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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读书人变了，大肆置地买房，怎忘了“守义忘利”祖训？

2021-07-16 07:4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文史君浩然文史收录于话题#明朝历史62#中国古代史375

谈及士人，映入我们脑海中的可能便是自幼学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简单又形象的话，也就是说被社会所认可、所期待的读书人，应当具备君子人格。仿佛读书人一旦沾染了铜臭味，就不再“神圣”，也就不再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即晚明时代，中国却出现了这样一批特殊的读书人，他们与商人身份模糊不清，即所谓“士商”，他们的身份认同反映出当时社会的诸多变化。

一、晚明社会变迁

晚明时期在今日看来是十分“自由”、“奔放”且呈现出无秩序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是因为晚明时期在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繁荣，正如中国传统史家所一直认为的晚明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按逻辑来说，耕地种植应当以农作物为主，农民凭农作物才能满足最基础的温饱需求。但在江南地区，大量耕地被用作棉花种植而不是水稻种植，要知道棉花的种植并不是为了在中国内部销售，而是用作出口使用。

晚明社会

大量白银的输入，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晚明社会的商业化，尤其是从日本输入的大量白银，在很大程度上使晚明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商品经济膨胀”的现象。一条鞭法的推行，更是使白银作为货币在国内大量通行使用。白银货币经济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物质追求与消费欲望。就贸易层面来说，无论是江南内部，还是江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来往交易，共同刺激了商业活动的开展。江南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中央政府为了从江南征收粮食与赋税，便在全国各主要地区尤其是江南，修筑起完善的桥梁、运河与道路设施。总之，在各种条件的促成下，晚明江南地区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二、士、商界限日益模糊

“士农工商”一直是帝制社会对社会阶层的大致分类，尤其是其中的士与商，两大阶层完全不搭边，“重农抑商”也是历代政府所因袭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但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与儒家士人的设想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伴随着晚明商业化社会的推进，所谓的“四民社会”的界限划分早已被打破。商业社会造就出大量的商人，而商人群体的迅速崛起，又造就了一个崇尚金钱与奢靡性消费的社会氛围。

晚明商业发展的状况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整个社会出现了崇尚消费的风气，商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士绅，而现在随着晚明奢侈性消费的出现，商人的社会地位同样开始大幅度上升，在某种程度上说，商人甚至比士绅在社会上更加“威武”，许多商人为了彰显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大肆购置华丽的衣装与出行的行头，并购置豪宅以作为显示财力的手段。财富不再被人视作“不劳而获”的象征，而成为权力之外的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手段。

如果说商人的社会地位随着财富的大量积累与社会氛围的拥泵而得以提升，那么士绅的举动则十分耐人寻味。士绅是帝制社会的精英，他们自然无法逃脱社会氛围对他们的影响，在“崇尚消费”的社会中，士人也出现了商业化趋向。这里的商业化趋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说许多士人竟然抛弃了官员身份，并“下海”经商，从官员摇身一变为商人，当然，虽然成了商人，但曾经的士人身份也对其“创业”颇有帮助。其二是说，相当数量的士人一改读书人“崇义尚利”的风格，开始像商人那般大肆消费，他们利用身份与权力获取大量财富后，同样开始购置土地、房屋，并置办各种花哨的行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士人在这场商业化氛围中，因其所拥有的权力而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明代市场

三、是士人还是商人

士人与商人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这是古代中国很少出现的现象，但这可以说商人的地位反超士人了吗？可以说“士农工商”的四民分类完全被打破了？

当然不可以这样说。

人在江湖飘，总得有一个基础的身份认同，而这个认同往往决定着人们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占有的资源。就好比说一个人有无数个头衔，但是最能代表他的，往往只有一个。就士人与商人这两种身份来看，其实兼具士人与商人身份的人在晚清时期更多，因此有人提出了“绅商”的概念，用以形容这种亦商亦士的人。但若仔细去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士人”而不是商人身份，才是他们引以为傲，更愿意示人的标签。

晚清如此，晚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众所周知的“卖官鬻爵”现象，之所以在晚明大肆盛行，是因为商人钱多的没处花吗？当然不是，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商人对官员身份依旧有着深入骨髓的追求。晚明时期的江南正在进行着向商业化社会的转变，但这种过渡没有彻底完成，当权力依旧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当官员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时，商人的地位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