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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赏玩零篇残简是一种快乐的智力游戏

辛德勇

2015-08-29 17:04

来源：澎湃新闻

浑浑噩噩过了半生，回首往昔，找不到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差可自慰的是，日积月累，书斋里有了一些古刻旧本。虽然说只要有真性情，读什么版本的《史记》、《汉书》都能够下酒，但读线装影印的百衲本肯定会比读中华书局点校本要多喝几口儿；要是能够一亲肌肤，摩挲宋刻元椠，那就难免一醉酩酊了。

遗憾的是，余生也晚，所业亦贫，无缘无力购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来，流连坊肆，所得多属清代印本，而聊以窃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单纯就版刻的时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属嘉靖以后的方块儿字本，殊不足重。至于赵宋蒙元，犹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艳羡，即之则既远且寒，仅于偶然间勉强收取一二零篇残叶，藉以私觑其芳颜而已。

更具体地说，我收存过的几种早期雕版印本的残本，实际上多属镌梓于元朝而刷印于明代中期以后，甚至更晚。例如，很早以前，在北京海淀中国书店，花200元钱，买下过一部元刻《玉海》附梓《通鉴地理通释》，经过明、清两朝迭修，竹纸刷印，已迟至康熙年间。一页一页仔细翻检，在四册二百多页书中，竟然找到三页元代的旧版。其中一页已经完全模糊成了所谓大花脸儿，一个字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唯一能够判断的是，书版确属元朝故物；另外一页要好一些，能够看出一少半字的轮廓。最后一页上半截尚是元朝旧版，不过字迹也相当模糊，下半截则是明嘉靖前后的补刻。就这样，买到后也是满心欢喜，因为按照图书馆著录古籍的惯例，此本应当记作“元刻递修至清康熙印本”，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我买到的第一部“元刻本”。直到后来又有了几种更好一些的同类元刻递修印本，这才在自己心中的目录里把它降格为“清代刻本”，并最终与店家换书，处理掉了。

在我后来买到的这类所谓“元刻本”的残本中，有一种《新唐书》的零册比较有名。是因为一位雅号“木兆轩”的藏书爱好者，在“往复”论坛上发过一篇帖子，名曰《我最难过的一天》，讲述他在海王邨先看到此书，惜下手稍迟，被我捷足先登的故事，引得一干人等竞相围观，不知道我捡到了什么宝贝。借这个机会，姑且在这里附上两张书影，一张元朝旧版，一张明成化补版，满足一下当年那些人的好奇心。

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本《新唐书》

此书初为元大德十一年江南建康路儒学刊本，是当时所谓九路合刻《十史》中的一种，书版后来进入明南京国子监，凑成南监本《二十一史》。我得到的这些零册，就应该是进入南监后所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真的算不了什么。书中已经有很多明朝的补刻（除了成化年间的补刻之外，还有几页更晚的弘治补版），像这样的印本，且为断编零册，存世很多，只是比前述《通鉴地理通释》要更象样儿一些而已。当然三百元一册再打八折（打折扣这一点木兆轩主并不知道，当天要是知道这一点，对于他来说，恐怕就不止是“最难过”的一天了，我很担心会成为这位仁兄“没过去”的一天），即使是在当时（2006年4月17日），也实在是很便宜，是穷措大几乎不可再遇的良机。

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本《新唐书》中的明成化十八年补版

与这样的补版后印之本相比，真正属于元刻元印的书籍，我只有一本佛教典籍《宗镜录》的零册，也就是经折装佛经的一折（案，“折”这个字本来应该写作“摺”，当年搞所谓简化字那帮人硬要把它写成这样，文义全非）。《宗镜录》是五代时期吴越国著名禅宗僧侣延寿的著作，到底讲些什么玄妙道理，我完全没有领悟的天资和能力。买下它，完全是为满足自己拥有一册真正元刻元印本的心理需求。

全本买不起，就买残本；普通世俗书买不起，就买稍微便宜一点儿的佛教典籍；中国的书买不起，就到其他国家的书店里去买。正是基于这三重想法，很多年前我初去日本访学，就在东京大学附近的柏林社书肆，买下了这个零册（当年还很少有人去日本购买中国古书，故古刻佛经零本的价格，尚较震旦本土为低，但没过多久，禹域书价即扶摇而上，转而逆袭东洋）。《宗镜录》全书煌煌百卷之巨，余之所得，不过其中之一，诚聊胜于无而已。

元世祖至正年间刻《普宁藏》本《宗镜录》（卷首）

仅仅这一卷书当然没办法读。即使信奉先主席用一两句口号概括复杂理论体系的认知范式，譬如用“造反有理”这一句话来表述马克思主义，我也不相信自己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拿起一册随意收下的残本，一开卷就会读到其最精粹的真谛。不仅仅是宋元古本，就是现代印行的书籍，有些人，买下有些书，就是为了观赏其装帧印制之美，而不是阅读它的内容。很多年前，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召集京城里一群喜爱旧书的玩家，议论成立藏书爱好者的组织。后来英年早逝的大藏书家田涛先生，起草了一个章程，大谈特谈藏书对传承文化的重大意义，却极力回避藏书和其他所有收藏一样，其更内在的本质，只是一种癖好，是满足赏玩的欲望。

赏玩往往使人浸润其间而不能自拔，但真正从内心里喜好学术研究的人，对疑难问题的痴迷，又何尝不是如此？至少对于我来说，文史研究就是一种快乐的智力游戏：由已知到未知，再变未知为已知。赏玩之间，往往会经历同样的历程。

“窥一斑而知全豹”：“看”书，也“看”字

前一段时间，我在新浪微博上发帖子，批评李致忠先生主持编著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把非常明显的活字本定作刻本，有人责问我“翻过多少古籍”？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质疑，像我这样的“素人”，有什么资格来挑战司掌国家书库锁钥的专家？这样的想法，固有因缘。研究古籍版本，当然要尽可能多接触实物，但古代版刻及其装帧形式，自有规律性特征可识可寻，由此着眼，透过有限的局部，往往也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普遍的认识，关键是研究者要能够慎思明辨。

仅仅观赏揣摩这一本佛经零卷，我也获得一些超出于其本身之外的认识。放开眼界，认真思索，才会有所收获。

首先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其版刻字体，展开具体的论证，把过去被一些人认作南宋刻本的所谓“无我慧身”本《寒山诗》（今仅存孤本，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改定为元至元二十六年刻本。

《中国版刻图录》载录之《普宁藏》书影

我买到的这册《宗镜录》，卷端镌有千字文编号“倾”，据此序号以及其字体特征，似属元代在杭州附近普宁寺开版的大藏经，亦即所谓《普宁藏》。惟其卷末镌刻的题记，云“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首座沙门慧元重校”，沈津先生尝谓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亦收藏有一册这种释惠元校刻的《宗镜录》，起初也以为是《普宁藏》，但后来“核以《中国版刻图录》中书影，乃知非是”（见沈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然而，我对比《中国版刻图录》以及其他多种《普宁藏》的书影，却以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北京德宝公司2014年夏季拍卖会上拍的第94号拍品，亦为《宗镜录》零册，末有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局主局僧明坚”云云的题记，显然是《普宁藏》本，而篇末同时亦镌有“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首座沙门慧元重校”题记一行，与沈津以及我所看到的刻本相同，这更清楚证实此慧元校刻本就是《普宁藏》本。由于《普宁藏》刊成之后未久，经版就与普宁寺同毁于火，故存世所有《普宁藏》印本，都是大元本朝的印本，我得到的这卷《宗镜录》零本，自然也是元朝的印本。

元世祖至正年间刻《普宁藏》本《宗镜录》（卷末）

德宝公司拍卖《普宁藏》本《宗镜录》

所谓“无我慧身”本《寒山诗》亦刊刻于浙江，取与此《宗镜录》残本对比，可以看到，《寒山诗》的刻书字体，虽然还是南宋浙本通行的欧体字风格，但字迹已更趋清丽廋劲，正酷似《普宁藏》的风格。从而可知此亦浙江地区元代释家版刻之一种风尚，而主持刊刻这种“无我慧身”本《寒山诗》的无隐、可明辈正当地僧侣，自宜依循此等通行的体式，从而在版刻风格上切实证明此本应刊刻于元代（别详拙文《五山版〈寒山诗〉版本价值测议》，刊刘玉才、潘建国主编《日本古钞本与五山版汉籍研究论丛》）。对于这种版刻字体对比而言，一部书籍之残与不残，并没有太大区别，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旋风叶：宋元经折如何装帧？

这折元刻本经折带给我的另一项知识，是宋元时期经折装的具体形式。明清时期释道两教的经折，一般要在经折的上、下两面也就是最前面和最后面这两张折叶上，各自裱装上一块硬纸板，用以护持折本，而且便于捧读展阅。流传于世的宋元经折零本，往往经过明清人之手，也做如此装帧。但宋元时期的经折装本，在当时主要采取怎样一种形式，过去我却无由了解；至少我所读到的介绍古书版本的著述，例皆语焉不详。

一次黄永年先生来京，抽空儿到我这里闲聊，指名要看看这本经折。我马上想到，这多半是因为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先生也曾买过几本宋刻本佛经的残卷零册。想当初听先生讲买书经过，竟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强烈的巴甫洛夫反应，通俗地讲，就是满嘴流哈喇子。

那是某天一大早儿，先生乘黄包车去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逛旧书店，当然还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顺便说一下，旧社会里的旧书店，往往与风月场毗邻。像西安的粉巷、太原的柳巷，顾名思义，就能想到当地做的是什么营生；北京的琉璃厂也紧邻八大胡同。四马路上不仅有很多书铺，同时也是上海滩上妓馆林立的地方。所以，提到去四马路逛街，最好先说清楚是什么时辰去的），在一家铺子里，看到高高一摞宋元刻本的经折，全都残缺不全，不管你挑那一本，都是一圆钱。可先生也算是穷学生，身上只有五块大洋。就像守财奴买衣服，同样的价钱要选最大尺码一样，先生先下手挑了一折最厚的。你想想现在不管什么宋版书，都可以论页计价一张儿一张儿地卖残页，就会明白这一原则有多重要。接下来选的一折，上面带有一位元朝和尚师傅的题记，算是别有名堂。最后又拣了一册什么样的经折，我已经记不清楚，只听得黄先生说，他就此收手，起身离去。听到这里，赶忙吞咽下一大口涎液，问道：“还有两块钱呢，为什么不再挑两本？”先生不紧不慢地讲：“我还得留一块钱坐黄包车回去呢。”我说：“那不是还剩下一块钱么？”看我急赤白脸的样子，先生更为悠然地说：“午饭还要吃顿西餐呢。”年纪轻轻的，就为一顿可吃可不吃的午餐，为少走几步路，失去两册宋版书，现在回想起来，这该让人何等痛惜！先生却是淡淡一笑：“当时好书多了，这算不了什么。”

看了我的《宗镜录》，先生依旧是淡然一笑：“书算不了什么。不过是元朝的原装，值得珍重，千万不要胡乱装修。”其装帧形式，最具特点的地方，是在经折的上面（也就是它的最前面），裱糊一张与折面大小相当的稍硬稍厚的暗褐色纸皮（日本学者称作“里表纸”）；同时用一质地相同而横向幅度更为宽展的纸张，裱糊在经折的下面（也就是它的最后面，日本学者称作“表表纸”）；然后再把这张宽展的纸张，从下向上（亦即从后向前）折叠包裹到上面（也就是前面），接下来先把左侧的纸张贴靠在经折上面（即前面）的硬纸之上，再把右侧的纸张压在它的上面。

元世祖至正年间刻《普宁藏》本《宗镜录》的装帧

宋元时期的经折装佛经印本传入日本很多，而且有相当多一批经折，是以其原始状态留存下来，我在日本买到的这册《宗镜录》即属其中之一。这样大规模涌入日本的经折，对其本土书籍的装帧形式，当然会产生很大影响。日本学者总结彼国古代典籍装帧形式的演变历程，以为在由卷子本向册子本转化的过程中，较早出现的经折装本，有“帙形折本”和“包表纸形折本”这两种形式，而对照日本学者绘制的示意图和中国学者很粗略的描述可知（见藤井隆《日本古典书志学概说》、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除了那一道“押竹”和用于系结的“纽”之外，所谓“帙形折本”，大致即相当于《毗卢藏》、《碛砂藏》等宋刻佛经每一折经折外面包裹的“包衣”或称“护衣”，而“表纸形折本”与这本《宗镜录》的装帧样式（中国有学者称包裹到上面来之后左右两侧的暗褐色纸皮为左、右“压页”），基本相同，二者之间必定存在很紧密的联系。只是我实在没有机缘见识更多的实物，编纂古籍图录者又多不展示完整的图像，像这样的问题，只能留待日后有机会时再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帙形折本”示意图

按照东洋学者所说日本古代典籍装帧形式的变迁过程，这种“帙形折本”和“包表纸形折本”乃出现于“旋风叶”之先，而所谓“旋风叶”又可细分为狭义的“旋风叶”与“固定形旋风叶”两个种类（见藤井隆《日本古典书志学概说》）。最初指认上述狭义“旋风叶”的岛田翰先生，曾举述日本旧钞本《论语》和《醍醐杂事记》的所谓“囊草子”装帧，来证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籍的“旋风叶”装帧形式（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因而得到马衡、余嘉锡、王利器、周绍良、饶宗颐和业师黄永年先生等众多中国高水平学者的认同。然而，也颇有一些中国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对于这些人来说，“这种形式的书在传本中未曾见过”，就是他们否定岛田翰一派人观点的重要理由（如魏隐儒《古籍版本鉴赏》）。

“旋风叶”示意图

研究古代历史，特别是各种有形的器物，重视直接证据，也就是强调所谓“眼学”，这固然应该提倡，学者也要尽力践行这一原则，但也不见得事事都要“眼见为实”。古人已逝，古事已远，古物也不可能尽有留存，通过其他外在形态相当相近、内在因缘又有密切关联的古代遗存，再结合切实可信的文献记载，仍然可以复原很多古代器物的面貌。再说，历史研究的魅力，本来就是依靠间接的证据来做合理的推测判断。杀人越货者要都像武二郎那样写明“杀人者，武松也”，那还要“神探”做什么？

在北宋人的著述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旋风册子”和“旋风扇”等相关的记载（宋侯延庆《退斋笔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足以证实“旋风叶”最突出的形态特征，应是折迭成册。结合这样的文献记载，再来看像元刻本《宗镜录》这样实实在在的装帧形式，使我愈加信服岛田翰一派人对“旋风叶”的看法（别详拙文《重论旋风叶》，待刊）。虽然说“帙形折本”和“包表纸形折本”，在发生的时间顺序上，未必一定像日本学者所推断的那样先于“旋风叶”，但这几种装帧形式之间，确是通贯相连，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由卷子本蜕变的痕迹，适可彼此印证。

径山版刻何以兴盛？

这册《宗镜录》零本，更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卷末所镌“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首座沙门慧元重校”这一题记。如前面引述的另一刊刻题记所示，所谓《普宁藏》，乃因有“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局”主持刊刻而得名。这两座寺院，虽然都在杭州附近，但派别迥异。普宁寺在元代是白云宗的一个全国性中心，一般来说，反禅宗是白云宗这一佛教宗派在信仰观念上的一项主要特征，而径山的兴盛万寿寺则名列禅宗五山十剎之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纠集径山兴盛万寿禅寺的首座沙门来参加《普宁藏》的刻印事宜，这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思的问题。

佛教史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一情况，非余所知。我感兴趣的是这位慧元禅师是仅仅帮助核校经文、还是在径山分设作坊开雕经版？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直接的资料，只是摩挲赏玩间随意产生的想法。

南宋理宗嘉熙二年径山化城接待院刻《佛果圜悟真觉禅师心要》

刻印一整套大藏经，需要动用大量财力、人力、物力，如明清间刊刻的《径山藏》，在其后期，就是由诸多寺院分别承担刻版，而在元朝刊刻《普宁藏》之前，径山就有很好的版刻基础。如今藏国家图书馆的释祖咏撰《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系“宝佑癸丑天台比丘德濬募缘重刊于径山明月堂”（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又日本东京伊东祐淳先生和大谷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的《佛果圜悟真觉禅师心要》（后者系神田喜一郎先生旧藏，残存下卷），亦宋理宗嘉熙二年径山接待院所刻。南宋末年，就是这所径山兴盛万寿禅寺的著名禅师大休正念，东渡日本，在主持镰仓寿福寺期间，命工刊刻《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念大休禅师语录》，在五山版兴起之前，于镰仓时代开启禅林典籍刊刻的风尚，在日本版刻史上，据有很重要的地位（陈小法、江静《径山文化与中日交流》）。大休正念这些举措，与他在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时即已熟悉雕版印书事宜，也应当具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