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战思想家鹤见俊辅逝世：他曾撬动战后日本

【编者按】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26日报道，著有杂志《思想之科学》的日本反战人士、哲学家、评论家鹤见俊辅于20日下午10时56分因肺炎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区某医院病逝，享年93岁。

鹤见俊辅曾历任京都大学副教授、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同志社大学教授，因不满当局先后三次辞去教职，成为一介庶民，批判日本天皇制，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参与安保斗争，反对美国对越战争，保护美国逃兵，支持和平宪法，与大江健三郎等发起“九条会”，批判小泉内阁右倾政策，抗议日本政府修改宪法。

在《撬动战后日本的“庶民”思想家——鹤见俊辅》（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5月版）中，作者陈立新以传记形式对鹤见俊辅做了整体勾勒。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编作者为该书撰写的自序。

上世纪 60 年代“文革”中出生的我对于日本人的了解，从儿时接受的《地道战》《小兵张嘎》中的邪恶者形象，被切换到改革开放初期《姿三四郎》《血凝》里所展露出来的柔中带刚的国民形象。赴日留学之前，在淮海路偶遇交通管制中呼啸而过的日本新任首相细川护熙访问上海的庞大车队，我数着有 44辆，冥冥之中感到中日关系充满变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罗传开送我一本他翻译的日本民歌集，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努力地用日语学唱了那首脍炙人口的《红蜻蜓》；除了会用钢琴弹奏《铁臂阿童木》、《血凝》主题歌的旋律，知道遣隋使、遣唐使、大化改新、倭寇、南京大屠杀、小林多喜二、藤野先生、高仓健、山口百惠之外，对于日本文化一无所知。记得临出发前，我买了一盘五轮真弓的盒带，乘坐苏州号邮轮驶离黄浦江东渡扶桑，在翻滚的海浪中听着她的音乐开始了触摸当代日本的旅程。

第一次接触鹤见俊辅的作品是我在东京经济大学留学期间看到的那本厚厚的《传播学词典》（与粉川哲夫合编，平凡社，1988 年，630 页）。而第一次亲耳聆听鹤见俊辅的演讲是在 2005 年 1 月 22 日我参加导师田村纪雄先生古稀庆贺会上。田村教授曾经担任过《思想的科学》主编，也经常跟我聊起鹤见俊辅。滞留日本 11 年后于 2005 年 4 月回到上海，再回头看日本的时候，还是感觉那么陌生，便暗暗下决心来触碰日本战后的灵魂，我选择了鹤见俊辅作为突破口。战后各种思潮在他那里交融、碰撞，因此他的思想是整个战后日本思想发展轨迹的入口。没想到就这么一不小心闯进了日本战后思想的核心地带，这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时而如坠云雾，时而望而却步，可是我还是狂妄地尝试着俯瞰。

以管窥之见，国内对于鹤见俊辅的研究仅局限于两本著作。一本是王守华、铃木正编的《战后的日本哲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9 月），是被重点介绍的六位哲学家之一，“鹤见俊辅——战后思想的日本型实用主义”（刘文柱译），作者是日本学者吉田杰俊（1940—，法政大学名誉教授）。另一本是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四章第一节“实用主义哲学”（撰写者为李树琦）以及第二节“分析哲学”的前半部分涉猎较多。另外，2007 年 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歌研究员围绕竹内好的思想哲学曾与鹤见俊辅展开过一场对谈。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国内学者中还没有谁去较为完整地研究鹤见俊辅。

日美学界将鹤见俊辅定格为评论家、言论家或思想家，很少场合称他为哲学家。《西方思想史》的译者美籍华人学者赵复三说过这样一句话：“哲学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思想则面对的是普通大众的行为。”思想可以接近真理，也可以是偏见。从鹤见俊辅的人生经历来看，称其为思想家是十分妥当的。对于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俊辅也有他犀利的评论，认为丸山真男的学术思想有两个源流，一个是德国的观念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流派；另一个是讨厌黑格尔、马克思的长谷川如是闲，英国的经验论。

俊辅有着显赫的家世，有着衔金钥匙降生的“小流氓”经历，有着与生俱来的审美与价值判断，有着在美国移民收容所马桶上写完毕业论文的辛酸遭遇，有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乘坐“日美交换船”的传奇故事，父辈之余荫，人脉之庇护，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思想始终与抽象的理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似乎永远站在少数派一方，以审慎机敏的眼光去体察、洞悉社会问题诸相。

他的这套“庶民”思想哲学体系是完全建立在感性的生活基础之上的。正因为他不是庶民出身，比之一般的庶民有着更强烈的庶民情结，他的言行是庶民所期待的，也就自然成了庶民的偶像。“这些方法的自觉合并构成了鹤见反启蒙的民众日常思想的源泉。” 在他身上可以找到克尔凯郭尔的那种忧郁、执拗和孤独的气质。

倘若不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是很难进入他的思想内核的。我无法凭借浅薄而笨拙的文字去解读他，略显轻松的符号化叙述也许更能渗入他思想的内核。也就是说，借助他力——与读者间接沟通的反思，来触摸他的灵魂。自然界的竞争法则催生了人的比较思维，我们似乎只要谈问题，进入学术领域，总也甩不掉比较思维。在我们的文字里比较思维俯拾皆是，因为价值判断与评价几乎都是比较的结果。但在人文社科领域里，比较研究最容易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拔。理由是，极端有效的同一组人在同一时间的对比是不存在的；而同一组人不同时间的对比是极端无效的；不同组人同一时间的对比是穿着科学外衣的忽略个性差异与人的精神状态的无意义的方法。笔者同样无法冲破比较思维的藩篱，不过在极端有效与极端无效之间如何去把握平衡是值得去摸索和探讨的。

“恶棍”、“伪恶”、“庶民”这些词语可能更为靠近鹤见俊辅，学问与生活的距离不应该这么远。“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把对战后的思想化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活动联系起来，可以说大体上以此为两条基轴构成了自己的思想。简单地说，鹤见在与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的交叉中，确立了自己特殊的战后思想。” 俊辅除了他本人与姐姐之外，一家人笃信基督，姐姐加入日本共产党，他却没有踏进任何宗教的门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不难理解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在他眼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宗教，尽管他姐姐和子还有他姨妈一家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成了日本共产党的中坚，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与日本共产党保持距离，但他排斥“反共”。他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确是个伟大人物，比如说《资本论》中提出的“使用价值”问题，把它限定在交换价值里，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使用价值因人而异，马克思把它从普遍的议论中间剥离出来。因此，仅凭这一点完全可以证明马克思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鹤见俊辅 1957 年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论》，比之我国大陆学者陈力丹 1993 年出版的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早了整整 36 年。而且，他对于毛泽东在组织传播论的建树予以挖掘并给予高度评价。

鹤见俊辅对于美国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是日本学界全面介绍皮尔士的第一人。美国对于日本战后的处置，完全推进并利用了实用主义哲学工具。因此，美国哲学是日本战后思想的原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改革开放运动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马克思主义不搞个人崇拜，不搞教条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毛泽东的《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无不强调真理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其实究其理论渊源，我们很难与美国实用主义早期理论撇清关系，这与皮尔士的“通过实验的有效性来判断真理的真伪”，可谓异曲同工。

战后日本延续并涌现了诸多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美国知识分子兜售给冈仓天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分崩离析，日本希望能以“大东亚共同体”改头换面来主导东亚事务，响应者寥寥，因为缺乏价值与文化的认同。“战后”两字其实在日本人口中并不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轻松地说出来。日本战后经历了“美国占领期”、“东京审判”和以缔结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对美依附期”，而且这种对美依附的日美同盟关系至今依然在延续。二战结束快 70 年了，日本依旧挣扎在战争余波中，无限期地延续着“战后”格局，这种精神的焦虑与人格的背离使得战后日本无法在国际社会上确立鲜明的国家形象。从技术层面来说，修改宪法不是不可能，但从世界政治博弈格局来说，日本显然还不具备条件。

杨恒均在他的一篇博文里做了如下阐述：“日本除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外，几乎就剩下‘武士道’，可在二战时跳了几下，就被原子弹废了武功、差点打回原形；虽然日本成了经济大国，政治与军事上却受制于人；虽然日本成了亚洲最先进的国家，树立了民主的典范，可这民主制度和日本的文化与思想没什么关系，是美国人强加给它的……” 

最近点击率很高的人气脱口秀《晓说·东瀛日本》系列，高晓松对日本做了比较全方位的剖析，谈到目前日本有一股极右势力在兴风作浪，但它还真不是军国主义，日本政府对待战争责任的问题采取模糊政策，也就是替天皇解围，天皇信仰是日本社会的根基，美国为了对日本进行战后民主化改造，保留天皇制可以使日本国民在思想行动上整齐划一，大大节约管理成本。历史事实也基本如此，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以鹤见俊辅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于这种模糊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天皇制可以保留，但作为当事人的裕仁天皇应退位谢罪。我只能说这股残存在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群体和广大中下层日本民众心灵深处的潜流，一旦获得外部能量的激发，也将成为持久的和平推动力。

从鹤见俊辅在座谈中时不时发出爽朗的哈哈笑声里，可以感受到这位沧桑老人难掩的悲天悯人。如果把鹤见俊辅的全部学问比作一个苹果，那么我能做到的，大概也就削了一点苹果皮，闻到了苹果的芳香，仅此而已。我还没有勇气去咬一口，知道自己还不配吃一口。因此，行文不免有荒腔走板之处，敬请读者理解。鹤见俊辅的存在犹如富士山的积雪，是日本完整意义上的一道奢侈的风景。我尝试着从他诸多谈话录中剥茧抽丝，编织一幅四维的个人运动史，相信他的生活哲学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