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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医疗社会史在中国
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各界对医疗社会史问题日渐关注,医疗卫生等议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医疗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优秀论著不断涌现,相关刊物陆续创立,有关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入,在当下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为凝聚医疗社会史研究相关学者,深化相关议题的研究,推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和深度交流,搭建共建共享的学术交流平台,7月3日-4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成功联合举办了“‘医疗社会史在中国’——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
大会开幕式,主席台就坐的专家学者,左起:余新忠、胡成、张大庆、王新生、常建华、王振国、黄家友
本次大会反响热烈,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吸引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等107家高校及科研院所等机构学者的热情参与。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大会共有234人次通过线上或线下与会的形式,参与、出席了本次大会。
专家致辞
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教授,“中研院”院士、香港大学讲席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先生,中国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张大庆,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原所长郑金生发来贺信,均对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及首届学术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且充分肯定本次会议的规模和意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新忠主持开幕式,党委书记黄家友出席开幕式。
王新生副校长首先问候和感谢远道而来莅临会议的诸位专家学者。此外,他结合此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卫危机现实,充分肯定中华中医药文化及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性,并指出该学术委员会的创立在中国医疗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南开史学的学科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希望跨学科视野下开展起来的医史研究能够借助这一学术平台,进一步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医史研究力量的整合和交流,促进医学与人文之间的协同发展,构建南开大学医学、史学发展的新格局。
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
梁其姿先生线上出席大会开幕式,她充分肯定了南开大学在全球疫情仍未平息的当下召开如此规模的医疗史大会的意义。梁先生强调医史研究与其他专史的紧密关系,认为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一定是跨学科、跨文化的,必须结合政治史、社会史、制度史来展开,要照顾不同的文化面,如身体史、性别史、社会阶层史、族群史等。新冠疫情也提示大家,不仅要关注医学知识与公共卫生政策,也要考虑各类信息传播对疫情防控的影响,更多关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她表示,这次会议充分显示近年来国内医疗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也展现了在余新忠教授多年的努力开拓之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中国医疗社会史领域中的领导角色。
张大庆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医学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他指出,社会史研究的引入扩展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社会历史学、人口史、人口统计学、医学社会学均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研究动力,有助于挖掘医学史的多重面相。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人类学、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新兴研究的影响下,医学史研究出现新的转向,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范式、数字历史的发展等都对医学史研究的新转向提供思路和借鉴。
常建华教授表示,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是继近代社会史、慈善史之后成立的第三个专业委员会,对其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医疗史学者在新冠疫情之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并坚信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推动我国医疗社会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史学会将一以贯之地支持医疗社会专业委员会工作,并期盼医疗社会专业委员会为中国社会史学会增光添彩,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贡献力量。
郑金生因年龄等原因无法亲临大会,向大会发来贺信(余新忠教授代为宣读)。郑先生表示,只有内、外史结合,才能完整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他充分肯定了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成立的重大学术与社会意义。他指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医学、疾病、公共卫生等受到全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医疗社会史研究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也对其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成立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顺应当下社会各界渴求了解历史上的疾病、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社会诉求。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间充分交互意见,突破畛域之见,是促进内外融通的有力途径。
余新忠教授代读郑金生贺信
主题报告
大会共设三场主题报告,十四位发言人在祝贺专委会的成立及首届年会的顺利召开之余,发表主题演讲。
第一场报告由常建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的演讲题为《善后与未来——以防治新冠肺炎为切入点思考医疗社会史研究使命》,从新冠疫情的现实出发,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未来和使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思考。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进行论述,微观层面意在理清防治疫情史,宏观层面是期盼完善事关国家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业机制,以利其发挥应有作用。此外,冯先生期冀人类克服狂妄自大意识,克制自处地实践“天人和谐”理念,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便应对还会发生的新病毒流行和其他灾害。要在警醒世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人类未来的持续发展。因冯先生现居澳洲,其演讲由张传勇副教授代为发表。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振国教授的讲演主题是《中医理论的近代嬗变及其影响——思维模式嬗变与叙事体系回归》。他从现行中医教学、教材与思维训练的困境出发,探讨中医理论的近代嬗变进路及其影响等问题。广州医科大学副校长胡丙杰教授(线上参会)讲演题为《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林几论著系年及评述》,从林几生平、林几论著系年、林几论著述评三个方面介绍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林几,高度评价了林几在中国法医学领域的崇高地位和卓越贡献,并深切缅怀林几先生。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刘士永(线上参会)讲演题为《异同之间:浅论医学里的社会史》,回溯中国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概述医学史、医疗技术史、医疗社会史间的重叠与合流,梳理了中国医学史与中国的医史研究间的异同,并期待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关切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进路。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的讲演题为《佛教医王耆婆与社会生活的跨文化呈现——以“火中取子”图像为例》。文中以与耆婆相关的“火中取子”故事的图像资料为中心,分析其图像与文本的相互关系,并从跨文化的视域,梳理耆婆图像的传播与社会生活的流变,从而揭示古代印度佛教医学的代表佛教医王耆婆与社会生活的跨文化呈现问题。
第二场报告由王振国教授主持。复旦大学高晞教授就《医学史研究的格局》发表讲演。她从个人近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思考更为宏观的医学史研究问题,关照全球与地方文明互鉴,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的对话等宏大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牛亚华以《对中国人痘接种术起源的再认识》为题,重新梳理中国人痘接种术起源的相关问题,对一些既往研究中探讨较为模糊的节点进行深度探讨和再阐释。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演讲题为《蜂蜜反葱禁忌之流变与来源蠡测》,文中系统梳理了蜂蜜反葱禁忌的流变历史,并对其来源情况提出大胆猜测。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演讲题为《国际禁毒的“大胆构想”:国际联盟与〈1931年限制制造和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的议定》。以对国际联盟、美国国务院、英国政府等档案文献的解读为依托,专题式地探讨《1931年公约》议定的历史背景、颁行的过程,同时努力把其颁行过程置于国际禁毒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加以考察,力求更为全面地把握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禁毒体系建立的一个环节,借此研究来深化国际禁毒史的研究。浙江中医药大学郑洪教授讲演题为《钱塘儒医张卿子尊经复古思想评议》,此文以被视为伤寒学术“维护旧论派”的明末儒医张卿子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张氏尊经复古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医学伤寒维旧观点的产生以及后世影响等方面,阐明张卿子尊经复古思想带有晚明的时代特征,进而指出其思想对维护《伤寒论》学习范本完整性和促进伤寒学术争鸣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杨祥银教授主持。胡成的讲演题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近代跨国医疗卫生史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就外来与本土、中国和西方、殖民与民族主义等宏大议题,为近代跨国医疗卫生史研究提出理论思考。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报告的主题为《中古的丹药疾病焦虑》,文中探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和阶层归属的中古时期的丹药,何以在带来诸多疾病和造成广泛疾病焦虑的情况下,仍能延续数百年,并挖掘其背后的“信仰”因素。上海交通大学李玉尚教授的主题为《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通过考察传统社会云南鼠类认知的变化以及近代云南鼠疫防治的长时段变迁,厘清了世界体系之下的云南现代鼠疫防治制度的确立脉络。余新忠教授讲演题为《生命史学的可能与意义:从社会史到知识史的思索》,立足目前医疗史研究的困境,从个人研究的心路历程出发,立足对生命史学概念和意涵的解读,进而开展概念凝练和理论概括工作,希望为推动中国医疗史乃至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贡献一己之力。
三场大会主题报告关涉面相多元,既有学理探讨,也有医疗社会史相关的具象研究。主题报告精彩纷呈,赢得与会学者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八场分组讨论
除三场主题报告外,大会依论文主题,设置八个分会场,三十二场小组讨论。
第一分组主题为“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前沿与学理探索”,对当前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展开探讨。在回溯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尝试从性别史、身体史、日常生活史乃至全球史的视野出发,以进一步拓展医史研究进路。目前,医史研究已进入建制化阶段,拥有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和较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信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人将成为此研究的中坚力量。
第二分组主题为“药物、社会与文化”,涉及砒霜、丹参、金鸡纳、麝香、黄芪等药物的社会文化史、博物学视野下的本草研究、明清药物的贸易与流通、近代中西医碰撞下的药物研究、推广、中西互动等论题。近年来药物史的研究进展显著,文献资料不断拓展,清宫档案、民间钞本医书、海关档案、中药文告等得以利用,令人耳目一新;交叉性研究议题日益增多,药物的知识史、知识的生成史、药物政治史等议题备受关注。但也存在同质化、过度建构、重中药轻西药等倾向。因此,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内外史间的进一步融通将是未来药物史研究的可能进路之一。
第三分组主题是“现代医疗卫生机制创立与演进”,涉及现代西方医疗卫生机制的创立,西式卫生在华人社会中的迁转流变、矛盾冲突,防疫与现代中国的卫生事业,当代中国的卫生机制建设等议题。重点聚焦于现代中西方卫生机制的创立、演进、及其在中西互动中的碰撞与交融问题。启示之一是,卫生防治经验需要考虑在地化因素,完全照搬、套用西方模式的做法,在中国行不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机制建设及其有益尝试,为当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奠基。
分组讨论
第四分组是“疾病的社会文化史”,议题涉及英国“歇斯底里”症、斑疹伤寒、美国城市黄热病、中美1918年大流感、汉口登革热、海峡殖民地监狱脚气病等疫病的社会认知,天花、黄热病等传染病的社会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疫病应对,疫病在历史上的分布、流行及治疗情况等几个方面。研究成果涵盖中外,贯穿古今,对历史上的疾病、社会、文化等问题作出了符合逻辑的发现和判断,历史和医学价值重大。
第五分组主题为“医学、社会与文化”,涉及医学知识的建构、民间医疗的实践、疾病诊疗中的信仰等议题,既有中国本土的声音,也有域外比较的视野,还有依托医学文本的有益尝试。该组就如何在新旧材料的使用中提出新问题、拿捏材料使用的限度、防范过度解读文本、微言大义;注意关注医学知识背后的制度、文化、宗教、市场因素,注意医史互证角度;以及学科交叉研究如何落地、如何看待碎片化等学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极具引领和示范意义。
第六分组主题为“医学知识的形成与演变”,涉及文学作品、方书、日用类书、报刊等文类医学知识的书写与传播,细菌学、肺炎、报刊漫画的疾病隐喻、营养科学、机械身体观等近代中国医学知识的转型,“经方”、“疽”病病名、“香药”、眼科学名词等医学名词概念的探析,《军门秘传》、《医学杂志》、《达生编》、《全幼心鉴》、《性史》等知识社会史视野的文本研究等议题。对医学知识的探讨促进了史学与医学的交叉、碰撞与融合,助于重新解读和认识既有概念与知识的流变。
分组讨论
第七分组主题为“历史演进中的医疗实践、机构与资源”,相对集中于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包括徽商、药商等不同团体,公路卫生站、国药业工会、红十字会、医院等机构或组织,论及商业赞助、社会救济、战时医疗等话题。学者们得出共识,要注意考虑文献的生成问题,注重研究时段的上溯和下延,完整、清晰的呈现历史脉络及发展演变。
第八分组主题为“医者、技具与诊疗”,涉及各时期古代医者形象及其活动;古今中外针灸的形成、演变及外传;近代来华的西医个体及群体;医疗方法的多元化等议题。该组多具体、前沿问题的探讨,学科跨度大、创新性强、内容丰富、兼涉古今中外。聚焦针灸、技具与诊疗的同时,勾连医疗与宗教、政治、外交、中西关系、区域社会变迁等宏大问题。启示学者们注意增加知识储备、提升跨学科研究能力,同时葆有学科特色。
圆桌会议&闭幕式:关切医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圆桌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张大庆、王振国、胡成、牛亚华、王家葵、于赓哲、李玉尚、杨祥银、丁见民、顾漫、周琼、李化成等十二位学者畅所欲言,就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的开拓创新等问题提出真知灼见,为未来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主持人张树剑强调,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于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他提到专委会的英文名称是Chinese Society of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简称CSSHM。他指出,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史学及人类学等专业的学者们,能够共聚一堂,缘于大家心中的共同关切,共同关心生命,关心医疗和历史的问题。他倡议各位专家群策群力、出谋划策,共同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和开展提供可能的路径、方法和议题。
张大庆率先引言,他指出现代医学史研究中研究学者少,很多现代医学问题不受关注的现状,希望吸引更多的现代医学研究者关注现代医学史研究,也呼吁综合性大学的学者能够推动现代医学史研究的发展。王振国随后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新成立的专委会跨学科性,同时也提醒学会警惕因过散而失焦的问题。其次指出,新成立的学术团体面临正名的问题,要明确医疗社会史的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最后指出医疗社会史的核心关怀是“人性”,要了解社会、知晓“人情”。他呼吁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要有别于医学的过度技术化倾向,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性本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深度又有温度。胡成在引言中指出,一个学会的成立就代表一个学术“大家庭”的建立,我们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应在余新忠教授的领导下,形成一个“Family”,一个学术共同体。此外,胡成认为性别史研究是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同时倡议学会多为青年学人提供崭露头角和脱颖而出的机会,为学会的后续发展积蓄有生力量。
继三位引言人的精彩发言后,九位与谈人依次发表见解。牛亚华就《中华医史杂志》自创刊以来的发稿情况分析目前医学界的研究现状,指出,从《中华医史杂志》创刊起便存在重中医轻西医的情况,尽管目前西医研究水平提升很快,但受种种因素影响,杂志上发表的西医类文章仍属少数,中医学界的文章也存在日渐内化和取径狭窄的倾向。她认为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义重大,是实现文理科结合的桥梁,是一个结合点,希望医史研究的结合,能够促进彼此之间的学习、交流,进一步开拓内史研究视野。王家葵生动讲述了药理学前辈陈克恢发现麻黄具有拟肾上腺素作用的故事,提示医疗社会史研究要注重细节,用若干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构筑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大厦。于赓哲结合个人治史经验,谈到研究古代史一定要关心近现代史的问题;二是注意中外历史的互鉴,尤其是研究方法上的互鉴;三是注重医与史的关系,历史学者与医学史家间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医史研究向前发展。
李玉尚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在疫情后增设医学史课程,并由历史学院老师承担教学任务的切身感受出发,指出医学和史学之间本身没有太多路径、旨趣上的分野,期待以后可以更好的互通有无、加强交流合作,真正促进医史研究的进步。杨祥银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资料四个角度阐释全球微观史的研究思路,为未来的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研究进路。丁见民针对目前医史研究不被认可为主流研究的尴尬处境,提出几点个人的解决路径,认为医史研究者呈现出专深的研究成果、注重医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并积极推动课程体系的完善等,都将助力医史研究的发展。
顾漫从个人研究古代医学史,尤其是出土文献的经历出发,强调了今人理解古人的困难与隔膜,并指出饱含温情的研究对于理解古人、理解跨文化、跨时代的历史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周琼认为专委会的成立确定了医疗史研究的学科归属,它就是历史学科下的医疗史研究,也强调未来的医史研究要切实践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提示大家思考医疗卫生的双刃剑效应,关注医疗卫生政治化的问题、医疗的有限性和可能性、人类社会面对疾病时的韧性、医疗技术与医疗知识的本土化等问题。李化成结合个人研究体会,从医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作为普遍史的医史研究、具有普遍性专门史等方面思索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困难与希望。
圆桌会议期间,与会年轻学人踊跃提问发言,诸位专家学者耐心倾听解答,共同就医史研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进路等问题出谋划策,青年学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也昭示着医史研究的未来和希望。
本次会议规模大、研究深入具体、议题前沿、视野开放且开阔、讨论热烈、评议真诚、总结精彩。大会还进行了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选举等事宜,专委会聘请梁其姿、郑金生、张大庆、王振国、胡丙杰、胡成和刘士永等教授担任顾问,余新忠当选主任委员,陈明、高晞、牛亚华、王家葵、张勇安、甄橙、于赓哲、李玉尚和郑洪等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杨祥银、张树剑和丁见民当选为联席秘书长。共有53人当选为理事等,共遴选登记会员200余名。
最后,专委会首任主任委员余新忠教授指出,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作为一个学术社团,不仅要尊重和保证它的学术性、民间性和联谊性,也要按照国家和上级组织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推行规范化管理,同时,更要担当起通过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责任和使命,冀望专委会同仁,同心协力、团结一心,围绕着疾病、医疗和健康议题,以全球的视野、跨学科的思维,做好中国学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人们对于历史和医学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为“人”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和人类文明价值体系的构筑贡献力量。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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