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优步会威胁到民主吗？

每年7月，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商界领袖、非政府组织和政客都会聚集在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镇（Aix-en-Provence），参加为期三天的“经济吹风会”（Rencontres Économiques）论坛。该论坛由 “经济学界同人”智库（Cercle des Économistes Circle）组织，今年聚焦于工作性质的改变。该会议的举办，恰逢离经叛道的分享驾车服务供应商优步（Uber）正在法国引发激烈争议，不可能有比这更恰当的时机了。

随着机器变得足够先进，足以代替人类完成越来越多的任务，今年论坛主题的选定，无疑部分是在回应人们对技术进步将造成广泛失业的忧虑。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德鲁•麦卡菲 (Andrew McAfee)指出，从历史上看，技术革命“最终推动形成了更多、甚或是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但随着机器变得愈发智能化，“这一次或许会有所不同”。

鉴于存在这种可能，麦卡菲暗示，我们或许需要重建社会，这样，随着智能机器提高生产率，对人工工作需要的下降就会具有增进福利的效果，如更高（以及分配更加公正）的收入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他的见解并非独一无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85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

优步公司令人们得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与方便可用的司机联络，它正是那种推动这一转变的破坏性企业。法国和全世界的计程车司机特别对只提供最基本服务的UberPOP（在欧洲以外被称为UberX）怒火万丈。因无视政府要求UberPOP暂缓提供服务的禁令，优步的两位高级经理遭到逮捕，自那之后，优步至少是暂时终止了UberPOP在法国的运作。（译注：UberPOP是Uber旗下的廉价租车服务，无论是否持有商业营运牌照，司机都可使用 UberPOP 接单。）

但优步展示的这种革新将不会被轻易终止。从某种程度上讲，优步的软件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数千名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在局部的空间和时间中充任的角色，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价格歧视。航空公司早已在运用这种价格歧视，它们为同样的飞行距离提供基于日期和时间的多种机票价格。但优步价格设置的独一无二在于其即时性，其通过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实现了这一点。（译注：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是假想中的拍卖者，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帮助实现供应与需求的完美匹配。相关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1834~1910]开创。）

在就业方面，优步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它所毁掉的就业机会。这推动了效率的明显改进，并在整体上增加了收入。即便失败者获得充分补偿，整体上的收益——由优步公司、其多数为兼职的司机以及顾客分享——也可能远远超出其造成的损失。

然而，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也必须加以应对。对参与者来讲，总会有人失败，也就是传统的计程车司机，他们通常必须支付大笔许可费用，这样就无法与优步的低价竞争。当破坏性的新技术出现时，这一问题总是会出现；纵然如此，技术革新及其应用的发生还是快过以往。计程车司机正被要求在数天之内而非数年之内加以适应，这样，民主体制几乎没有时间去决定这些司机该得到多少补偿以及这些补偿该如何分配。

另一个问题是监管。计程车不但形成收入税，还形成增值税或销售税。但至少到目前为止，UberPOP软件令增值税无法征收。为公平起见，地方和全国当局理当要求优步公司在其应用中嵌入税收软件。不同于计程车司机，使用UberPOP的司机未向乘客提供保险，这一事实也意味着不合理竞争，这一问题必须加以纠正。

而且，在法国，计程车司机必须接受定期体检和专业测试，而使用UberPOP的司机无须遵守这一规定。如同所有优步司机一样，使用UberPOP的司机也是受乘客“监督”的，乘客在每一次用车后通过该应用来对司机进行评价。这项革新或许是有益处的，但它不能代替比如视力检查那种真正有法律效力的测试。

最后一个与优步这种创新型企业有关的问题是，其利润回报绝大多数到了企业领导层而非驾车服务的提供者那里。不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否合理，此类企业对日渐上升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对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现象、媒体偏见以及选举中的超常规影响的推动作用，是无法忽略的。（译注：监管俘获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出于维护公众利益而创设的监管机构，被监管对象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俘虏，最终反而有利于监管对象而非公众。）

破坏性创新能带来巨大的效率增进，同时对社会和监管会造成真正的挑战，优步只是一个例子。这是法国经济部长伊曼努尔·马克隆（Emmanuel Macron）在经济吹风会的演讲中强调的一点。而事实上，优步这种创新造成的问题少一点，因为它所创造的是纯粹的就业机会；相形之下，能够替代呼叫中心工人工作的计算机的兴起，正在造成大量就业机会的净损失。在一个民主体制中，必须以一种确保公正、不阻碍进步的方式来对抗这种破坏性技术带来的挑战。

无法也不应该去阻止所谓“第二次机器时代”（second machine age）的这种创新型破坏。但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善用其改天换地的冲击力，却是十足的蠢行——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解释了这一事实，这一危机的发生正源于不受约束的金融创新。眼下需要是新的社会和监管政策，这样的政策往往需要具备全球眼光，体现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社会契约。（译注：The Second Machine Age是前文提到的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安德鲁·麦卡菲与他人合著的一部书的书名，初版于2014年1月，中文版题名为“第二次机器革命”。）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副主席兼主任，曾担任联合国发展项目主任和土耳其经济事务部长。听桥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2015年7月23日发布，原题：“Is Uber a threat to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