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诞辰120周年︱张天杰：钱穆治明清学术思想，气象宏大

【编者按】

明清鼎革在晚明士大夫生命中是个重大事件，对他们的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晚明大儒刘宗周长期在老家绍兴讲学，弟子众多，其中以张履祥、陈确、黄宗羲等人最为突出，代表了蕺山之学的多元走向。在天崩地裂的大转折时代，蕺山学派何以独盛？又何以分裂？该学派在明清学术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杭州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张天杰先生。张天杰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颇有研究，于2011年出版《张履祥与清初学术》，2014年12月出版《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

对于明清学术问题，钱穆先生深有研究，早年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时期编纂《清儒学案》，后留下《清儒学案序》一文，另外还撰有不少文章，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适逢钱先生诞辰120周年，遂以此题纪念之。

张天杰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是如何形成的？

张天杰：一般来说，学派要有宗主，就是代表人物；要有附翼，也就是宗主的追随者。有宗有翼，大体就可以形成一个学派了。实际上大多数学派，都是后来的学人认定的，学者们当时未必就有构建学派的自觉。具体到刘宗周身上，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刘宗周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影响特别大、名气特别大。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有一大批人听他讲学。实际上他在北京做官的时间很短，后来主要在他的老家浙江绍兴讲学，在江浙一带影响极大。刘宗周最初是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三十来岁时就有一批弟子跟着他了。到了崇祯年间，他四五十岁的时候，名气更大了。为什么呢？不仅因为他的学问好，人品也很高。刘宗周是有名的清官，官至御史大夫，然而很少卷入党争——当时的党争主要在浙党和东林党之间，刘宗周在浙党与东林党都有友人，确实很为难。后来因为敢于直言而顶撞了崇祯皇帝，被削职为民，他仍旧回到老家绍兴讲学，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

刘宗周

刘宗周后期的讲学，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他和陶奭龄发起的证人社讲会。讲会有一两位老师和一批弟子，围绕经典中的问题相互问难论辩。他们的讲会有点像明朝中后期阳明学派的讲会，声势也比较大，一般都有几十个人，有时则达两百多人。两浙士人都会跑去听讲，比如毛奇龄，他不算刘宗周的弟子，但也跑去听过。在讲学的过程中，有些参与者就被后来的学者认定为刘宗周的弟子，还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听过，但不被认定为弟子。

实际上也有几个文献来作认定，一是刘宗周的弟子董玚的《蕺山弟子籍》；一是刘宗周的再传、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的《子刘子祠堂配享碑》。这两种文献收录的都是公认的刘宗周的主要弟子。这样的话，经过后学认定，既有宗主又有附翼，可以算是一个学派了。

当然，刘宗周本人并没有很明确的学派的观念，他就是期望通过讲学把正统的儒家思想传播出去，而且是有意识地反对阳明后学那种狂禅的作风，特别是浙中王门——主要是王畿、周汝登一派，他们当中的一个再传弟子，就是跟刘宗周一起讲学的那个陶奭龄，他的主张跟刘宗周不一样。后来他们就分开讲学了，所谓“白马别会”，黄宗羲曾把这当作晚明讲学的一个典型事件再三讲述。就这样，蕺山学派就跟王学的一支，后人称作“姚江书院派”的分开来了。因为陶奭龄和他几个朋友和弟子一起，专门在余姚建了姚江书院祭祀王阳明，他们就算另外一个学派。

蕺山书院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有什么特别的主张，使它明显构成一个学派？

张天杰：就蕺山学派来说，刘宗周本人的学术主张，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学问在表面上得到绝大多数弟子认同：一个叫诚意慎独之学，一个叫证人改过之学。刘宗周认为，《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是“诚意”，《大学·诚意章》和《中庸·首章》都提到的只有这一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刘宗周认为“慎独”比王阳明的“致良知”更加踏实一些，所以“慎独”成为他讲学的主旨。对于“诚意”与“慎独”，刘宗周大部分弟子都非常重视，而且把这个主旨记录下来并传授给他们的弟子。当然，他们具体怎么理解则存在着差别，但都认为这个主旨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证人改过。证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改过，就是成为圣人的基本方法。刘宗周编撰的《人谱》，这部书作为蕺山学派的经典，他的弟子几乎全部认可，而且是代代相传。其中有一个弟子吴蕃昌，他就专门请人刊刻《人谱》，分送给同门、友人。刘宗周三大弟子之一的陈确就与他的友人、侄儿等组织了一个省过会，研读的一个重要文献就是《人谱》。省过会影响也相当大，王汎森先生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里有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刘宗周还有一位弟子叫祝渊，特地仿照《人谱》而作了《自警》。其中说，如果自己犯一次错，就要“跪香一尺”，并且记录在案，这种“刻厉”的反省，就是王汎森所说的“道德严格主义”，祝渊就是一个典型。

后来证人改过思想一直都有流传，即使不是蕺山学派的人也有受影响的。比如颜李学派的李塨、夏峰学派的孙奇逢，他们都对《人谱》十分推崇，因为这种思想跟北方的儒学有相通之处，甚至与晚明儒释道三教的劝善思想都有相通之处，这在吴震老师的《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之中也有讲到。

刘宗周这两个方面的学问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另外还有两点，一点是个人的道德践履，包括出处，甚至为了国家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在道德实践方面，很多弟子可能受到老师的影响，他的弟子或者在明朝灭亡时殉节，或者在清朝做处士隐居起来，极少有出来做官的，在人品上多为人推崇。还有一点，他们在研习理学的时候开始重视经学，不再局限于语录，不再停留在口头的讲学，而是返回到经典的诠释与考证。

比如，陈确写了一部《大学辨》，对《大学》是不是儒家“圣经”做了反思；他还写了《性解》，对宋儒的心性论也有反思。他这两部书都不是体系化的，而是由很多单篇文章和书信组成的，其中就有考据学的方法。张履祥跟陈确多次辩论《大学》的真伪，因为经学的问题决定了理学的发展走向。

《陈确集》

相比之下，黄宗羲就更典型，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刘宗周没有完成的关于《孟子》的诠释，黄宗羲承继了而作《孟子师说》。还有一个，刘宗周写过《皇明道统录》，关于明朝道统传承的一部书，到了黄宗羲那里，就写成了《明儒学案》，《明儒学案》开头的《师说》，实际上就是《皇明道统录》中的传记的按语。《明儒学案》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对刘宗周的传承，特别是关于王学的评价，很多地方跟刘宗周比较接近，关于王阳明的语录则全部采用刘宗周的《阳明传信录》。

总之，刘宗周和他的弟子之间在思想、学术方面有着多元的传承关系。

黄宗羲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在明末清初何以一枝独秀？

张天杰：晚明大儒，比如东林学派的高攀龙的学问是很不错的，可惜的是他在天启年间就自尽了。高攀龙死后，东林学派里面没有特别出色的学者。再者，东林学派过于偏向政治，所以这一支在学术上影响比较弱。北方还有一位学者孙奇逢，他的弟子也不少，在道德践履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他们除了做官，大都只是编书而已，比如汤斌，他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编撰过《洛学编》。孙奇逢的弟子能够著书立说的比较少，至于比肩老师就更不可能了。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黄道周。他的学问也不错，偏向易学，影响的面不是很广，有名的弟子也不多。

全祖望所说的晚明三大儒，首先是黄宗羲，其次是孙奇逢，然后是关学一派的李颙。这三位大儒本人的学问都是很不错的，但是说到弟子，似乎只有黄宗羲的弟子，比如万氏兄弟，学术上不逊乃师。

万氏故居

所以在明清之际唯有刘宗周的蕺山学派独盛，他的弟子众多，诸如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著名的弟子各有特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跟蕺山学派的弟子大都处于江苏、浙江，特别是绍兴、宁波，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文献之邦，文化底蕴深厚；可以交游论学的人也很多，这样就构成一个学术圈。总体来说，确实是蕺山学派更为出色一些。“蕺山一派独盛”，是梁启超的一个评判，应该说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从《清儒学案》清初部分所收人物来看，也是蕺山学派影响更大一些。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为什么会分裂？

张天杰：蕺山学派之所以会分裂，主要因为他们对身处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明朝灭亡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呢？这是所有士大夫都要反思的时代问题。清朝建立后，很多士大夫还不认可。黄宗羲的父亲曾担任明朝的高官，对明朝投注了很多感情。张履祥认为自己是在明朝读的书，尤其是崇祯年间在县学读到《小学》和《近思录》对他影响很大，这两本书长期不得刊行，到了崇祯年间才颁行于学宫。陈确也是这样，他祖上也有人在明朝做官，对明朝也有感情。对明朝灭亡的反思，他们有一个相同点是，都认为阳明学对士大夫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明朝灭亡，为什么不去反思政治，而去反思学术？因为他们有一个逻辑，认为学术影响人心，人心影响风俗、礼教。当然，他们也会反思政治，张履祥和黄宗羲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批评也是很到位的，特别是黄宗羲，不单单反思明朝的制度，还着眼于整个历史上的集权专制制度。

就整个蕺山学派而言，他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学术，针对王学的流弊，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分别探索了不同的学术路径。张履祥认为，既然陆王心学流弊特别多，那就应该转向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讲究外在的天理，对道德修养和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关系解释得也比较清楚。张履祥选择程朱理学，跟他个人早年治学也有关系。刘宗周虽然也开始关注朱子学，但还是比较偏向阳明学的思路，张履祥在老师去世后就慢慢离开阳明心学，转向程朱理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

张履祥

与张履祥相反，陈确觉得王学有流弊，程朱理学也有流弊，那么就应该跳出宋明理学的路径，转向先秦的儒家经典。在先秦儒家经典中，陈确特别认同《中庸》，他后来提出“素位之学”，就是从《中庸·素位章》里来的。他认为，不管是程朱，还是陆王，对《大学》的解释都不太好，主张放弃《大学》这部书，所以他专门写了《大学辨》，说《大学》是一部伪书。他还特别提到，宋代以来儒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和术语，他称之为“禅障”。所以他强调要跳出宋明儒家的禅障，返回儒家的原始经典，他特别欣赏《周易》、《中庸》以及孟子的性善论。按照我的看法，陈确有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色彩，这是他的转向路径，跟他从小就不喜欢理学家的言论是有关系的。

再一个就是黄宗羲，他走的是纯正的学者化的路数，整理老师的遗著，大量搜集文献，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知不觉中偏向了考据学的路径。他的《孟子师说》，编撰《明儒学案》等理学学术史，这些都带有考据学的影子。他在宁波甬上证人书院讲学的时候，就把这种治学方法教给万斯同、万斯大等人。黄宗羲这种路数，其实是期望通过梳理宋明以来儒学的问题，从而给出更加合理的解答。当然考据学这条路，可能会造成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脱节，有的时候内容不一定能管束住形式。考据学这种治学方式本身，慢慢也会体现出它的魅力，孕育其他学术走向和可能性。不过，黄宗羲的学术取向虽是考据学，但他一生关注的还是宋明理学的问题。

证人书院

如果把张履祥、陈确、黄宗羲放在一起看，他们三人都带有经典考据的色彩，只是程度不同，张履祥最轻，黄宗羲最重，但他们都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考据学者，可以说正好是蕺山学派发展的多元可能性的呈现。

澎湃新闻：蕺山学派在明清学术转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张天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蕺山学派学者的学术路径体现了明清学术转型，也就是说，他们个人自觉或不自觉有个学术路径的转向。梁启超认为，明清学术转型是对理学的反动，由王学返到朱学，由朱学返到考据之学，在张履祥身上就是由王学返到朱学，就黄宗羲而言是以考据学的方法对王学做出修正，这些都可以说是学术转型的一面。

另外，刚才提到张履祥、陈确、黄宗羲等人对经典以及考据方法的重视，他们三人是一个比一个更深入，从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自觉不自觉的一种学术转型。他们关注的学术问题，采用的学术方法，都有一个转型。这个转型并不是因为受到外在学风的影响，主要还是个人的选择，却也反映出时代的趋势。就蕺山学派和明清学术转型而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治学历程，可以说是明清学术转型的一个表现。

另一方面，蕺山学派的努力确实影响了学派之外的学人的学术反思，进而影响到一个大范围的学术转型。这里可以张履祥为例，张履祥的学术影响到吕留良，吕留良影响了陆陇其，陆陇其在他的日记以及他的著作（特别是《松阳钞存》）中都谈到吕留良和张履祥对他的影响，使他不再徘徊于朱、王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朱子学。由于陆陇其在北京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上海嘉定和河北灵寿做过知县，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就做过很多“尊朱辟王”的活动，刊刻了很多相关著作，比如《学蔀通辨》《王学质疑》《学术辨》，传播范围很广。他与魏象枢、徐乾学、李光地等都有交往，还与汤斌有过学术论辩。直到陆陇其去世很多年以后，有个叫彭定求的学者还专门写了一部《姚江释毁录》，这本书的体例是，先摘录一段陆陇其的话，然后撰文批判，为王阳明说话，可见陆陇其尊朱辟王的学术影响相当大。反过来说，由张履祥开始的尊朱辟王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梁启超看来，张履祥是辟王学的第一人。

陆陇其

当时，官方比较倡导朱子学，诞生了一批理学名臣，陆陇其就是其中之一。还可以补充一点，康熙朝后期有位理学名臣叫张伯行，他又把陆陇其的这些著作拿出来刊刻。张伯行在浙江一带做官的时候专门跑到陆陇其家里，去看陆陇其的遗著。

此外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线索，比如吕留良和张履祥刊刻了大量二程和朱子的书，这些天盖楼的版本在整个清代影响很广。躲在深山里的王夫之就看到过吕留良宣传尊朱辟王的书。另外，戴名世也曾在著作里高度评价吕留良的刊刻程朱之书。这些书的刊刻，跟吕留良与张履祥的交往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声名不出闾巷”的张履祥其实影响了很大范围的学术转型。把这些人的活动联接起来，可以看出民间的尊朱辟王与官方的尊朱辟王是相互呼应的。

相形之下，陈确的影响比较小。黄宗羲在不少地方引用了陈确的观点，这使陈确的学术主张有所传播。再说黄宗羲本人，他的学术路向对理学到考据学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形成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他培养的一批弟子，像万斯同就直接影响到《明史》的修纂。当然，考据学不是蕺山学派独家倡导，而是当时各家学者都有的走向，比如顾炎武、阎若璩等人，他们共同推动向考据学的转型。

钱穆

澎湃新闻：钱穆关于明清学术转型的研究在学界有何影响？

张天杰：钱穆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他特别看重“晚明诸老”对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个很大的重心就是晚明清初。在钱穆看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当时学者都有广博的学问。跟钱穆观点相似的有王国维，他说“国初之学大”，也就是说清朝初期的学问是广博的，多元的，气象宏大。钱穆谈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晚明由东林学派转到蕺山学派，都是在理学中另辟蹊径，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从王学返回朱学，并且有考据之学出来。钱穆由此提出“包孕说”，从王学到考据学，有一个自然而然的传承关系，所以不能说清代是理学的衰世。这个看法，钱穆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为“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

陆王与程朱之间的争论，为什么会促进考据学的发展，这个小问题，钱穆先生可能没有充分展开，正好他的学生余英时就此提出“内在理路说”，意义很大。余英时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他在这篇文章里谈到蕺山学派的陈确，也谈到阎若璩、毛奇龄等人，为什么“理学发展到了这一步就无可避免地逼出一个考证之学来”。“内在理路说”把钱穆先生的相关主张阐述得更加清晰，而且有实例证明，所以后来大量学者借用“内在理路”一词。

大陆有一个侯外庐学派，他们比较重视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考察学术史、思想史，可以说是侧重外因，而钱穆的“包孕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正好在内因方面做了补充。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读钱穆先生的相关著作最受启发，也最有收获。钱穆对明清思想学术的研究，比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如《清儒学案序》以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的其他相关文章，都相当博大精深，值得反复研读。钱穆对晚明诸老色彩缤纷的学术有多元的诠释，而且他使用的一些概念，比如“包孕”、“每转而益进”，这些思考可能不是“内在理路”所能完全概括的。

比较而言，关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学术的研究，钱穆呈现出来的学术气象比较大，而余英时的研究则比较精。

张天杰《蕺山学派与明清学术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