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前的苏州从未淹水，古镇的智慧我们懂太少

周恩来曾承认在发展国家交通事业上犯过错，对水运不够重视；习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古镇建设，不能把河“扔”了。

自2003年起，中国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已经达到6批共249个，名村27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725个，而各地踊跃申报的热情还在继续。与之相对应的是，古镇保护的现状和力度能否匹配这股申报热度和庞大数量呢？各个水乡古镇在保护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日趋商业化和同质化的问题呢？日前，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和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在上海金山和浙江西塘举办了“建筑与城市人文记忆——上海历史城镇保护的困境与对策”研讨会。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在会上提出江南15个古镇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记者在与会期间专访了阮仪三教授，他提及水乡古镇是江南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处所形成的以水网分布住宅形态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民居样式和道德习俗，古镇的建设，不能扔掉“河”。

古代江南人与水和谐相处形成了水乡

澎湃新闻：提到江南古镇的形态和栖居其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往往离不开一个水字，依水而居，傍水而眠，水在江南古镇的发展形成中，具体起到了哪些作用？

阮仪三：江南地区有拥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本就河道丰富、湖泊众多，加上该地区的人民在历史上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相互勾连，整个水网体系经过人工整理，显示出更加丰富的样貌。

在江南，河的概念和北方不同，江南的河大都用canal（运河）一词，而非river（河流），即都是人工开凿的。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伍子胥开胥溪、夫差开凿邗沟与江南运河。由于运河的便利，历朝历代水利都是当地政府的重要命脉，如果摊开江南的水利图看，一定会对其中密密麻麻的河道分布感到吃惊。

以上海为例，根据《吴中水利图》，上海处在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东缘，常有水患，而沿海地区又常有旱灾，于是人工开凿纵浦以通于江，又与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畿布之，使水行于外而田成于内。《南汇县水利志》中的一张原南汇县水利图就描绘了南汇地区最初为引咸潮而开挖的沟槽逐渐成为灌溉用的大小河道，这些河道排列整齐，纵横密布，每一条都有自己的名字，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人定胜天”的信念和成就。

除了抵抗水灾、围垦滩涂、引水灌溉，江南的水过去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交通运输。事实上直到现在为止，沿运河的苏锡常、宁镇扬，其城市主要的大件运输、散件运输和重件运输依靠的还是运河。因为普通的卡车装运多则一车16吨，而一条船运少则1000吨，适合运载大吨位的煤炭、水泥、黄沙、布匹、粮食等货物，装卸也十分方便。据统计，苏州、杭州、扬州和常州这几个城市，其河运量至今仍占到城市运输总量的52%~60%，每个城市的比重稍有偏差。

如果你去苏州城盘门山的吴门桥上往下看，水上的小船几十条首尾相连一起穿过桥洞的景象，真是让人移不开眼。另外，水上交通也是江南人重要的生活方式。过去人们划分区域，陆地上以挑担行路的时间作为衡量标准，水上则讲行船的时间，摇船一天能到的，则为一个村子。从前我从乌镇到南浔，汽车要开一个半小时，行船却只要40分钟，十分便捷。

伍子胥在选址苏州城时曾用过八个字，“象天法地、相土尝水”，而后立水陆门八，造大城。这种尊重自然、利用良好生态的态度和实践形成了江南地区的水乡环境。人们架桥通水，户户凭水而居，家家搭建水墙门，还有水码头、水阁、水榭，水楼，水廊，水盆，水巷……这些与水息息相关的建筑形式和构件形成了江南独有的水乡风光；而水巷人家受惠于河里来往的时鲜，汉子们船上吆喝交易、捕鱼抓虾，年轻的船娘穿着特色的服装娇声叫卖，孩子们在河边嬉耍，形成了特色的水乡文化。所以我常说因水成镇、因水建镇，在江南，水产、物产、灌溉、交通运输，形成一整套的自我调节的生态体系，人和水之间建立了和谐的关系。

澎湃新闻：现在江南的水网体系已经不再承担重要的交通运输作用了，这种变化对江南古镇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阮仪三：现在的现代化建设兴修起公路，人们开起汽车扔了河。宋代《平江图》完整显示了宋朝苏州城“一街一河”的格局风貌，以苏州三横四直的骨干河道为基础，大大小小分布了300多条河道，当时整个苏州城的河道总长度有58公里，上世纪40年代为82公里，而现在仅剩32公里，超过一半被填埋。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江南的大部分区域，也是我认为城市交通发展时所走的弯路。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一句话，鲜少见于报纸，他说我在发展国家交通事业上犯过错误，对水运不够重视。长江和密西西比河分别为世界第三、第四长的河流，其对中美两国各自的重要性也相当，然而后者的水运量是前者的20倍，而且在整条密西西比河上没有一个大型的水利设施，因为他们认为这条河是生活运输的命脉，而我们却忽略了。

当代的水利建设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变为两个水系，农村的水系只管农村的土地灌溉，而城市的水系是负责城市的饮水排水，相互独立，互不贯通。所以常常看到大风大浪一来，城市就慌慌张张地采取人工措施抽排积水，这些问题以前都不存在。我的家乡苏州有历史记载以来都从未被淹过，直到最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功能消失了，现代化代替了自然的能力，人变得更加脆弱。

澎湃新闻：那现在江南地区的河道已经不贯通了吗？古镇是不是被一个个孤立开了？

阮仪三：不是孤立的，古镇现在还是相互通的，只是水运这个问题我们不再重视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体系的形成方式不同。现在是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边缘城市、镇、乡村这样围绕的，所以人们看到大上海、大苏州、昆山、周庄。过去不是这样，淮扬苏杭都是依靠一条运河的交通线联系起来，然后各自放射出去一些能和它直接交往的城市，这种交往联系是以水路完成的。所以运河沿线形成了很多网络状态，网络的交汇点上就形成了城市。当公路取代水路以后，这个体系也就不存在了。

澎湃新闻：水运交通的没落和现代化城市的兴起事实上是不可逆的过程，古镇也很难回到百余年前的鼎盛地位，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追溯其渊源？

阮仪三：确实不可逆，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水的重要作用，缺了一窍，是应该感到后悔的。虽然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但一方面过去人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建造、生活和行为方式，可以学习，另一方面应该从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吸取教训，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避免，并把缺少的部分补足完善，保护江南水乡的特色。我不是说要恢复古代水网和城市体系，而是要尊重，不应蓄意破坏。

习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话说得太对，乡愁是时代的回忆，而且是依附于物质形态的，所以我提倡要保护古镇，要保护其原有的实质性内容，保护人与水共同相处的环境和特色。

还有就是我一直提倡的由江南水乡的结构布局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把这层忘记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家庭组成的特性以及伦理道德的礼数，现代城市都在渐渐缺失，而江南水乡古镇保住了，那么我们就应该保存住水乡古镇，把它们发扬光大。

保存古镇物质形态

就能留存一片土壤

澎湃新闻：现代人喜欢便捷、舒适、更加西化的城市型生活方式，江南古镇的生活是否已经被抛在了历史发展的后头了？

阮仪三：其实我还是很乐观的。以上海的新场古镇为例，我最近刚去考察过，过去居住在古镇的人抱怨没有抽水马桶只能拎痰盂，没有淋浴系统只能放木桶，生活不够便捷，现在通过改造全都解决了。我们铺排了7根地下管线，2根下水线雨污分流，1根上水线，4根电线，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了。本来人们就觉得老房有老房的惬意，条件好了后就更愿意呆了。年轻人也愿意回到家乡赚钱生活，一旦年轻人开始回来，这个地方就有活力了。

我曾专门去欧洲考察一些古镇，有些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的小镇依旧保持着千年前的风貌。沿街老头老太晒着太阳喝着茶，而年轻人开着店铺扫着地，一些古镇还保存着原来的特色产业经久传承。一次我拜访一个意大利小镇，盛产葡萄酒。村里人请我喝鲜榨的葡萄汁，经过大半日有些微微发酵，很可口。村人谈及流传了千百年以上的酒的名头和榨机，都引以为豪，我们也肃然起敬。所以我觉得古镇的保存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落后的。

澎湃新闻：您特别强调保护江南古镇是为保存其结构中蕴含的传统道德伦理，为什么这种物质留存可以传递伦理观念？

阮仪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人讲百善孝为先，其房屋的结构就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出发点建造的，子孙辈早起都要去厅堂向长辈请安，形成自然而然的道德品质和家庭关系。过去的房子，堂屋、两厢房、前房、后房、左邻右舍、青梅竹马，与中国的礼仪传统和社会结构都是相匹配的。

过去的社会环境中，不论是江南水乡、北方四合院还是福建广东的农村地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特别清楚。我曾经在福建某村里碰到高考发榜，村里出了几个大学生，全村人敲锣打鼓，在祠堂里开大会帖大红榜，集体做饼分给村民让大家也传一传喜气，气氛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重要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睦邻友好、远亲不如近邻的关系和房屋结构还有街巷里弄的形态就有很大关系。这种事绝不会出现在城市里，我在自家的高楼住了十年，连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目的是即便以后建新城还是要传承这种精神，保留这种关系。你问我用什么方式，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但大家不去找就不在了。从江南水乡包括历史城镇的保护，保留这种物质的形态就是留存了一个土壤，一个温床，能不能滋养出新的东西看之后的努力。但是如果温床没有了，土壤不在了，全是水泥地又能长出什么呢？

保护要

“整旧如故，以求其真”

澎湃新闻：古镇保护工作进行了三十余年，有怎样的变化？

阮仪三：有很大的进步，至少现在没有人提要把古镇拆掉，而在1980年代这种声音比比皆是。当时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他的社会概念是对的，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造成了污染大转移。1986、1987年的时候，我去江浙一带的古镇调研规划，看见两个相邻的村子都在发展纺织业，经流的小河第一次去看水是红色的，第二次去是绿色的，第三次是黑色的，每天染什么布河水就是什么颜色。旁边还有炼铁厂、电镀厂，排放出来的水都有恶臭。我拿着省委的介绍信找到当地政府，但他们的官员看也不看，抓着我的手就把我轰出去，说我妨碍他的工作。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

再讲浙江温州的楠溪江，非常美丽，那里的水清澈得人站在江里能看见自己的脚趾尖。法国人如果说“蓝色的多瑙河”，那我就要说“水晶的楠溪江”。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建筑学教授带着团队去浙江温州的楠溪江考察，将当地的历史建筑记录下来，做了完备的工作，在台湾一共出版了三本书。但是这之后他和我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把房子保下来，做设计和规划，他却觉得把房子画下来就完成了任务，历来的知识分子做到这里就可以了，我是个行动派，说不够，还说他老朽。

我指给他看凡是他画得最好的房子都被烧掉了，假如那个时候就开始保护就都能留下。之后这位教授专门撰文，说之前对我有一些意见，现在觉得我是对的。所以说现在大部分人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不会说反对，但问题演变成将保护和“发财”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的思路都是，保护是为了发展旅游，发展旅游是为了赚钱，赚钱才是为了改善生活，但我觉得认真地保护必然能够很好地发展，但是方法不同。仅仅是为了赚钱，容易不择手段，从而造成破坏。我们现在看到各地都热衷于修建仿古街道、打造短平快的工程，多元化的民居建造的消亡，历史风貌改观。

因此我到处都讲保护的“四性五原则”：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环境和原结构，原环境已经很难做到了，能保几条就保几条。另外的原则是“整旧如故，以求其真”，“延年益寿，不要返老还童”，这本来是梁思成先生的话（修旧如旧，以求其真），我改了两个字。修旧要修到什么程度，是要进行研究的，唐朝的建筑谁也没见过你说重现汉唐风采不是吹牛嘛，我们现在有的至多明清甚至只有民国的东西。

我举个反例。枫泾古镇，正中有三座桥，一看就是钢筋混凝土的，因为石头砌的拱和钢筋的不同，水泥可以做成任何形状。街边的窗格也是统一制造的，窗上没有榫头，一拉就会下来。包括屋顶，过去每家人家的屋顶都不一样，现在被建造得整齐划一。还有非常有水乡特色的水墙门，过去人们走水乡城镇从河滩进屋来，需要几层台阶进入，上了台阶有两间小房供看门人、听差、轿夫等人用。水墙门是水上建筑的重要特点，因为建造在水上所以特别漂亮，而且家家户户都不同，但他们都拆掉了。

申遗是手段，意义在于永远保存

澎湃新闻：江南古镇申遗其实从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

阮仪三：1980年我参与周庄的规划设计，当时提出“保护古镇、开发新区、发展旅游、振兴经济”的16字方针，还不是很为人理解，认为旅游怎么能振兴经济，但事实证明，现在的周庄，以及许多历史城镇，都靠着旅游振兴了经济。很重要一点就是对于规划的逐步实现，既保存了清秀美丽的水乡风情，旅游业取得显著的效应，也得到古镇居民的认可。1997年，周庄成立申遗小组与古镇保护委员会，1999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亚太地区主任到周庄进行考察，考察以后她建议把江南六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申报，即周庄、同里、甪直、西塘、乌镇和南浔，但因为江浙两省之间的权衡，当时没能成行。

2001年，江南水乡古镇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还发行了江南水乡古镇的特种邮票。当时虽然申报没有成功，但是委员会颁发了一个奖项，明确指出，江南六镇由于在规划和保护上，对整个城市的发展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留存了文化遗产，很好地处理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让人们看到了古代人的生活，同时也很好的让今人生活其中，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的遗产保护的奖项。之后因为南浔和同里将古镇开发权转让他人曾一度被国家文物局除名，在收回开发权后又恢复。

2013年5月，江南水乡古镇申遗工作组决定将江浙两省的十个水乡古镇作为一个整体联合申遗，新增的包括锦溪、千灯、沙溪和新市。2015年5月，黎里、震泽、凤凰又加入名单，这样一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镇就达到了十三个。从最初江南联合申报只有6个水乡，这次增加到了13个，要我说应该有25个、35个、45个，因为确实有很多。我以前调查整个江南地区的水乡城镇有100多个，都保存得极其完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