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市”到“救世”：如果美国国父穿越到希腊债务现场

国民经济凋敝困顿，民主政府债台高垒，普通民众贪图享乐，国内产品卖不出去，国外贷款不愿意来。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恢复经济，但不愿勒紧裤带的民众用选票驱逐了向债权人低头的政客。结果新上台的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大搞免税减债，不惜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而当新政府在绝境中再度改弦更张的时候，愤怒的民众围攻了包括议会在内的政府机构，暴动蔓延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民众们对当下的生活充满怨言，甚至开始怀念起过去，试图退出一个他们辛辛苦苦才加入不久的主权国家联盟。

这不是2015年的希腊，而是1787年的美国。回顾美国立宪前的那段历史，相信会对当下的希腊债务危机有点启发。

国家危机

如果说独立战争教会了美国人民什么道理，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自由并非无价”这句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实际上，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境恐怕比如今的希腊还要困难一百倍。

长达八年的战争给新生的共和国留下满目疮痍：大量房屋，田地，庄园，城市，森林，矿产，道路，运河，码头被夷为平地。因为大量的成年男性被征召入伍，导致美国的战时生产水平暴跌，而这些士兵退伍之后除了一堆政府白条一无所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债务缠身。而为了赢得独立，邦联政府和十三州都发行了大量的债券，结果战后仅邦联政府每年还息就需要一百万美元的金银，这在当年是一笔天文数字。

因为战争和还债的需要，各州政府不得不对民众“横征暴敛”，税率高达英国统治下的三四倍，为殖民地建立以来所未见。罗德岛殖民地时期全年征税不超过两千磅，独立两年后税额突破两万。而各州税款仅三分之二被用于还债，就连支持高税率的国父鲁佛斯·金都不得不承认“州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已经超越理性所允许的程度。”麻省在1786年曾征收了价值4万英镑的特别税，但绝大部分用于还债，上交给邦联的经费仅有93磅。

民众交不起税的原因是赚不到钱。就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那一刻起，美国的船只就被禁止停靠英帝国的所有港口。作为经济上极度依赖英国的外向型经济体，英国的经济封锁导致美国的谷物，牲畜，烟草，棉花和木材失去了最大的海外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却不得不仰赖从英国进口各类工业成品。此消彼长，美国的金银等贵金属大量流出，美国经济面临入超和通缩的双重打击。

通缩进一步打击了民众的偿付能力。独立后美国牲畜市场价暴跌一半，地价跌掉三分之二；而同时贷款利率飙升，“借一磅还三磅”，“赊账买马还债卖马牛羊”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而民众交不起税也严重打击了各州和邦联政府的信用，民众低价抛售各类债券换取金银，面值一千美元的债券市场价仅仅160美元。随着美国民众和政府信用的破产，有钱人更不愿意借钱，市场面临严重钱荒。

没有金银等硬通货的民众向州议会施压，试图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还债交税。独立后十三州中的七个曾大量发行纸币，但没有黄金支撑的纸币很快沦为废纸。债权人为了避免收纸币甚至要躲着债务人，而征税员则不得不接下政府自己发出来的废纸作为纳税凭据。纸币的泛滥加剧了钱荒，银行家宁可借钱给路易十六也不愿借给美国政府和个人。市场上谣言四起，连亚当斯和杰斐逊都相信这一切是欧洲犹太人牟取暴利的阴谋。

民众和政府的日益匮乏导致违约层出不穷，债权人不得不上访维权。1787年德拉瓦州的一群债权人齐聚州议会请愿要求打击债务违约。而有门路的债权人不得不和地方官勾结以分账的方式来催讨欠债。债权人资助了不少议员试图推动有利于他们的法案，比如强征没有完成定额的征税员的个人资产，好让政府有足够税款还债。但他们的举措对比人数更多的穷人来说就温和太多了。

1787年新罕布什尔州民众用选票做武器替换了74%的州议员，新议会很快通过减税法案；德拉瓦州各郡拒绝推举新议员，以阻挠州议会通过向债权人付息的法案；维吉尼亚州议会迫于压力立法禁止外国债权人来美国打官司，并拒绝偿还政府在战时欠下的外债；宾州某郡民众集体拒绝在拍卖会上购买因征税收债而强征的个人财产；因为地方债务执法不严，华盛顿收不上地租；因为政府没有税收，亚当斯的连襟三四年没有从州府领工资……

但这场严重程度据说超过大萧条的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官民冲突。维州民众在法院纵火以销毁债税文件；麻省民众为拒绝纳税强行关闭法院阻止对欠税欠债案件的审理；宾州华盛顿郡民众围攻税务官，并对其剃头羞辱；数百名新州民众围攻州议会要求发行纸币，最后被大陆军老兵用大炮驱散；南卡州长召集特别会议表明哪怕派遣五千民兵也难以在西部执行税法；不完整记录显示，仅维州一年就爆发155起大规模的武装抗税冲突，双方死伤惨重；而麻省新州等州政府因为民众不推举议员导致会议出席率奇低，连正常运作都困难……

因为美国革命肇始于“无代表不纳税”的抗税示威，被革命熏陶的新一代美国人在抵抗州税方面天然占据制高点，不少州议会也因此投鼠忌器。结果1786年的谢尔起义得到了不少民众的同情，一场新的革命暗潮汹涌。华盛顿的参谋们在信中向他表示“东部民众的怒火不限于一州一地，而是四处蔓延”。在制宪会议召开期间身为维吉尼亚州州长的立宪者兰道夫还写信给副州长称“很多重要郡县都有暴乱的谣言”，要他及早镇压西部郡县的抗税暴乱。

不仅民众对局势极为不满，连精英都在媒体上质问“这就是自由？这就是独立？”，并抱怨“1772或1773年比现在好多了”。罗德岛的一个评论指出，“如果民众没有足够的美德来管理自己，那么他们就需要为另一种类型的政府效力。”抱着“哪怕是军政府也强于无政府”的想法，邦联会议主席甚至打算邀请普鲁士亨利王子来美国登基。

从现在来看，1787年美国的危机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关口。庆幸的是，美国国父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制宪会议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合众国宪法序言一直被认为不过是立宪者们的政治宣言，它既没有赋予政府任何权力，也没有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因此很少有法院会将其作为判决的决定性依据。但细捋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段序言其实体现了美国国父们对现实的深切危机感。

和希腊把责任推给国外不同，和古巴国有化别国资产不同，和不少新独立国家撕毁过去的条约不同，美国国父们并没有把美国的存亡危机归咎于封锁港口的英国，也没有把问题归咎于封锁密西西比河的西班牙，更没有把问题归咎于阻挠他们西进的印第安部落。他们选择反躬自身，认为根本问题是美国人民不再拥有共和国公民所应具备的美德，才把美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共和国，国父们决心“革命”，而革命对象就是“民主”。

这场“反民主革命”从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就拉开了序幕。原本这次会议是召集各州代表商议修订现行的《邦联条款》，而非重新制订新宪法。可是与会国父们却先后在会上提出多达四个版本的宪法草案，完全超出了各州议会对他们的授权。但国父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宪”，反而指出民选代表并不是民众的传声筒，而应该是依照自己价值观做出公正选择的独立的思考者。

而他们的公正观显然和民众相差甚远。“宪法之父”麦迪逊在1787年6月6日发言称，“召开这次制宪会议的原因是要消除各州对私人权利的干涉和对司法正义的破坏所产生的弊端”，而这些所谓的干涉和破坏指的就是宾州代表高云尼·莫里斯所大力抨击的三种不负责任的立法：“发行纸币，减免债税和对民众慷慨”。简言之，序言中的“树立公正”指的是还债权人以公正。

在国父们眼中，各州政府几乎就是“不义”的化身。早在会议召开前一年，华盛顿就指出美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就在于缺少一个秉持公正的政府”；而会议一开始麻省代表杰里，维州代表梅森分别指出州议会的不公正是因为各州政府“太民主”；相比之下，维州州长，未来的司法部长兰道夫的言辞则更加激烈，认为“美国所经历的弊端之根源就是民主所带来的动乱和愚蠢”。在“过度民主”的影响下，各州议会成了“腐败的根源”，他们的所作所为“让美利坚的名字遗臭万年”。

所以为了制衡州议会的那些法律，国父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十款对各州的限制中，第一节就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发行纸币；使用金银以外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通过任何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或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在事后各种文章发言中可以看出，这个“契约条款”几乎是所有国父们的最爱。

而与“契约条款”对应的制度安排就是新增的联邦征税权。邦联时期因为国会没有征税权，税款都依靠各州政府代征，而各州政府为了不激怒民众都想方设法拖欠邦联税款，导致邦联运作艰难，且在各州面前没有权威。如今要对州权设限，那么就必须让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掌握钱袋子，才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制约下面。

但作为现实主义的信徒，国父们并不认为在宪法中写了这两个条款各州政府就会对联邦俯首帖耳。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新的免税减债的法案，麦迪逊曾经主张授权参议院否决任何在他们看来不公正的州法，甚至主张“任何纸币发行都需要联邦的批准”。虽然这个主张没有得到代表们的支持，但第二天会议就通过了俗称“最高条款”的宪法第六条，要求各州法律不得和联邦宪法，法律与条约相抵触。

为了能够有效地执行“最高条款”，新政府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789年司法法》就授权新成立的联邦法院推翻违宪的州法。而为了给予联邦法官们在民事案件中最大的裁量权，宪法把法官的任命权交予当时非直选的总统和参议院，再给法官以终身制和工资保障。甚至连《权利法案》都没有给予民事案被告完整的陪审团权利，从而让债权人，特别是外国债权人，不用担心因为民意的偏向而输掉官司。

但这双层保障并不能打消国父心中的顾虑。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依靠人来执行，如果有朝一日联邦国会也被民意所裹挟，在宪法范围内“减税免债，发行纸币，对民众慷慨”那又当如何？在这个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节点上，国父们决心“逆民主潮流而动”，创立了一个尽可能不受民意影响的政府，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可谓颇具匠心。

首先是设立两院制。国父们注意到，好几个州之所以未能发行纸币，是因为那些州有相对独立的参议院屡次阻挠所致。而其中又以马里兰州通过特殊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尤为强硬，于是国父们顺理成章地规定参议员由各州议会推选产生，杜绝了民众对参议员们施加影响的可能，让参议员们发挥“保护财产权”的“重要功能”。

为了进一步强化参议院的职能，国父们几乎一致同意给予参议员们较长的任期。麦迪逊最初的方案是9年，因为“参议院理应拥有永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这样“联邦政府才能发挥保护富裕的少数派对抗多数派”的作用。而汉密尔顿的方案则更激进，他试图把参议院变成类似英国上议院那样的机构，参议员们都任职终身。最后宪法对议员连任不做限制。

而为了把参议院的候选人局限在那些富人中间，南卡代表平克尼认为参议员不该领工资，“因为参议院代表一个国家的财富，那么它就应该由一个国家的富人组成”，而“只有不给参议员发工资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有代表还提议给参议院独立起草拨款法案的权力，而这项权力连英国上议院都不曾享有。

比参议员权力更大的是总统。虽然都是行政首脑，但总统并不是州长的放大版。在选举上，州长要么是议会任命的要么是民众直选的，而为了能让行政机关独立于受民意影响的立法机关，同时也尽可能独立于民意本身，国父们设计了“选举人团”这一个间接选举的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民很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虽然全美十三州仅有麻省州长拥有否决权，但国父们却决心把这一特例引进到新宪法里来。麦迪逊就认为否决权“对于保护少数人的安全”必不可少，可以避免来自“不公正和有私心的多数派的压迫”。一向被视为民主斗士的未来大法官威尔逊则主张总统的否决权不可推翻。而高云尼·莫里斯担心总统否决权还不足以制止不负责任的法案，进一步要求任何法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议员的支持，好让大家三思而后行。

总统的人事任命权也更大。当时各州的人事任命都集中在州议会，可出于行政独立排除民意干扰的目的，新宪法把任命权几乎完整地交给总统，仅仅受到同为非民选机构的参议院辖制，从而给总统推行自己的政策以最大的制度弹性。而当时盛行于各州政府用以监督州长的行政会议则没有被国父所采纳，从而让总统可以大展拳脚。

总统的任期也引起国父们的争论。相比于大多数州州长的一年任期，国父们的任何一个提案都长得多。有7年不得连任的，有四年无任期限制的，还有终身制的。可以说当时大多数州长因为任期短几乎都沦为了荣誉头衔，而新成立的总统制则拥有国父们所期待的“能量和活力”。

但相比这些白纸黑字的内容，看不见的宪法才是国父们智慧的结晶。对民意最严格的限制在宪法中却毫不起眼，某些内容甚至无迹可寻。

比如殖民地时期和邦联时期民众可以指示议员如何投票，但从来不把自己当作人民公仆（Servants of the People）的国父们在宪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个。麦迪逊最初的方案曾经包括议员召回的条款，但把自己摆在人民管理者(Governors of the People)位置上的国父们最后直接废弃这一对议员的限制。

当时国父们默认新政府的参议院将采取闭门集会的方式运作，所以这项共识也没有写进宪法以免引来不必要的争端。而众议员仅仅两年的任期迫使他们为求连任不得不经常回到选区和选民互动，结果尽管众议院才是唯一的民众直选机构, 但无形中不对民众开放的参议院却成了国会的常设机构。

但即使如此，国父们还是忌惮民众的影响力，于是大力缩减众议院的规模。独立后各州议会都扩大了规模，人数翻了两三番，全国州议员近2千人。早在1776年托马斯·潘恩就曾预言联邦国会议员必须得有390人，而麦迪逊最初的方案则提出130人，但最后却仅仅只有65人。因为最低出席人数为总人数的一半，那么理论上17个议员就可以通过法案了。

而联邦议员们的超大选区也避免了他们被民意绑架的可能。他们的选区几乎是当时州议员选区规模的十倍，这种“大选区对于有财产的人来说更有利”，“因为富人名气大，影响力也大，可以通过客户，债务人，合伙人，雇员，租户和供货商的私人关系网确保自己当选。”这无形中也让在任者更难被挑战，因为选民很难团结到一起来。

麦迪逊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指出“虽然所有美国人都团结在宪法的身边，但宪法却将他们分裂成无数的利益集团和派系，这样他们就无法团结起来追求某个特定的目标……分而治之，虽然是暴政统治不变的真理，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是能让共和国公正治理的唯一政策……美国大多数人遭遇同样的不平事的情况很少见，即使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很难发现他们身上蕴藏的力量，更不会团结起来一致行动。”

经济复苏

新宪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在国父们看来，过去因为可以压迫州议会减债免税，美国民众沾染上了好逸恶劳的恶习。如今州政府无能为力，为求生存民众则不得不重新辛勤劳作，从整体上推动了美国工农业产量，靠刺激生产缓解了经济危机。

因为民众无法继续拖欠债务，债权人逐渐收回贷款，新的放贷人也重现市场。而新宪法也修复了美国的国际信用，包括英国商人在内的外国商人开始把货物运往美国，且允许美国的合作伙伴赊账。在一封美国商人写给苏格兰商人的信中，美国商人乐观地表示“等新宪法实施之后，他就会扩张供应商和客户网络。”沉寂已久的市场逐渐重现活力。

信用的修复也让美国重新成为欧洲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宪法一批准就有商人在媒体上预言“内河航运和各州交往让我们有了很多投资机会，等国家信用恢复之后，就会有很多欧洲人来投资……在新宪法许诺的稳定和能量之下，我认为我会看到河道连接各州，西部内陆直达海岸的那一天。”

随着公私信用体系的完善，新环境下涌现的新货币也重新活络了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如今新宪法终结钱荒，地价也随之上升，不仅吸引了资本流入，还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华盛顿曾主张，“一旦财产权得到保护，信仰和公正得到了捍卫，政府得到了稳定的管理，民众信心得到了提升，那么移民和财富的浪潮将会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涌向我们这里。”事实印证了他的预言。

因为成立了有权威的统一政府，美国外交官们在和欧洲列强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也更有底气，可以用美国的独特原材料供应和广大的新兴市场作为筹码换取贸易准入和关税优惠。结束各州各行其是的贸易乱局之后，深陷拿破仑战争的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开放市场用进口填补国内产量的不足。

复苏的经济和蓬勃的贸易给了联邦政府更多的资金供养更加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力“提供共同防务”。而将印第安部落谈判权回收的联邦国会也终于可以利用各部落的不和对印第安人分而治之。停滞已久的西进运动再度展开，在军队的保护下新移民们一头扎进了中部大草原，美国领土迅速扩张，逐渐逼近占据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西班牙殖民地。

虽然新政府初期因为吸收了所有州的债务不得不继续加税，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对于抗税叛乱的决心远非受民意干扰的各州政府可比。为了镇压宾州西部的抗税民众，华盛顿甚至率军亲征展示肌肉。结果部队还没离开费城，西部闹事民众就纷纷投降，新政府第一次成功“维护国内安宁”。

希腊启示

每当提起民主，难免会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人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远远走在同时代地球人的前面，而在这个制度上诞生的光辉成就至今让无数人肃然起敬。

但民主制的维系需要每一个公民追求美德，因为只有能够自我管理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才能履行一个民主社会公民所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但遗憾的是，恐怕自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那一刻起，失去美德的希腊人就逐渐把这个伟大的文明推向深渊。

在那之后两千多年，希腊长时间与民主无缘。先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漫长统治，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屈辱征服，独立后又被英法俄等列强干涉内政，之后更是在民主和极权之间左摇右摆。

作为一个地处冷战第一线的小国，希腊的政治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虽然是民主的发源地，民主化后的希腊却和其他新兴民主国家一样要从头学起，不仅继承了专制制度下的老问题，还遭遇了民主制下的新弊端。

而在这种内部失调的情况下，希腊却以造假的方式挤进欧盟。经济好的时候希腊政府背靠欧盟这棵大树可以对民众施以小恩小惠，而经济差的时候才发现没有货币主权他们甚至无法自救。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好日子的民众当然很难忍受勒紧裤带子的生活，而希腊财政上的自律也并没有换来政客们许诺的经济成长。出于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病急乱投医的希腊人民把极左派推上舞台，并试图用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来迫使整个欧洲的妥协。

希腊的一系列行径让我想起加入联邦之前的罗德岛州(Rhode Island)。这个人口最少地方最小的州的议会屡屡被民众所绑架，各种减债免税的法案层出不穷，并且反复阻挠其他州和邦联都通过的经济自救方案，以一州的力量几乎拖垮了整个邦联，被人称为“流氓岛州”（Rogue Island）。罗德岛甚至是唯一抵制参加制宪会议的州，以至于华盛顿在与会期间批评他们在做“不明智，不公正，甚至是丢人现眼的事”，而等他们加入联邦的时候华盛顿就职都一年了。

其实美国在1787年的成功并没有多少超现实的成分，国父们做的仅仅是将“欠债还钱，风险自负”这一久经市场检验的基本经济原则深深地镌刻进了宪法而已。面对同样的乃至更严重的危机，作为古希腊的学生，美国国父们并没有以“民主”为圭臬，而是汲取百家之长创立了一套如今为世界各国所效法的制度，并在这个制度内保持了一个有序而充满活力的民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