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抗战期间为何燕京大学停办而辅仁能够存在下去

沦陷之初，日本侵略军进城，北大、清华、平大、师大等校舍均被日军占据。各中、小学因在假期，各校也无学生，只留校工、职员暑假看门值班的人。而在各个家中度假期的学生们，自然也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是好。

我所住的是一个高级大杂院，房东有好几房，只有大房因先生在福建涵江工作，带孩子们离京南下了，其他有法国夫人、日本夫人的都留着暂时未走。院子里的学生，有刚进大学的，有高中的，也有初中小学的，我们这些初一、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还都是些孩子，每天围在大学、高中的学生身边，听他们讲说时事，各种消息听了半信半疑。

当时大学生们，都在自装矿石收音机，套上耳机，收听中国电台广播，听到某地中国军队打了胜仗，自然感到无比高兴。同时也盼望战争快点结束，或者谈判成功，日本早点撤退，或者中国军队很快打回……自然，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很多的，还一时未想到开学、上学的事。

日伪学校与日籍教授

国立大学，最没有受到影响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汤尔和一手创办的，虽然他已不是院长，但学校还是听他的。他后来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长伪教育部；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

汤尔和的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次长，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做署长，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也开学了。随后新华街师范大学也招新生开学了，李阁老胡同原平大办公处旧址，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似乎衔接的都是北洋政府的旧传统。

沦陷后二三年中，马神庙原北大理学院、嵩祝寺夹道盖了一座新灰楼，原沙滩红楼日本宪兵还占据着，在这新盖的灰楼中，对付着成立了北大文学院，后来又在朝阳大学旧址上成立了农学院，在中法大学旧址上成立了法学院，在伪教育总署的主持下，原平大的农、工、医三学院和北大文、理、法合并了，成立了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女师大合并入男师大，成为一校，校长黎世蘅。伪北大文学院、伪师大文学院，都设立了日文系。

另外各学院中都聘了不少日本教授，这些日籍教授中，有一部分是监视中国人，教书为名，特务是实。但也有一些为谋生而到北京的，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如藤村作教授，日本投降之后，还一直住在北京，过了好多年才回国。工学院、医学院也有不少日本教授。

我高中时生皮肤病，经同院医学院内科教授魏大夫亲自带我到皮肤科，交给皮肤科主任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林子扬教授和另一位日本教授给我看，两位教授轮流值班看门诊。我这个特殊病人，不但免费治疗，而且每天下午我放学后，才到背阴胡同附属医院去看病，他们其中一人总等着给我看完病才下班，而交给日本护士松崎和中国护士杨小姐给我换药，初冬时节，换完药天已很黑了，她们才下班。看病之认真，换药之耐心，态度之和蔼，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医生和护士。

日本人也办了几所专门为他们侵略服务的学校。在顺城街原参、众议院即平大法学院旧址，办起了新民学院，普通班招高中毕业生、特别班招大学毕业生，这是汉奸官吏养成所。在北河沿原北大三院旧址中，办起了伪警官学校，齐燮元办了伪清河军校，后来在颐和园外面办了伪土木工程学校，在交道口东大街办了伪外国语学校，在中南海万善殿办了伪新闻学院。院长管翼贤，教务长日人佐佐木。

在东裱褙胡同承接旧国立艺专，办了艺术专科学校，一度黄公渚任校长，张鸣琦任教务长，蒋兆和就在这里教书，解放初期以《考考妈妈》一画出名，后来同郑西谛先生一同出访苏联，因飞机空难而死的姜燕女画家，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在先农坛有一所医士学校。在新街口办过一所电影学校，人数很少，时间也很短。

沦陷初期，教会大学得以维持

沦陷初期，因燕京大学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做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联系，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都考了燕京，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之间，学生并未减少多少。另外辅仁大学在城里，天主教的学校，学生也未减少。这两所大学的院系都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都还留在学校教课，另外还有著名的协和医学院、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京，照常上课、看病。

除去教会大学，私立大学中，中法大学是特殊的，是庚款办的，与法国合办。似公似私，似教会非教会，维持了一年多，在一九三八年秋宣布停办。朝阳大学、民国大学都停办了。中国大学因换何其巩做校长，其教务长方宗鳌又担任了伪教育部（后改总署）署长，夫人方政英又是日本人，中国大学日文教授，何其巩是旧西北军的人，做过北平市长，双十二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囚时，他曾联合韩复榘发表过“马电”，反过蒋。同日本人也有联系，所以中国大学在沦陷后能够存在的住。

总之沦陷初期，除北大、清华、平大、师大、交大铁道管理、私立朝阳、民国等大学不存在外，其他各教会大学、中国大学等还照常开学上课，加以伪北大、伪师大、伪艺专等校陆续开办，一时大学还是不少的。

至于各中学、小学，短时期内学生比较少，经过一年多，学生又多了起来。各中学除去本市学生外，外地学生也还占相当比例。自然南方学生没有了，而河北各县，冀东、冀中、东北、山东烟台、青岛、山西晋北大同、张家口、宣化一带，家中有力培养子弟读书的，在战火过去之后，又都来北京上学，各校学生人数，一般也只减少三至五成，各著名学校，国立、市立、公立师大附小、男女附中、河北十七中、市立一、二、三、四中，教会育英、汇文、崇德、崇慈、辅仁附中，私立志成、四存、北方、弘达、春明等中学，一所也不少。

为何燕京大学停办而辅仁能够存在下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又是一个大转折，日本大本营东条英机于午夜零时宣读宣战宣言，同时发动珍珠港事件，偷袭美军基地，一夜之间，就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也就在同时，南北各地凡是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方，都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这年我已读高三，记忆很深刻，早上七时多骑车上学，出了灵境胡同，转弯往南，不远路东一个救世军小教堂，这时门口已停了一部日本宪兵摩托车，门已经贴上封条了。一会儿，我到了学校，各条路上来的同学们已纷纷讲述各人见到的一切。下午到北沟沿同学家去，顺沟沿走，遇到不少燕京学生，雇大车拉着行李、箱子等，男女同学一伙一伙的跟在后面走着，一派兵荒马乱年月逃荒的景象……这时人们都知道日本同英美宣战了。

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这时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做了校长；又如协和医学院、医院，其负责人是美国人胡恒德；以及中学中的崇德中学等，这些完全美国势力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

燕大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后方，即使有能力走，也不能一下子走，要秘密离开北京，辗转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才能到达后方，而且当时南北到后方去，或走河南，或走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因而后来燕大的人虽有一部分到了成都又办起燕大，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京，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伪大学，或辅仁，或中大，教授中有些到了南方，有的去了后方，有的去解放区，有的到中国大学教书，如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都到了中大；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先生。

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据侯仁之教授《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除前述张、刘二位教授外，尚有洪煨莲、邓之诚、陆志韦、罗其田、赵紫宸、赵承信、林嘉通、蔡一谔等教授，还有侯仁之教授本人。

人们的主观想象常是天真的，太平洋战争之后，人们想日本对英、美宣战，这恐怕是“鸡蛋碰石头”，不久就要失败，但却未尽如人愿，日本侵略军在南洋所到之处，英、美军队节节败退，不久，香港、新加坡、关岛、爪哇等地方，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人们主观的愿望又遇到打击，真不知前途如何了。

燕京大学被封门了，同样是教会学校、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办的辅仁大学却能够存在下去。这大概一因天主教和基督教不同。罗马教皇梵蒂冈在意大利，意大利是轴心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二因辅仁这时已由罗马教皇派美、德两国的圣言会接管；三因辅仁校长中国人陈垣先生，而教务长却是德国人雷冕。当时一个希特勒主政的法西斯德国籍的教务长，对付日本侵略者，那还是比较便利的。

这时因燕大被封，辅仁聚集了不少名教授，据孙金铭《坚持对日斗争的陈垣校长》一文记载：当时张子高、萨本栋、萨本铁、诸圣麟、袁翰青、曾昭抡、沈兼士、高步瀛、余嘉锡、罗常培等多人都曾一度在辅仁任教，后来才辗转到了后方，如曾昭抡、罗常培等位，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沈兼士一九四二年底去了重庆，胜利后又担任教育部特派员回到北京来接收。

这样在太平洋战争后，北京的大学，教会办的，就剩下辅仁，私立的剩下中国大学。伪组织办的是伪北大，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都齐全。伪师范大学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国文、英文、日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教育、体育、音乐、工艺十三个学系齐备，另外还有前面说到的一些土木专科、艺专等学校。

当时大家都知道：上学最好不要上日伪办的学校，即抛开热爱祖国、仇视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汉奸政权的思想感情不谈，即为自身未来计，也考虑到日伪学校的资格，将来是否能得到承认。因而不少学生，第一想辗转到后方去考大学，上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第二在北京读辅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