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眼︱中国古代文人缘何好骑驴？

【编者按】

曾经人类和其他动物一起奋斗，向大自然讨生活，努力过上好日子。随着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倚重机械工具，很多原本熟悉的动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本组论文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广泛出现的动物，文章内容涵盖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知识谱系等多个方面，或许可以带我们重访那个人与动物杂处的古老世界。

早期民间信仰中的龙与蛇

白春霞：《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的比较研究》，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对动物世界了解不多，人与动物的关系更多地反映在信仰、宗教上。中国人对龙的信仰源远流长，但是也有一个形成过程，可以说是吸收了多种动物的属性，其中蛇跟龙是很接近的。

作者写道，“在早期的蛇信仰中，蛇具有极其强大的神异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与国家政权有着密切关系。古人不但认为吃蛇、见蛇可以称霸天下，而且还认为斩杀巨蛇也可以获得它的力量。”作者举了《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斩杀白蛇的故事为例。此外，作者还描述了蛇的邪恶性，以及人们对蛇的防范。

说到龙，作者认为与神仙思想脱不了关系：龙是神仙的坐骑，是凡人得道升天的媒介，导引死者及其灵魂升天。作者提到，“1973年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又出土一幅帛画，人们命名为《男子御龙图》，画的正中是一个有胡须的男子，侧身向左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腹下有一只脚正作游泳状。画的上方有华盏，盏上有三条飘带随风浮动。杨宽认为这种有角的龙即为蛟龙。”

作者接着谈了龙的神异性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是龙与皇权逐步建立起联系的时期，由于龙特有的高贵、神秘、威武、有力量等特征，使得他极为符合皇帝神化自己的要求，于是他就被皇帝所利用，皇帝成为真龙天子，皇子皇孙成为龙子龙孙。正因为如此，龙从全华夏族的信仰变成了封建帝王的专利，龙的出现也就是皇族的事情，与普通百姓再也没有关系了”。

总体上来说，作者是把龙蛇信仰放在民间信仰的脉络里来研究的。

从六畜看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混合

易华：《六畜起源：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轨迹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2日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发展畜牧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传统中国人的美好期盼，而现在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么六畜是哪六种动物呢？

作者说：“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

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表明东方定居农业文化与西来游牧文化的混合。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从青铜时代开始成为显贵的家畜。六畜概念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文献，猪和马的相对重要性意味着定居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消长。”

牛耕方式知多少

杨向春：《唐代的耕牛和牛耕》，2010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六畜之一的牛，在农业社会特别重要，作为耕稼之本，受到了官府和百姓的一致重视。“由于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支柱性作用，唐代统治者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祭祀活动中下达减牲的命令，降低祭祀规格，不用牛牲。这样一来，保留了大量牛畜，使之用于农业生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养牛业的发展。”

作者提到，唐人笔记小说中还有不少杀牛遭到报应的故事，同样反映了牛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酉阳杂俎》曾记载，百姓王翰烧田时烧死一头牛，被牛告到冥府。因而王翰被召到地府讯问，又扯出了其它罪过，他愿意抄写《金刚经》七遍，才被放了回来。

为了发展生产，作者列举了唐代皇帝和官员对农民养牛的重视，“设法采取相应措施，或直接赐给，或买牛赐给，以解决农民缺乏耕牛的问题，使农民家家有牛”。

具体到牛的种类，作者总结到：黄牛、水牛、牦牛三大牛种就是先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培育出来的良牛。牦牛和黄牛杂交又培育出了犏牛，云南地区培育出了沙牛。到了唐代，黄牛、水牛、耗牛、篷牛、犏牛、封牛等各大牛种都已经出现了，分布在唐代中国不同的地区。

在饲养上，人们已经懂得为牛制作牛衣，以抵御严冬。牛衣是用乱麻或草编织而成。作者引用了《王祯农书》的插图 ：

而牛耕的使用方式有三种：一牛一人、二牛一人、二牛三夫。

从猫捉老鼠到“猫捉耗子，多管闲事”

王炜林：《猫、鼠与人类的定居生活——从泉护村遗址出土的猫骨谈起》，《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人类定居之后，粮食有了剩余，老鼠也就随之而来了，捕鼠的猫也来到了人们身边。

所以，“数千年来，猫与鼠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改变着它们的关系与行为模式。鼠最初生活栖息在山野，猫藏身于丛林，随着人类农业的产生与定居生活的选择，鼠和猫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与人类的新型关系。在现代化的城市，硕鼠无法再进人我们的家中来食我黍，它们更多移居到了城市的边缘与人类的生活垃圾为伴，但大部分猫并没有离开人类的家园去追寻这些它们喜欢的食物，而是作为人类的宠物，家庭的一员，寄生于人类社会中，猫捉耗子，现在被视为多管闲事的行为了。”

现在网络上对猫最大的观感，就是“喵星人”，专门卖萌。捕鼠——等着变成绝技吧！

“驴鞠”是种什么运动？

陈浪：《论唐代驴的管理与使用》，2007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驴在先秦时期并不多见，“自汉武帝始，中原与匈奴和西域交往日密，驴得以大规模引入”。到了唐代，驴是马的重要补充，“驿驴、传驴等在中央由驾部统一管辖，而州县则负责处理具体的驿务”。在具体监管制度上，作者提到：唐代对监牧中的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建立簿籍，实行量化管理，根据“死耗率”与“孳生率”两条标准线实行严格的奖惩制。

而且，“唐代在驴及其它牲畜的管理方面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记体系”，即在动物身上盖上印记，以区分动物的归属。进一步来说，作者强调了唐代在官驴的使用上严格执行公私分明的法律标准：《唐律疏议》第一九九条规定“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答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至于驴的价格，“唐代驴价大致在三千文至五千文的范围上下浮动，然当时也不乏居奇货而高沽或破常规而贱卖之事”，所以“驴在当时是比较低廉的，这正是有唐一代驴的使用极为广泛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文人骑驴更是唐代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全唐诗》中含“驴”的诗达六十二首。作者认为文人好驴的原因在于：其一是驴自身具有性情温驯、忍耐力强的优点，适合文人喜欢游山玩水的需要；其二是文人在入仕之前大多贫寒，难以享受“轻裘肥马”。

除了文人出游，“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最为新颖奇特的功能应该是用于体育娱乐——驴鞠”。唐代马球运动很兴盛，但“马体型大、性暴烈、速度迅疾等特点不太适合女子骑乘来运动，而驴身体矮小、性情温驯的特点恰好适合女子乘用击球”，所以呢，驴鞠也一时兴盛。作者顺势指出：女子“驴鞠”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更是一种如舞蹈一样的供观看的娱乐活动。可谓是玩者强身健体，观者赏心悦目。

近代海洋动物知识从何而来？

邹振环：《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以上几篇都是关于传统中国的动物论文，到了近代，我们对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一般关注点在世界地理学说上，包括地心说、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和五带知识，而对其中的海洋动物知识，可能不太清楚，这篇论文刚好梳理了这方面的知识。耶稣会士汉文西书中关于海洋动物的文字叙述，最早见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该图在利未亚北部的大西洋海面有一段关于“飞鱼”的描述。

文章中描述的具体海洋动物，读者可以找原文来细细观摩，而其中反映的鱼的文化形象的变迁，值得注意。

作者提到，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鱼文化不仅大量出现在中国的大传统的朝礼国律和皇家建筑，以及宫廷的金银饰件和鱼钥骨器等方面，在小传统的庶民生活中的婚丧习俗、瓷器织绣、砖雕装饰、家具图案、文具玩物、灯盏印染、年画剪纸、歌舞故事、歌谣传说等方面都广泛使用鱼纹。

道教的八卦以阴阳鱼为内核，常被赋予驱祟之功。鱼类符号多作为辟邪消灾的守护神和表示阴阳载易、善化长生的吉祥意义，很少将鱼描绘成凶暴的形象（以上内容可参考陶思炎的《中国鱼文化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而西方传教士在《职方外纪》和《坤舆图说》中的介绍则不同，“海族”中除了介绍神奇的鱼类，还有不少关于海洋动物令人恐惧形象的描述。

作者据此描绘了传教士带来的海洋动物知识的影响：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关于大航海时代海洋动物的种种图说，以西方动物学作为知识背景，透过这些地理学汉文西书，我们也可以窥见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是如何通过《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介绍、诠释和想象大航海时代新发现的海洋鱼类，并使之巧妙地与基督教的教义宣传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