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南加州空气管理局前局长：洛杉矶治霾历经五大步骤

中国该如何治理雾霾？美国洛杉矶或属“前车之鉴”。

作为美国南加州最大的城市，洛杉矶1952年和1955年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曾导致短时间内数百人死亡的惨剧，为此美国政府大力提倡环保新技术研发和专利的应用，在197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逐步走上了绿色环保之路。

通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到1999年洛杉矶一级污染警报的天数，才从1977年的121天下降为每年的零天。

7月25日，在北京举办的中美空气净化研讨会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美国南加州空气管理局前局长、国际可持续系统研究中心主席金·兰特斯（James Lents），在他眼中洛杉矶的“治霾”诀窍在于积极制定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和不断应用最新的环保技术。他还提及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五个步骤，缺一不可。

1986年经全国遴选，金·兰特斯担任南加空气管理局局长，在其任内，他成功推进了轻轨、低排放柴油引擎和低排放汽车等原来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行的项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博导周江评曾在澎湃新闻发文表示，洛杉矶和北京，虽然历史基础，区位、政治地位不同，但却有着不少相近之处，尤其是在所面临的空气污染及背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方面。

比如，巨量的小汽车出行带来的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是两个城市政府不容忽视的重大政策问题。此外两个城市都曾在申办奥运会前期，被国际社会严重质疑过空气质量、交通拥挤等问题。也因此采取了强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确保奥运会期间的空气品质和交通畅通。

周江评认为，洛杉矶过去40年左右的治霾经验，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对话金·兰特斯

洛杉矶的“治霾”史

澎湃新闻：洛杉矶“治霾”经历了怎样的阶段？

金·兰特斯：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联邦空气法案的提出，第三个阶段是本地责任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洛杉矶的探索阶段。之前英国在17世纪时就已经意识了到了雾霾，但是当时的人们只是认为它让你的鞋脏了，给生活带来了不方便。但是在多次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后，我们认为在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是致命性的，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明确了空气污染形成的化学机制。

于是我们开始控制空气污染的一些明显的来源，比如停止民众进行私自的垃圾焚烧。问题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来实现整体的监管，空气质量并没有提升，反而变得更加糟糕。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美国联邦政府最终决定采取行动，在1970年通过了国家的《清洁空气法》，并成立美国环境保护署，作为负责整个国家空气管理的专门机构。

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制定全国的空气标准，同时也规定了实现这些标准的具体时间表和时间期限。在这一阶段，洛杉矶的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但改善速度仍比较缓慢。

第三个阶段是本地责任的阶段，在1987年，加州通过了自己的清洁空气法案，比联邦的清洁空气法案更加严格。

在法案中，我们将年度减排目标设定为8%，这实际上是非常一个严格的标准，按此基本在15年内就可以解决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另外对于汽车的减排标准，我们设定的不是联邦规定的90%，而是99%的减排，在80年代我们就已经开始探讨要求加州的汽车实现零排放。

目前，我们从未停止对空气质量标准的研究，不断增加和更新更严格的标准，我们正在争取不论是车辆还是企业都达到零排放，这其实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仍在努力。

澎湃新闻：洛杉矶在空气质量管理方面有哪些经验？

金·兰特斯：在洛杉矶，空气质量管理有五个步骤，我觉得这五个步骤都非常重要。

第一要确立环境质量总目标；第二步是进行监测，目前在洛杉矶有70多个监测站对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第三步是找出排放源并制定排放清单；第四部是根据不同的排放源制定相应的达标计划；最后一步就是实施。

这五步缺少任何一步都会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有目标、有测量、有清单、有计划、有实施，如果能做到这五步，我们就可以非常有效的改善空气质量。

美国为“治霾”，普通民众也能起诉政府

澎湃新闻：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耗时数十年，中国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

金·兰特斯：以前洛杉矶为了治理污染，在新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经历了较长的探索过程，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大批清洁汽车、清洁工厂的新技术可以直接应用，这是中国的优势。从这个角度，在治污道路上中国可以比洛杉矶走得更快。但是更新的技术一般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所以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在资金投入和雾霾治理中找到平衡点。

澎湃新闻：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为治理空气污染制定了严厉的政策，但也正经历铁腕治污带来的“阵痛”？

金·兰特斯：关闭工厂并不都是错误的，因为空气污染同样会损害人的利益。

对于污染企业，好的方式是进行技术改造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而不是直接关闭，除非一些工厂的技术已经过于老旧，无法再被改造了。如果必须关闭工厂，就必须有方案来保障工人进入新的工厂工作，让工人失业是不公平的。

在美国，我们会通过给工人提供培训的方式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这也是一些城市引进新技术的最佳方式，通过培训工人直接让他们掌握新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培训的钱通常来自税收。

澎湃新闻：除了政府制定政策外，中国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特别强调了“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否也在美国治理空气污染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金·兰特斯：70年代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最重要的部分是让公众能够起诉政府。

从法律规定来说，普通民众都可以通过起诉政府机构的方式来要求他们尽到监管职责。其实在正常情况下，普通民众起诉政府机构是很昂贵的，一般要花几千美金，所以他们一般会通过民间环保组织起诉，这些公益机构可以接受民众捐款，如果是公众关注的事件，有时候公益机构可以筹集到几百万的诉讼资金。

在美国，如果政府制定新的政策，民间环保组织也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并表达他们的观点。我当年在制定政策时每次都有环保组织的成员在场，他们对政策的每一项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洛杉矶的“治霾”经：“APEC蓝”并不是北京独创

澎湃新闻：与洛杉矶相比，北京的空气污染有多严重？

金·兰特斯：根据目前北京的数据，我认为它相当于洛杉矶在70年代、80年代的污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洛杉矶空气污染较严重的那段时期，不过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现在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提升。

澎湃新闻：2014年APEC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保障空气质量，实现了“APEC蓝”，您认为还可以采用哪些措施让“APEC蓝”成为“常态蓝”？

金·兰特斯：在洛杉矶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政府进行了交通管制，并且推迟了市民的上班时间，让公众花更多时间呆在家中，这样我们的确降低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污染。

但这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人们还是需要使用车辆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用新技术的推广解决污染问题。目前在洛杉矶，即使是汽油车也可以基本实现零污染，完全不会产生污染的电动车也已经投入使用。

澎湃新闻：北京政府在机动车减排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单双号限行和发展公共交通。

金·兰特斯：科罗拉多州曾经实施过一段时间的单双号限行政策，但是只在每年空气最差的时段施行8周，政府一共施行了5年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受到了很多指责。因为这并不是一项公平的政策，比如富人可以买两辆车免受单双号限行的影响，但普通市民的出行却因此大大受限。

所以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采用限行策略，但是长期来看，还是要采用拼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措施，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我承认，虽然我们已经通过技术革新解决了机动车污染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经被解决，洛杉矶仍旧存在着全美最严重的堵车问题，我们至今未能解决。

在美国，想要改变人们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私家车，公共交通的发展随之停滞，即使后来政府进行了很多提升公交系统方面的尝试，仍旧无法改变大众开私家车的习惯。

目前北京的交通堵塞也已经十分严重，北京政府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尽早做好交通方面的决策，不要等到结果很难逆转的时候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