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米交换船：滞留在敌国的本国公民如何回国

7月20日，日本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鹤见俊辅在东京逝世，享年93岁。在日本战后思想界，鹤见俊辅与丸山真男、小田实等人齐名，并且还与小田实一道创建了旨在反对日本修改战后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九条会”是日本知识界的护宪反战组织，其成员都是日本知识界的中坚力量，如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哲学家梅原猛等人。

鹤见俊辅是著名哲学家蒯因最早的学生。鹤见在师从蒯因时，正好是日本开战之初，期间因为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过。后来鹤见在战时历尽艰辛回到日本，而他回到日本的方式，则是搭乘了著名的“日米交换船”。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对英美宣战。因战争来得突然，仍有大量的外交官和民间人士，如商人、留学生和宗教人士等，在对方国内及占领区滞留。开战后双方邦交断绝，交通往来中断，致使这一滞留群体无法返国。同时双方的常驻外交官的外交职能被中止，导致双方无法直接进行政府间的正式谈判。这就让双方无法以正常方式解决滞留人员返国这一关键性问题。

此时便只剩下双方通过中立国来谈判这条途径。1941年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士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双方滞留人员交换的意向。随后，日本便通过瑞士、瑞典和葡萄牙等中立国同美英两国相关外交人员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谈判，最终于1942年5月达成交换协定。

协定规定日本（包括其占领区与殖民地，以及伪“满洲国”和泰国等）同美国（包括其美洲盟国，如加拿大和巴西）在1942年6月和1943年9月，同英国（包括其殖民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治领）在1942年8月，进行滞留人员交换。因运载滞留人员的交通工具为远洋邮轮，故而称之为“日米交换船”和“日英交换船”。

中立国有何责任

早在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1939年9月，德意与英国之间便开始了对双方滞留人员返国问题的谈判，交换地点选在中立地位未被破坏的荷兰和葡萄牙。1941年12月与1942年4月到5月，德意与美国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进行了双方滞留人员的交换。

战时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双方进行滞留人员交换的地点必须在中立国及其殖民地，且滞留人员搭乘的交通工具必须是民间籍。然而各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型邮船都被军方征用，日本只好将浅间丸、龙田丸、帝亚丸、镰仓丸，以及因战争爆发滞留在远东而被日军征用的意大利籍邮轮康特·威尔德号暂时恢复民间籍，并以“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属邮轮的名义进行运营。美英方面则租用了多艘中立国的邮轮，如瑞典籍的格里普霍号，埃及籍的埃尔·尼罗号，以及英联邦自治领派出的巴黎号和坎特伯雷号。交换船在航行过程中为了避免被沿途国家及交战国海军误击，还需经常向航线沿途国家及其海军基地通报，且要在船身涂装白色十字以便识别。夜航期间，白色十字处还要有灯光照射。

在中立国中，只有葡萄牙在海外拥有殖民地，且这些殖民地位于当时美英经大西洋、印度洋到远东的航线（即传统的“好望角航线”）的中间地带。而葡萄牙与轴心国、同盟国都有不错的关系，且葡萄牙有处理欧洲各交战国滞留人员交换问题的经验，故而双方将滞留人员交换的地点选在葡属东非的洛伦佐·马库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和葡属印度的果阿。

作为促成滞留人员交换的中立国还有一项责任，便是防止各交战国将交换船以交换人员的名义进行军事活动。为了确保公平，中立国将派遣外交官作为监视员，随船往返。

交换地：洛伦佐·马库斯与果阿

交换协议达成后，轴心国与同盟国分别开始把对方滞留人员集中起来。日本方面将滞留在日本本土、上海租界区及其他英国殖民地，以及伪“满洲国”、泰国和维希法属印度支那的英美籍人员分别集中于横滨、上海、香港、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新加坡等地。而美国也将滞留在美洲的日本公民集中于纽约和里约热内卢。

1942年6月中旬，双方开始第一次遣返工作。日本方面的浅间丸和康特·威尔德号搭载着大量美国籍公民分别从横滨和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和新加坡，于1942年7月22日抵达交换地——葡属东非的洛伦佐·马库斯。而由美国租借的瑞典籍邮轮格里普霍号搭载着大量日本公民及19名泰国公民于1942年6月18日从纽约起航，经里约热内卢，于7月20日抵达洛伦佐·马库斯。稍晚，龙田丸和镰仓丸搭载着大量英国及其自治领公民先后从横滨出发，途经上海、西贡、新加坡，分别于8月27日和9月6日抵达洛伦佐·马库斯。而分别从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出发的埃尔·尼罗号、巴黎号和坎特伯雷号也于8月31日、8月28日和9月9日抵达洛伦佐·马库斯。双方船只将对方公民放下，然后搭载本方公民返回，并不作过多停留。

1942年中旬正值二战进入转折阶段。在东欧、北非和太平洋战场，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战事正陷入僵局。此时的轴心国军在三个战场都略占优势。浅间丸和康特·威尔德号到达洛伦佐·马库斯后，德国和意大利驻洛伦佐·马库斯的领事们还为日本盟友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到了1943年，美日双方开始第二次交换行动。日本方面的帝亚丸于9月14日从横滨出发，经大阪、上海、香港，抵达菲律宾的圣费尔南多。这次“日米交换船”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美国在菲律宾的滞留人员送往葡属印度的果阿，用以交换日本在美洲的滞留人员。故而大量美国的滞留人员登上帝亚丸后，于10月15日抵达果阿。与此同时，格里普霍号搭载着日本的滞留人员，经里约热内卢、蒙罗维蒂亚、伊丽莎白港，于10月16日抵达果阿。和第上次一样，双方船只未做过多停留。对于帝亚丸，却没有盛大宴会。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盟军在德国扣留了以驻德大使大岛浩为首的一批日本驻德外交官和民间人士。在此之前的1943年9月，随着意大利投降，盟军扣留了日本驻意大利的外交人员。美国希望以这批被扣留的日本外交人员换回1942年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军中将，麦克阿瑟的助手乔纳森·温赖特等人。于是美日双方在瑞士达成协议，将在1945年8月开启第三次交换船计划，而交换地点仍旧选在洛伦佐·马库斯。除了温赖特等人，按照协议，被日本海军接收的意大利潜艇马库里尼号的船员，以及康特·威尔德号的船员也将搭乘交换船返回欧洲。这次日米交换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倒像是双方交换战俘。随着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次“日米交换船”计划被终止。这意味着战争双方的滞留人员交换计划彻底结束。

运送尸体也是交换船的重要任务

在日本外务省同英美外交机关达成的《外交官等移交提案事项》中，对交换船乘船乘客的身份有以下规定：

1.公职人员及其应征者，以及公共团体外派人员与其家人及随从；

2.新闻记者与其家人及随从；

3.银行与公司的在外分部人员，侨民代表及其家人和随从；

4.宗教人士、学者、学生与其家人和随从；

5.妇女及其随从；

6.特别理由（如老年、疾病）者及其家人与随从。

在交换船搭载的乘客中，还包含一些特殊的“乘客”，如若干在对方战区战死的己方军人的遗骸。在1942年日本潜艇袭击悉尼港时阵亡的松尾敬宇中佐、中马兼四中佐、都竹正雄士官长等人的遗骸，便由澳大利亚政府派出的坎特伯雷号交换船运抵洛伦佐·马库斯后，移交给镰仓丸运回日本。

虽然按照《外交官等移交提案事项》的规定，几乎所有的在外滞留人员都有资格搭乘交换船，但能够乘坐交换船的人员名额有限。外交官、企业驻外人员、学者和留学生还有优先搭乘交换船的权利，而且还要留出一些名额让正常赴国外履职的外交官乘坐，所以交换船的乘客中老弱妇孺的比例显得非常小。

日本方面搭乘交换船的乘客中，有曾经的驻美大使来栖三郎与野村吉三郎，驻巴西大使石射猪太郎，驻瑞士公使阪本瑞男，驻葡萄牙公使冈本季正，著名影星竹久千惠子，以及当时在美留学的鹤见俊辅与鹤见和子兄妹等。而在英美方面，则有前任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等。其中冈本季正的经历可谓非常传奇。

冈本季正曾历任日本驻西雅图、上海、新加坡总领事。在任驻沪总领事期间，正值淞沪会战爆发，冈本季正与饶家驹神父一道创建了饶家驹安全区。后来冈本季正又任驻葡萄牙与瑞典公使。在任驻瑞典公使期间，冈本季正负责向苏联和英国通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在冈本季正执行这项“和平使命”时，其经历可谓精彩纷呈。后来著名的日本小说家佐佐木让便根据日本驻瑞典武官夫人小野寺百合子的回忆录《波罗的海海畔——武官夫人的战争秘史》，写出了他“太平洋战争三部曲”小说的最后一部《秘史：来自斯德哥尓摩》。

“乘客们”的乡愁与失望

交换船的乘客们虽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们面对的却是长期的审查。美国交换船搭载着滞留人员返回纽约后，并不可以自由入境，而是被关押在埃丽斯岛进行监禁审问。美国政府希望从这些人口中得到日本本土、“满洲国”，以及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菲律宾等地的政治、经济、产业等相关情报。根据战时法案，还要调查他们是否“忠诚”。这些返国者确实是对日本最为了解的一批人，他们的观念深刻影响了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如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便是坚持战后美国应单独占领日本，且要维持天皇制度的中坚之一。

而日本交换船返航途经已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时，便有军人登船对日本侨民进行思想调查。经过调查他们认为“久居英美的日本侨民身受英美思想影响，特别是在英美当地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因为受英美教育太多，对回国的热情变得很弱。”而这些返国侨民在被思想甄别后，主要从事对英美的战时宣传工作。鹤见俊辅在返国后便一直从事对盟军英文广播的翻译，直到1944年因肺结核恶化而返回日本本土。

时间已过去70余年，交换船早已尘封在故纸堆中。当年的乘客陆续作古，即使健在，他们大都对这段心酸记忆避而不谈，以至于人们对交换船一事都很陌生。鹤见俊辅的去世也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吧，一段充满了苦痛与心酸的记忆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