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不止于拆迁暴富：深圳城市化中，四个农村地区的变奏

谈起深圳城中村，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词便是“拆迁”和“暴富”。由于深圳土地存量不足，占据便利交通位置的“城中村”成为城市改造更新的重要机会。

不过，乡村聚落在城市化中的归宿，仅仅是催生暴发户这么简单吗？通过深圳不同位置的的四个城中村——新羌、白石洲塘头、石岩塘头、岗厦的发展历史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城市化机会的不均等，以及一些戏剧性的矛盾。

从“拆迁暴富”来看，岗厦村是一个典型代表。岗厦是位于深圳福田区福田街道下的一个社区，分为东西两个片区，其西片区已经拆迁，东片区保持握手楼现状。岗厦是福田中心区唯一的城中村，南临香港，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岗厦四周，被道路和正式规划形成的城市空间包裹，在深圳房价奇高的背景下，其相对便宜的房租吸引了近6万的白领和低收入群体居住。

从历史上说，岗厦是文姓家族的村庄，已繁衍25代，在当地有700多年历史。1979年以前，这里是国家边缘化的乡村。从当年绘制的福田公社地图看，岗厦集中的居民点和今天的位置一致，并拥有大量耕种土地，包括莲花山、笔架山南面的荔枝林和大量稻田。岗厦摆脱城市“边缘”的位置，是经由福田中心区的规划而实现。由于岗厦所在位置符合规划师对城市中心区“背山面海”的要求，加上这里土地平坦方正，地理位置适宜，政府便选址于此。

在中心区规划的过程中，习惯将土地视为一张白纸的规划师，并不知如何处理这一块城中村区域，索性将其视为一块“白斑”，采取回避的态度，无视其存在。而随着城市发展，岗厦由于具备生活上的便利，吸引了周围大量的从业人员在此居住。在政府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滞后的情况下，这里客观上解决了城市居住问题，并成为周围正式规划空间的重要生态补给。

2008年，岗厦西因城市更新拆除，岗厦村民拆迁的暴富故事被多次报道。实际上，“村民”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岗厦文氏约四千余人，其中有三千余人是香港公民或海外身份，户籍还在岗厦社区的文氏仅约一千。无疑，岗厦村民是一类“失地农民”，但显然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失落。

与此同时，拆迁导致大量租户被迫迁徙，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也发出质疑：谁来考虑租户的城市权利？谁承担了城市开发的成本？拆除城中村，将之变为千篇一律的高端商业与办公用地，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吗？

与城市中心岗厦相比，位于深圳光明新区北部紧邻东莞边界的新羌社区，是既有农业地貌，又有低端工业的“城乡结合部”。因为位置偏僻，这里仿佛被排斥在特区发展之外。新羌社区面积11.02平方公里，其地域原属光明华侨畜牧场。

该农场于1958年成立，并于1978年接纳了大量来自越南的华侨作为农场职工。虽然深圳成为特区伊始便拥抱市场经济，但国营农场的职工却一直生活在“体制单位”中。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农场职工具有“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的保障，而随着90年代末农场的政企分离，大批职工下岗。

对比之下，岗厦村民因有集体土地而在市场经济中握有发展的资本，新羌居民则因为农场国有土地的性质难以发展。在不断与单位博弈的过程中，新羌社区的各个居民点虽然成立了代表集体的股份公司，并从农场争取到一些土地，但离散的华侨居民点和本地村民却难以凝聚，导致社区土地的细碎化发展，资源难以整合。

新羌的就业问题同样显著，由于深圳本地户籍相比外来移民有更高的社会保障标准，周边工厂不愿雇佣本地社区居民。于是，新羌社区的原农场职工及二代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难以进入工厂工作，这种尴尬局面使得他们越发看重对土地权利的争取。

从岗厦和新羌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两个条件——地理位置和土地权利——制造了“农民身份”在城市化中发展机会的差异，那么，一个在城市中心的国营农场社区的情况如何？

处于深圳南山区世界之窗西面的白石洲就是一个例子。和新羌一样，这里曾是光明华侨农场的分场，职工包括本地原四个自然村的村民，以及大跃进时期因修建铁岗水库而从宝安石岩搬迁来的塘头村村民。显然，从地理位置来说，白石洲因区位优势比新羌有更多城市机会，但它和新羌一样，由于农场国有土地对村民土地权利的限制，相较于有集体土地的乡村发展滞后。

1992年，深圳特区内撤销68个行政村，4万农民改变户籍身份成为“城里人”。在这场“农转非”运动中，许多农村集体成立了股份公司，白石洲五村村民却只办理了城市户口，没有成立农场化股份公司，没有确权村民宅基地，也没有征收土地补偿和返还集体经济发展用地。他们和新羌居民一样，随农场变更而下岗，因教育和技能的限制，难以参与市场竞争。在同样处于城市核心的岗厦和白石洲案例中，“失地农民”与“暴富户”成为两个对比强烈的身份。如今山雨预来的拆迁改造，是白石洲村民最为期待的财富机会。

白石洲塘头村村民在大跃进迁徙中，都是经过挑选“政治出身”的优胜者，“地、富、反、坏、右”无缘进入国营农场，这些没有搬迁的村民如今依然生活在石岩塘头村，他们的发展又如何呢？

石岩塘头地理位置偏远，相比位于城市核心区的白石洲，这里的村民却更富裕。由于处于城市偏远地区，较少受到规划干预的影响，他们拥有集体土地并抓住了工业发展的机遇，其股份公司管理着大面积的工业园区，村民居住在自建的封闭别墅区内，生活优渥。

经过四个城中村的快速导览，可以发现“土地权利”成为村民发展的关键。位于城市中心与边缘的村庄的城市化过程，也并不是简单的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

乡村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展现出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并具有多样性。

人们常说“深圳没有历史”，实际上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即城市本无一物，可以随意清除、无可保留。当我们着眼深圳发展中的“城”与“乡”的脉络，则发现白石洲塘头村民于大跃进中的搬迁、新羌农场于越南华侨的避难家园、文氏家族于岗厦700年的族谱…...这些真实的过往鲜为人知。

对于村民来说，历史的认同与否定甚至成为一种博弈策略，渴望拆迁机会的村民或称他们没有历史，而在赔迁的谈判中，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的存在——则又可能成为一个获取利益的筹码。

如果以“人”的城市化作为城市化过程的关键，自四个案例的对比中也可看出，在从村到城的过程中，村民们首先都面对“失地农民”的身份，而“一夜暴富”的差异则源于城市发展的资源不均。当人们用某种不平衡心态评价城中村的“暴发户”个案时，还应该看到基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三农”作为国家工业原始积累的资源供给方，受到极大压迫。

无论是城市边缘发展困难的的新羌，还是位于城市中心因区位优势受到资本青睐的岗厦，都是城乡关系失衡的两种极端表象。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如何建立城乡互补的市场关系，寻求生产方式与社会方式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由大资本操控的霸权与垄断的市场，是“城中村”的探讨应有的归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