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谷孙：英文系里的那三个大佬

本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图书出版摘自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图书出版”的微信公众号是“fudanwaiyu”。

忘记是哪一位大家（昆德拉？）说过，夕阳的余晖使一切显出醇美。年时何速，一不留神，老已冉冉近矣，自己不但满了一个花甲，更成了复旦外文系现职教员中最年长的一位。夕阳的余晖下，重存往会，怀想亲爱，不时有一幅幅师长的影像游走脑际，寤寐无忘！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内地的高等院系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组调整……那时，作为学生，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居心向学之士，只要善从诸儒不同的学养和专长，博采并学，必可大有长进。

Big Three之一：杨岂深

先从当年被学生戏称为the Big Three（三巨头）的杨岂深、徐燕谋、葛传椝说起。杨是继全增嘏、孙大雨之后出任外文系主任的，“在位”有年，人称“杨老令公”，“岂深”二字据说是他本人入世之初改用的名字，意在自谦；而“老令公”其实不老，比之今日的我还年轻好几岁呢，只是他体弱多病（或自觉体弱多病），作派比较接近老者，说话喘悸少气，声音幽幽，往往未及一半便戛然而止，一手已摁脉去也（英谚云：The creaking door hangs the longest on hinges.扉虽危却长不倒。“三巨头”中杨寿最高，足征此语）。

识书识人是杨岂深先生对复旦外文系最大的贡献，无他人可比。复旦外文系一度图书资料丰足，曾是兄弟院系羡慕的对象。例如后来被称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反叛青年“圣经”的The Catcher in the Rye《麦田守望者》，书出版不久，外文系资料室已经购得，有位学者专程从北方来，竟把全书摘抄了去。“文革”爆发，大字报攻击杨岂深独霸订书大权，而且新书一到照例要送他先读，被他垄断多时，殊不知倘若没有这样一位读书多、涉猎广、信息灵的系主任早早重视图书资源的积累，复旦外文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点“家底”。

杨又知人善任，且有前瞻目光，早在中苏公开交恶之前，他已抽调俄语教师改行去学法语和世界语，还曾拟议派人去学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一部分的拉丁语，以免“绝后”（出于种种原因，此计未成，幸有杨烈先生在耄耋之年，义务为系里的有志青年讲授一点拉丁入门，致未完全断种）。我虽不才，当时还算年富力强。是杨岂深先生在我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本人犹在攻读研究生的同时，把我推上最高年级英五“英美报刊选读”新课的讲台，逼我奋发努力。事后想来，杨可能看到了我这人不肯轻易言败的好胜心和比较强烈的表达欲，这才把我往高处推去，看看能挖掘出多少潜力来，而正因为起点较高，自己一点不敢怠慢，日后的进步也才更快一些。

毋庸讳言，作为党员系主任，杨在当年是不能不紧跟政治形势的，在历次运动中误伤同仁也是难免。一位嗜读克里斯蒂疑案小说的老教师曾对我说，她要写一篇某英语系发生教师连环被杀的故事，侦探结果发现“凶手”竟是那貌似弱不禁风的系主任，虽是无稽笑谈，与杨芥蒂之深可见一斑！杨早在“反右”之后便声称要以“forget and forgive”（忘却并宽恕）的态度对待同事之间的恩怨纠葛，而在“文革”之后，在他的晚年，老人似更经历了一番大彻大悟。

Big Three之二：徐燕谋

“三巨头”之二是英语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从英五精读为我班授课（1961年）始，到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遽归道山止，徐老夫子于我有二十五年的师恩，而自从我在１９６５年５月丧父之后，师恩中更融入了在我感觉中类乎父爱的感情。长江三月上刀鱼之际，夫子大人必令师母邀宴赐饭，“阿霁”（小女陆霁）享受徐家孙辈待遇，频繁出现于徐老夫子诗中，凡此种种，都是明证。

徐师是“文革”前高教部统编专业英语教材系列中程度最高两册（七—八册，与北外许国璋一—四册、北大俞大"五—六册配套）的编者，但从穿戴到举止可说是外文系最没有一点儿“洋”气的人。徐蓄一头板寸发，脚踏黑布鞋，爱吃肉做诗，似更像一位中文教员。在他主讲的英国散文课上，他也确实会不时引用汉语的劄记、小品名篇，以为对比映照，或在滔滔不绝的英语讲课过程中夹杂着“性灵”、“机趣”、“兴会”、“气韵”等难以译成贴切外文的汉语文评术语，而到了研究生阶段，在他布置的课业中更有刘勰、钟嵘、司空图等的文论、诗论。按他的说法，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后来王佐良先生曾对我说，他欣赏徐老夫子的话：“植木无根，生意无从发端矣！”徐还常以他的“同学如弟”钱锺书先生为榜样，激励弟子们凌绝顶而览众山，甚至向钱推荐过学生，但与此同时又告诫我们不可株守先儒，以附骥尾。

徐燕谋先生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踱着步吸烟“热身”，讲课时也不喜居高临下站定在讲台，而是好在学生座席间的过道中穿行，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哪位学生要是“参与意识”特别强，抬头与他四目对视，或做出会意的表情，他便驻足与这名学生“对话”一番，讲到得意处还会朝学生的肩部猛击一掌，然后扬声笑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一度，徐燕谋爽朗的笑声几乎可算外文系英语教研室的一块“招牌”，每周五下午来系办公室参加分组政治学习，循徐式giggle找英语教研室，绝不会走错门户。这笑声到了“文革”忽归哑寂。原来，徐是敬老慈幼之人，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这比之他本人在外文系所受的冲击，是更为难熬的精神折磨，于是十年浩劫期间，徐在公众场合基本不再说话，兼之长年失眠的顽疾，就此种下了极度的抑郁。

徐老夫子有几个得意门生，说我是其中之一大概不算夸诞，但我几乎从未听他称赞过一句（对他人说陆某孺子可教，甚至对葛传椝先生说陆诗偶有“义山风韵”，则是另一回事，辗转听得这类评词之后我常乐不可支），多的倒是批评和警策。如果说１９６１年师生初次相识的第一堂课上我被徐师连珠炮似的问题（依稀记得问题涉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的文艺观）问倒，多少还算是一顿“杀威棒”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挨剋听训就是家常便饭了。我好练笔，但发还的作文卷上多处写着“勿无病呻吟”，“力戒藻绘”，“谈虚语玄，和者必寡”，“不脱依傍，何论登峰造极？”，“格律是紧身衣，不宜学做旧体诗”之类评语，其中儆戒的基调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后我去国外发表论文时。１９８３年３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关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国际会议，并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James Lardner的专访。采访记在该报发表后，我不无得意地给徐老夫子寄去一份，不料因此招来严厉批评，要我重温《汉姆雷特》剧中波洛涅斯给儿子莱阿提斯的“家训”：“Give eve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多听少说），复又毫不客气地告诫：“Still waters run deep”（静水深流）。回顾平生，言行所守，似尚无大缺，除家教外，徐老夫子的诫勉影响至巨！

Big Three之三：葛传槼

“三巨头”之三葛传椝先生是自学成材的教授和词典编纂家。系里流传的佳话是葛早年辍学，靠着电报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工作锻炼养成了敏锐的英语意识，曾致信Henry W. Fowler，专就此公兄弟二人的成名作《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质疑指谬，Ｆ君旋写来回信，对英国之外竟有人如此熟知英语惯用法，大表赞赏，葛从此名声大振，时被沪上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去向公众作英语演讲，并更加专注地钻研起英语惯用法来，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学生戏称葛有三大法宝，即断定名词是可数或不可数，前面应加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遇到这三方面的困难，去向他请教，据说无疑不解。

葛在英语惯用法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始受到挑战，据说当时有某位英籍专家在北外演说，要学生把葛氏《英语惯用法词典》扔出窗去——倘若他们真要学好英语的话。葛对此是颇耿耿于怀的，曾由他学生俞亢咏先生与那洋人几度鱼雁往返，后来据说对方也改变了自己的极端看法。

葛传椝先生最大的爱好是词语，思想方法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譬如说他把语言和文学截然分隔，把搞文学的老师，如伍蠡甫、戚叔含、孙大雨、林同济，一律称为“楼上派”（当年的文学教研室适设于二楼），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教语言的教师则属于“楼下派”；读书可以忽略内容，只顾语言，因此从头至尾顺读和从尾到头倒读，对他来说，并无两样；他向我班讲完著名的汉姆雷特独白“To be, or not to be”之后紧接着自问自答如下：“be还是不be，想到头还是be，你们看有多大意思，我看没啥意思。”

葛还反对任何形式的翻译，称翻译必生误解，我曾因此戏称他与翻译“不共戴天”，他反唇相讥，称我“戴天先生”，又简化作“戴先生”，年长日久其孙竟忘我真名，每以“戴先生来访”通报！葛爱玩弄词语，给人起一些并无恶意的绰号。上文说过徐燕谋先生“文革”缄口，葛从此称徐“金先生”（从英谚Silence is golden化出）；某公语速多顿，插入无数“这个”、“这个”，葛将此译作this，一度称他Mr. This，兴犹未尽，遂把this以中文的近似音化作“集思”，复将二字扩成“集思广益”，干脆称某公为“广益先生”。从Mr. This到“广益先生”很容易看出葛传椝这位字迷先生曲折的思想轨迹。“文革”中学习极“左”理论，工宣队诱导知识分子们提出问题，从中掌握思想动向。葛受不了“钓鱼”式的骚扰，思索良久，终于问道：“帝修反若用英语代词指代，该用it还是they？”引得满堂哄笑。

英语娴熟到一定程度，常会有在熟人中间说上几句“洋泾浜”开开玩笑的诱惑。葛先生这方面的发明在外文系是尽人皆知的，诸如“Old three old four”（老三老四），“pasty”（沪语“搭酱”的硬译，指不牢固，不出色），等等。可能是师门不同的缘故，我感到葛先生最初对我并不友善，在我研究生第二年一次类乎今日里的qualifying test中，“现代英语”一门由葛命题，受试者仅我一人。由于出题缺少分寸感，我在封闭的屋子里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五点，权充午餐的面包和冰砖还是由某位学兄从铁栅栏外递将进来的。

“文革”中期，葛与我一起被“发配”去编《新英汉词典》；再往后，特别是当他听说改革开放后补拟《新英汉词典》编写人员名单时是我竭力促成由葛领衔之后，师生关系渐次密切起来。葛晚年寂寞，师母大去之后常过街来我处“吹牛”，见我在徐燕谋先生死后发表在报上的悼念文章，曾喃喃自问他的身后不知有谁会作文纪念。我笑他生死之事也讲“未雨绸缪”，并表示区区虽非葛门嫡出，师恩隆重，哭丧也是本分。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９日，葛传椝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正客居香港，践诺写回一文，正好在大殓之日见报，当年说笑竟一语成谶！葛先生生时来访之频，有时令我应接不暇，尤其是杂事蝟集之际，故亦曾令小女以外出诓语挡驾。对师长如此不忠不孝，今日想来，愧悔自责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