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黄兴球：中共与越共的交往从黄埔军校就开始了

南海问题是中国外交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其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其中，中越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越南一度是中国传统王朝的藩属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越关系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这对当下的中越关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就相关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黄兴球教授。

澎湃新闻：谈近代中越关系，这个“近代”是如何划定的？

黄兴球：中国近代史开始和终结的时间点，按照不同的历史理论会出现不同的划分。如果按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划分方法，欧美地区的工业革命时代就是近代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的开端。但亚非拉地区不能按照这个标准，因为亚非拉地区在欧美工业革命之后，遭到英、法、美、德、意、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较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的殖民侵略和统治，传统的历史发展轨道被改变。一般认为，殖民者对亚非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就是其近代史的开端，而这些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开展反殖民斗争，赢得独立则是他们近代历史的终点。

当下，中国和越南的历史书写依据的是社会发展阶段论，所谓近代史阶段就是西方殖民者发动殖民战争、占领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过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越南近代史则以法国1858年进攻岘港，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为近代史开端，直到1945年“八月革命”胜利，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为止。

我认为，谈近代中越关系，可以放弃上述考虑，将其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里考察，上限在1845年，下限在1945年，也就是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史。

澎湃新闻：这一时期，中越两国在国内外都面临剧变，出现了政权的更迭，中越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兴球：清朝成立于1646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次年，清帝即退位。而越南阮朝成立于1802年，灭亡于1945年。在我们所谈的这一百年间，越南阮朝与中国清朝、中华民国以及中共都有交往联系，因此，1845-1945年的中越关系基本可以分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清朝与越南阮朝的关系（1845年-1911年）。

越南阮朝建立于1802年，正值清朝的嘉庆皇帝时期（嘉庆七年），其开朝皇帝阮福映（嘉龙）按照惯制遣使向嘉庆皇帝入贡、请封号，称其国本是“越裳之地，并有安南，乃不忘世守”，请求给予“越南国”为国名。嘉庆皇帝允准，诏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845年，越南阮朝第二位皇帝绍治（阮福暶）在位。阮朝与清朝继续保持“六年二贡、四年一朝”的朝贡关系。在1884年，这种传统朝贡关系因法国完全占领越南而不得不改变，清朝放弃了作为越南宗主国的地位，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中越关系在此后也就变成了中法关系，双方划定边界，所签订的边界条约都以“中法界约”名之，但实际上，就是中越边界条约。

其次，中华民国与阮朝的关系（1911年-1945年）。

中华民国与法国控制下的越南阮朝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国民党视越南国民党为当然的合作者。越南国民党并不是越南所成立的政党当中最为有力的党，特别是在1931年安培起义被法国殖民者镇压之后，越南国民党创始人阮太学被处死，力量被分散开，部分逃到中国的越南国民党得到了中华民国的武器支援，继续斗争；部分进入越南南方，直至越战结束，逃到美国。

在1945年以前的越南政党势力中，最为有力的是胡志明成立的“越南独立联盟”。中国国民党对于胡志明的身份起初并不清楚，因为他曾担任黄埔军校军事顾问鲍罗廷的秘书，所以国民党起初是相信他的。直到张发奎发现了胡志明共产党员的身份，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被捕投入柳州监狱。后来，他于1943年9月获释，1944年8月回到越南。

1945年8月，德国宣布投降，控制越南的日本人奄奄一息，胡志明建议“越南独立同盟”发动全国起义，“八月革命”在整个越南爆发，胡志明所领导的力量直接进入河内，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国民军也退出河内，越南的北方掌握在胡志明的手中。到1955年吴庭艳在南越成立“越南共和国”时，台湾的中华民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南方一派同北方军队作战，这是后话。

再次，中越两国政党领袖的交往。

越南的民主革命者与中国民族革命派早有交往。比如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潘佩珠，1905年他在日本寻找救国之策，曾与孙中山在致和堂通过中文进行过两次笔谈，对于如何救治自己国家交流了彼此的看法。尽管各自了解不深，见解也有差异，效果不佳，但这还是把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与越南民主革命的领袖联系在一起。

1912年，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支持潘佩珠建立“越南光复会”，中国成为越南反法救国的基地。1918年，潘佩珠还在杭州担任《兵事》杂志的编辑，对于中国所发生的革命非常熟悉。1924年孙中山南下广州，改组中国同盟会，成立中国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广州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越南进步青年聚首的地方。

当时在广州活动的越南革命志士不仅有孙中山的老朋友潘佩珠，还有革命新秀胡志明（当时化名为李瑞）。黄埔军校聘请俄国人鲍罗廷作为军事顾问，而鲍罗廷的翻译是胡志明。胡志明1924年从苏联来到广州后，多次与潘佩珠讨论，赞成潘佩珠将“越南光复会”改为“越南国民党”，胡志明自己也在1925年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越南青年培训班”。当时从越南到广州的革命青年如黄文欢、范文同都参加了这个培训班。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改名为“越南共产党”（之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到1976年又改成越南共产党）。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周恩来与胡志明在法国留学时代就已经是好友，两个故友因黄埔军校的成立在广州得以共事一段时间。1924年，胡志明在广州成立青年干部培训班时，刘少奇曾经到这个班讲课。1926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特地邀请胡志明作为越南代表用法语发言，为他担任翻译的是李富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与胡志明此间的相识、共事、合作，奠定了彼此间的友谊。特别是胡志明1938年从苏联路经新疆到延安，为中共工作，后随叶剑英到桂林，在桂林担任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主任，直至1941年被撤离。在中国共产党里工作的越南人还有著名的洪水将军，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正因为这些交往所积累的感情基础，1950年胡志明被法国军队赶入越南西北丛林之中向中国求援时，中国政府能够愿意支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军，这也成为当代中越友好关系的一个基础。

澎湃新闻：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国的民主革命等都是这一时期发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这对中越关系有何影响？

黄兴球：对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我想可以谈三个方面。

国际事务中对这一百年中越关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法国对于越南的殖民侵略和统治。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迫使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后，旋即南下到达越南，与西班牙联手攻打越南，虽然最终得手，但战事持续了长达三年半的时间，法国和西班牙占领西贡，1862年两国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

这三年中，清朝与阮朝本来可以寻机合作对付法国，可惜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中越两国被法国分而击之，阴谋得逞。当时清朝倒不是无力对付法国，海军可以参加作战，陆军也可以从北部进入越南直接参战，主要问题是清朝内部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意见占了上风，所以在军事上行动不力。而越南阮朝，因其内部受到亲法派的摆布，也不愿意向清朝求援，这是法国人得逞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要说的是，中国民族革命派所发起的民主革命活动对越南的影响以及中越两国的民主革命者之间的革命合作，前述的黄埔军校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吧。

同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和越南，被殖民者惨痛奴役的历史是一样的。两国革命志士寻找救国救民的心愿、路径也基本相似。正如在上文提到的，中国和越南的民主革命者起初都到日本去学习，希望从日本找到救国的良方，将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之后，在接受俄国苏维埃革命理想的前提下，他们又群聚广州，改组旧党，建立新党，集聚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手段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最后，日本对中国和越南的侵略。一心要学习日本的中国和越南革命者，万万没有想到，富强起来的日本给中国和越南带来的却是战争的残害。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中国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940年9月在越南海防，日军大量登陆，并很快占领了越南的重要城市、港口和交通线，虽然控制越南的日本兵力仅仅35000人，但日本利用法国殖民者作为傀儡，很快就掌管了各种政权机构。

此后，日本不仅利用占领越南之机截断了滇越公路这样一条为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通道，更利用越南的道路向南进攻新加坡、向西进攻泰国、缅甸，并大量掠夺越南的物产作为其战争物资的供应地。越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越南、断绝滇越公路对中国抗战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在日本占领缅甸后将另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一并截断，从这个方向供应中国战场的战略物资再也无法通过陆路运送。之后，才有美国“飞虎队”支援中国的事件。

二战期间，美国军队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有合作，主要是“越盟”向美军提供日本兵的情况。另外，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越南独立，这使得胡志明认为美国可能会在战争之后帮助越南获得独立，也才有了1945年胡志明致信美国总统的事。

胡志明给美国总统写信这件事人们很少注意，但因最近越共中央总书记访问美国，越南方面的部分人将此当作是越南与美国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一个依据——作为“国父”的胡志明早都给美国总统写信了，现在越南同美国发展关系就不会有错。而当下，越南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多多少少会对中越关系产生联动影响。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

黄兴球：相对于一千年多年的中越关系史，这一百年特别重要，具有它的特性。

在这百年中，中国和越南的帝皇时代都终结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都宣布退位，这是中越历史的一场巨变。几千年的传统要在此后被改变，人们开始接受新的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

而近代法国人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实际上是冲断了中国与越南的直接交往，取代了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联系，中法关系代替了传统的中越关系。直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奠定了下一个中越关系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基础。尽管这个百年中越经历了多次的朝代更替，但是当代中越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基础。

当然，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也有其复杂性。1945年以后的中越关系，在中国方面看，不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党以及其他政党执政的中华民国，都与越南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中获得政权的越南共产党有紧密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台湾的中华民国驻越南大使馆直到1991年才降旗闭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都同时开展交往，一直没有间断过。

澎湃新闻：就当下的中越关系，这一百年的中越关系史提供了怎样的历史经验？

黄兴球：从中越关系的这个百年，应该看到中越两国在外来侵略到来之时，并没有展开双方的合作，哪怕是浅度的合作都没有。阮朝虽为清朝的藩属国，但是在法国多次进逼中都未能与中国清朝及时求援。清朝起初以为有刘永福两次打败法国的经历，应该可以在军事上应付法国军队，虽然后来要求越、桂、滇出兵越北，时间已经太迟了。

1845-1945年的百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三次政权的更迭，清朝被革命军推翻建立起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退居台湾一隅。越南发生了两次政权更迭，阮朝成为法国人的傀儡后，再被推翻，连同法国人一起先被日本侵略军取代，后又被越南共产党取代。两国连续发生的政权更迭使得两国的关系在面对法国侵略、日本侵略等重大问题时，没有很好地合作，失去了巩固传统关系的机会，也失去了国家不被殖民的机遇。特别是在法国侵略问题上，具有宗藩关系的两个朝廷各自为政，被法国人各个击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当下，新的外国军舰又来到越南和中国的海边，甚至海中的水下也有他们的潜艇，空中也有他们的战机，新的图谋中越两国的危险势力已经出现。如果在殖民时代是因为中越的武器不如人而吃亏，那么在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中越两国已经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今天，认识不到危险之将至，必将又陷入新的灾难。这是1845-1945年百年中越关系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另外，中越两国革命的成功源于早期革命者在日本的寻觅，在广州学习苏维埃的实践，以及革命者勇于奉献牺牲的精神。两国革命者“同呼吸、共命运”所达到的革命成功巨大效果，应该成为今后两国共同的财富。

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军队从越南一方断绝滇越公路使中国战略物资供应受阻这件事应该让我们体会到中越两国唇亡齿寒的关系。尽力维护中越自胡志明、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传统友谊，应该成为中国和越南共同利益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点。

当下，在中国实行了14年侵略战争的日本与在越南发动了16年侵略战争的美国，开展了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行动，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自己造成的战争罪恶，从不道歉，更不想给予中国和越南战争赔偿。对于这样的无赖国家能否担当起亚太地区的未来重任，中国和越南乃至其他亚太国家，都有理由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狼来了”的时候，中国和越南应该怎么行动，需要决断。这也是1845-1945年百年中越关系史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