需要进一步细化衰落霸权发动先发/预防战争提供威慑备案，“以战止战”，着力于防止衰落霸权误判形势而得寸进尺；其次，这一构想需要切实解决其自身的承诺性问题，尊重并以更为积极的实际态度参与当前美国所创建与主导的国际制度，约束中美之间任何一方在已达成协定情况下的任意脱轨行为。

总之，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方只有两个选择，即“同堕陷阱”(Trap)还是“共迎胜利”(Trump)。对中国与美国而言，或者是兵戈相见、两败俱伤，或者是合作应对权势转移、实现共治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外交概念的建构不但不应该回避可能存在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更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所指向的国家间冲突提供预防方案。

“荀子突破”的局限性

对于张锋博士令人深思的“荀子突破”提议，笔者认为可能会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便另起炉灶启用“荀子突破”话语应对当前“修昔底德陷阱”带来的问题，恐怕会堕入张博士五月份所忧虑的中国外交话语困境中（即《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话语这么难懂？》）。简言之，“荀子突破”难缚“修昔底德陷阱”。

作为儒家集大成者之一，荀子将儒家若干理想化的观点落实到操作性更强的政治政策层面。在从“性恶论”到“王道政治”的推演脉络中，“礼”一直居于中心地位，直接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荀子特别倡导“隆礼”，从而走出一条与孟子一系“仁政”追求不同的道路。这里的“礼”可以看作是制度性的安排与惯例，但是“礼”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必须与“义”、“功”、“法”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要素，所谓“隆礼贵义者其国治”、“隆礼效功上也”、以及“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等等。

由此看来，荀子所秉持的战争与国防观点是一种基于国内政治的国家生存、发展、并达成王霸的基本道路，即“大凝”局面，立足国内，则万事可定，“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从这个角度而言，张锋博士的“荀子突破”提议有其自身价值。

不过，荀子所宣扬的“大凝”及“隆礼”虽然美妙，但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如兵家或法家一样得到实际运用或取得丰硕成果，实际上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不合时宜而显迂腐。其次，“荀子突破”与“修昔底德陷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尽然相同，其妙方功效看似不足。与其迂回反击以求几率甚低的出其不意，不如直截了当从“修昔底德陷阱”所忽视的“霸衰则战”角度予以正面迎击。 

（作者系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