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聃：“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个坑，中国学者应说不

据说，幼年的修昔底德曾在父亲带领下聆听前辈希罗多德朗诵《历史》，作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对其父称赞道：“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如今，修昔底德身为“国际关系学科之父”备受尊崇，其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称作“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

在其人其作面前，古典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们也“深受求知欲的感动”，一代代学人对修昔底德做出了色彩纷呈的解读，有的炫目，有的平实，有的深刻，有的浅薄，却大多是从各自的时代问题出发，希冀从先贤的经典中求得对永恒主题的洞察。新近颇为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此中一例。

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Graham T. Allison），他在2012年8月和2013年6月相继于《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政治评论文章，强调中美之间已经初现“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两国领导人应避免进入这个经典的困境之中。

实际上，早在2011年初，就有另一位学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都“竭力避免埃里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明他的这一概念早有影响。

不过，埃里森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读，无非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存在着爆发冲突的危险性，它与西方学界早已有之的权力变迁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如出一辙，甚至只不过是后者的精简版和通俗版。我们不由怀疑，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修昔底德的真意？素来以博大精深著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能否如穿越剧中的小姑娘一般，任由人们涂抹成现代的模样？

让我们回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中，看看上述三篇文章所共同引用的关于战争爆发的名言：“雅典人不断变得强大这一过程及其带给拉栖代梦（即斯巴达）人的恐惧将必然导致战争”。

单就此句而言，似乎与当下的中美关系的确不无相似之处——中国正在崛起，不断变得强大，美国则对此警惕乃至恐惧。但若我们仔细阅读修昔底德的记述、了解公元前五世纪的历史，就自然会发现，如此的类比实在难说妥当。

关键一点在于，雅典的势力早在多年之前就超过了斯巴达——后者生性保守而谨小慎微，并无称霸希腊的野心，甚至在波斯战争后期主动放弃领导之责，将盟主之位拱手相让；而雅典则借斯巴达退出之机，建立起了强大的统治权或曰“帝国”，雅典使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曾如此向斯巴达人解释自己的“强大”：

“我们获得这一帝国并不是通过强制方式，而是因为你们不愿坚持打击蛮族的残余势力，盟邦们投奔我们并自愿要求我们成为领导者；处于这样的环境我们被迫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发展帝国）以至于今日，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因素，首要的就是恐惧，然后是荣誉，其后是利益”。

那么，为什么在波斯战争之后的五十年中，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扩张并不担忧，却偏偏在此时，他们对雅典的日益强大心生“恐惧”，甚至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本人已做了明确地回答：

“在这一时期中，雅典人不仅更为有力地控制了帝国，也让自己的城邦具有了更大的力量；拉栖代梦人注意到了这一切，但却很少加以阻止，在大多数时间内静观其变——如果不是情势所迫，他们总是迟迟不愿加入战争——同时他们也被自己内部的战争所牵制，直到最后，雅典的势力变得如此引人注目并开始干涉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此时，他们无法再容忍下去，而是全心全意地要以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要通过这次战争彻底打击雅典的势力。”

简而言之，从实力对比而言，斯巴达并非处于统治地位的霸权国（如美国），雅典也并非处于挑战地位的崛起国（如中国）；从双方意图而言，他们都无意争夺希腊世界的统治权——斯巴达只是因为自己的根基受到威胁才有所“恐惧”，雅典则在（对波斯侵略的）恐惧和（领导斗争的）荣誉的驱使之下接受了帝国，并为了维持帝国（利益）而必得保持扩张和战争。这一情境不论如何也无法被扭曲和简化为崛起国和挑战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的文字甚至让我们依稀感觉，雅典这个“帝国”似乎更接近今天的美国，而不是中国。的确，冷战时期诸多政治家与学者都将美国和苏联比附为雅典和斯巴达，当然美国等同于雅典——民主的海权国，苏联则等同于斯巴达——专制的陆权国。鲜为人知的是，笔者所见资料中，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只不过英文是“Thucydidean trap”而非埃里森所用的“Thucydides’s trap”或者“Thucydides trap”，彼时，这自然是用来比喻美苏争霸的格局。美国的角色可以轻易地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转换，这正说明，如此的历史比附是多么轻率。

当然，埃里森教授恐怕也无意将“修昔底德陷阱”发展为一个学术概念，这就像同样时髦的“塔西佗陷阱”以及历史更加悠久的“柏拉图式的恋爱”一样，都是与原作者无甚关联却颇为生动和“有用”的标签。如果说，我们的领导人在采访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学者们若对此趋之若鹜，则恰是落入了陷阱之中，在似是而非的历史类比之下，既无法深刻地理解先贤的思想，又无法准确地掌握当下的情势。

挪威学者克努成在其国际关系理论史著作中辛辣地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为了确立其学说在学术上的可信性，在对思想传统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却构造出了从修昔底德到霍布斯的“现实主义传统”或“历史的连续性”。

不论此说是否准确，我们总是应该对“假洋古董”有所警惕，毕竟，千百年前的思想家们不会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明理论，恰好吻合今天的世界现实和学术浪潮。而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陷阱——即被以古人之名包装的现代公式所蒙蔽——最好的办法便是回到文本和历史中，充分理解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结合对现实的洞察，达至“六经注我”的境界。正如一位英国古典学家所言：

“我们都很容易接受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却很难去提出足够的问题，常常被花哨的言辞所诱骗；我们也有着挥之不去的习惯：要去做虚假的历史类比，将理论主张误为现实特性，忽视一部历史和心理分析著作的复杂性，而将它缩略为专栏文章中听起来很美的几项光鲜原则。这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著有《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