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为亚历山大城四千个澡堂供热六个月”后的公共图书馆

2002年，新亚历山大图书馆落成开放，这项复兴古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工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主要建筑设计师是德裔美国人克雷格·戴克斯（Craig Dykers）与他的年轻同事以及挪威斯诺赫塔建筑事务所。1988年，几位无名建筑师在洛杉矶的一个阁楼上绘出蓝图，从全球竞标的一千四百件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建筑设计极具现代意识，图书馆似削去顶端的半圆倾斜面向地中海，阅览大厅像梯形教室分布在七个层面上，完美体现了图书馆空间的开放理念。

古代亚历山大博物馆 / 图书馆以图书收藏和学者云集见长，然而建筑本身却没有遗留下来。图书馆于公元前283年由托勒密一世建造，意在传承希腊和近东地区文化。据说该馆由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设计，以雅典学园为原型，仅对学者开放。著名地理学家斯特拉博说博物馆是王宫建筑的一部分，包括长廊、大厅和餐厅。托勒密一世到四世都热爱藏书，著名学者和诗人卡利马科斯说该馆收藏了五十万卷图书。托勒密二世还在塞拉皮雍神庙建有子图书馆，收藏大馆藏书复本四万卷左右，对普通公众开放。托勒密邀请知名学者来长期居住和使用图书馆，研究和校勘图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等都曾在这里撰写著作。

关于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消失有两个传说：归于恺撒，归于七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奥马尔。《图书馆的故事》作者勒纳写道：“公元前48年，恺撒发动亚历山大战争时，意外的火灾摧毁了图书馆……烧毁四十万卷图书。”但是勒纳又提到“斯特拉博是使用过该图书馆的杰出人物”。斯特拉博在公元前30-前25年去亚历山大，并没有提到图书馆遭到毁损之事，然而要烧毁四十万卷藏书，整个建筑必然被毁，斯特拉博如何使用图书馆？公元前41年马可·安东尼送给埃及艳后克娄奥佩特拉“帕加马图书馆的二十万册藏书，以补偿恺撒烧毁的图书”，这些藏书又何处存放？撰写了《西方图书馆史》的M. H.哈里斯则说恺撒的大火可能仅烧毁了放在码头仓库的图书。这种说法似乎更合理。

俄克喜林库斯纸莎草记载的末任馆长由托勒密九世任命，公元前88年上任。公元前30年埃及被罗马兼并，即使图书馆仍然是学术研究场所，也已经逐渐失去了核心地位。罗马人可能还将部分馆藏搬去罗马，另外，罗马皇帝奥勒利安于272年派兵镇压亚历山大城的叛乱，烧毁了图书馆所在的王宫区。但是，四世纪早期仍有学者使用过塞拉皮雍神庙图书馆，该图书馆于391年被基督教主教狄奥菲鲁斯带领狂热的信徒摧毁。

归于奥马尔的第二种说法更富有传奇色彩，也同样不靠谱。故事源自十二世纪的穆斯林作家伊本·阿尔-季福提（Ibn Al-Kifti），他说奥马尔的将军阿慕尔641年征服亚历山大城，学者菲罗帕纳斯（John Philoponus）与他交谈甚欢，领他去看掩埋在塞拉皮雍神庙废墟里的图书馆藏书。阿慕尔请示奥马尔如何处置图书，奥马尔命令全部烧毁。人们津津乐道此故事并不断添油加醋：“这座伟大图书馆的藏书被当作燃料，为亚历山大城的四千个澡堂供热达六个月之久。”然而实际上此时菲罗帕纳斯早已去世几十年，显然无法充当故事主角；人们甚至不屑于去做个简单算术题：即使是亚历山大图书馆鼎盛时期的四十万藏书也烧不了多久，何况塞拉皮雍分馆区区四万藏书？何况当年狄奥菲鲁斯主教的目的就在彻底清除异教文化，塞拉皮雍图书馆怎会有藏书遗留下来？

亚历山大继承者建立的图书馆中，帕加马图书馆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掘显示图书馆呈长方形，有大房间做会议室，数个小房间存放图书，柱廊为阅览空间。据说该馆藏书全部被安东尼搬往埃及。馆藏保留至今的古代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当属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十九、二十世纪考古学者在此发掘出大量泥板，均分门别类摆放，有馆藏目录。勒纳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出现在周朝”，但是他忽略了殷墟的甲骨文收藏，中国图书馆史学者不会忘记这一点。殷墟甲骨坑穴位于王室宗庙区域，收藏甲骨十五万片，以年代为序存放，内容大多为卜辞，显然是殷人存放的档案库，是我们所见最早的中文典藏。

古代第一位构想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是恺撒，自奥古斯都开始，历代罗马皇帝都兴建图书馆，收藏希腊和拉丁文图书。四世纪初，罗马有二十八个公共图书馆出借图书。狄奥多西皇帝（379-395年）尊奉基督教为国教后，开始严禁异教信仰，视异教文化为偶像崇拜的产物。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尔策里努斯说“图书馆像坟墓一样永久地关闭了”。后人往往把希罗文化的毁灭归于野蛮人，但是勒纳指出，这些野蛮人与罗马有几百年的联系，而且也都是基督徒。

当西方在自造的黑暗中摸索时，东方的图书事业却很繁荣。东罗马拜占庭朝廷虽然禁止传播异教文化，但仍然有数任皇帝在皇家图书馆收藏世俗书籍。君士坦丁堡在整个中世纪保存了古代文献，现存希腊文献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得自拜占庭抄本。这些抄本大量自东向西流传始于十字军东征，兴盛于十四至十五世纪，尤其是奥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导致图书馆藏书大量流入西方。

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一些遭到驱逐的希腊学者来到波斯继续传承希腊文化。七世纪伊斯兰军队占领波斯，图书馆藏书得到抄写和翻译，八世纪中叶，大部分希腊文献都有了阿拉伯文译本。在伊斯兰教早期政治文化中心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建有皇家图书馆，从残存的目录可知该馆收藏全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八世纪中叶，造纸技术从中国传入伊斯兰世界，进而促进了图书事业。据说九世纪末期，巴格达有三十余所公共图书馆，1228年波斯的梅尔夫城有十家公共图书馆。十三世纪，伊斯兰图书馆彻底毁于蒙古人之手。

中世纪初期和中期是西方文化事业的衰退时期，有些修道院长甚至是文盲。529年，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修道院，制定了《本笃会规章》，规定修士必须读书。此时人们已不再阅读古典著作，一切都与圣经和宗教生活有关。修道院藏书数量也十分有限，仅两三百册左右。意大利的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在当时规模最大，十世纪馆藏目录显示藏书仅六百五十册。

综合性图书馆随十二世纪大学的兴起而产生，藏书最初大都来源于私人捐赠。1250年，巴黎大学成立图书馆，1289年藏书达到一千册。牛津大学一些学院建成一百多年后才成立图书馆，牛津校友博德利1602年建成博德利图书馆，并捐赠全部遗产作为管理费用，馆藏达到三万册。成立于1737年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图书馆提倡实用，率先使图书馆成为大学传播知识的中心，当时甚至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学术性和知识服务方面都无法与哥廷根大学相比。

国家图书馆藏书大多得益于图书呈缴制度。法国国家图书馆始于1386年，源自皇室和修道院收藏。最早的呈缴制度《蒙彼利埃法令》1537年由法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要求所有法国印刷或销售的图书，必须向皇家图书馆呈缴一本。大英图书馆建于1855年，最初只收到部分图书呈缴，馆长帕尼齐不惜将出版商告上法庭，才使呈缴制度得到落实。1814年，杰弗逊将六千多册藏书出售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奠定了该馆藏书基础。1867年国会图书馆要求将版权办公室归其管理，出版图书均须向国会图书馆呈缴两册。

现代公共图书馆有三个特征：向所有人开放，由当地政府财政支持，有法律依据。1524年马丁·路德倡导建立德意志城镇图书馆，同时代宗教改革家也提出：“建在公共区域的图书馆供大众使用，可提升年轻人的精神境界。”英美公共图书馆起源于出租图书的书店、教会图书馆以及中上阶层的会员制图书馆。1850年英国颁布公共图书馆法，允许建立由税收支持的公共图书馆。1833年，新罕布什尔州彼得波罗夫小镇成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854年开放的波士顿图书馆首创理事会管理模式。美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仅服务成人，一些图书馆甚至有“儿童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英美公共图书馆建设得到了卡内基的慷慨资助，他在英语国家共捐助了两千五百多所图书馆。1903年美国传教士韦棣华创办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次年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相继建立。1909年，清政府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

图书馆大量收藏图书，必然要整理图书，不能想象有着数百万藏书的图书馆将所有书籍按到馆顺序编个流水号上架。给图书编目古已有之，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泥板分门别类存放，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卡利马科斯编撰了一百二十册目录。刘向编著了中国第一本分类目录《别录》，其子刘歆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七略》，著录数以万计的图书。三国时魏国的郑默编制了一部反映当时藏书情况的分类目录《中经》，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编制《中经新簿》，首次将图书分成甲乙丙丁四大类（对应后来的经子史集）。大英图书馆馆长帕尼齐制定的《九十一条著录规则》（1841年）为后来英美图书馆编目规则奠定了基础。美国国会图书馆1904年发布《图书馆分类法》，意在使百万册藏书井然有序。杜威发明的“十进制分类法”则为美国公共图书馆采用。伊斯兰教图书馆书籍分类的原则是“最崇高的主题前置”。其实所有综合性图书馆分类均如此，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将宗教和哲学前置，归入B类，杜威分类法将其归入一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马列主义等纳入A类，置于B类宗教和哲学之前。

图书馆帮助读者在藏书中寻找信息，配备经验丰富的图书馆员提供服务。罗马图书馆有专门人员管理，唐玄宗时代就有女图书管理员，伊斯兰教图书馆员常常由世家子弟担任，地位相当高。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全是著名学者，这成了后来许多图书馆的惯例。歌德曾担任魏玛的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馆长，重视图书馆管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都有过挚爱藏书的图书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早年的发展则归功于两位任期长久的图书馆长：1865-1897年的斯波福德和1899-1939年的普特南，前者为图书馆积累了大量藏书，后者完善了图书馆编目体系。

程俱（1078-1144）所著《麟台故事》是现存最早关于图书馆管理的书籍，然而现代图书馆理论系统的创立者是莱布尼茨。他指出图书馆积累文化知识，书的价值在于使用，藏书需全面系统具有连续性，必须让学者了解馆藏。但是他的理论直到十九世纪才得到普遍实践。图书馆学作为一种专业的概念在十九世纪之前不存在。最早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是哥廷根大学（1886年），要求图书馆员懂多种语言、文学历史和图书知识等。1887年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第一所图书馆学院。1920年，沈祖荣协助韦棣华创办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遗憾的是，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等关闭图书馆学院。这种做法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图书馆专业教育的走向，虽然美国仍有六十多所正规图书信息学院，中国大学却纷纷撤销图书情报专业学科，使八十年代高校最为兴盛的图书情报专业教育一蹶不振。

进入二十一世纪，图书馆界最时髦的术语是“创新”和“转型”。图书馆是图书之依托，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逐渐变为虚拟形式，人们开始忽视图书馆提供图书服务的重要性。其实图书与非图书化之争从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杜威认为图书馆应该不断完善管理功能，致力于提供最好的文献服务；有些图书馆员则认为必须参与社会改良活动，这种观点在公共图书馆员中尤为突出。勒纳认为“图书馆事业女性化”是导致图书馆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勒纳的话虽然令人啼笑皆非，但仍然值得深思。他说，在想要造福社会的女性图书馆员的带领下，图书馆往往与弱势群体打交道，将图书馆视为社会服务而非知识服务,结果是图书馆员没有致力于了解图书信息内容和掌握信息技术，缺乏足够的能力来为学术研究服务。

图书馆为何热衷社区活动？或许因为博物馆等机构门槛太高，而在发达国家，公共图书馆遍布每个社区，普通公众需要借助它的空间来展示自己和互相交流。为公众举办文化展示和交流活动是必要的，但人们似乎忘了图书本身也需要展示，尤其是学术研究藏书。

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最近发生的故事也表明图书馆除了社区服务之外，还有学术研究需求要满足。NYPL成立于1895年，一直实行双轨制，包括研究图书馆和致力于服务社区的分馆。研究总馆位于四十二街，现收藏图书文献四千多万件。馆舍由首任馆长比尔林斯设计，阅览室位于七层书库上方，便于读者随时调阅图书。多年来这一直是总馆的藏书和阅览格局。2008年唐纳尔分馆拆除，儿童图书馆藏并入总馆，在底层开设儿童服务。2012年NYPL又准备出售曼哈顿中城分馆地产，将馆藏搬入总馆，开设普通外借部，辟出展览空间，将总馆大部分研究藏书搬往位于新泽西的书库。图书馆网站大力宣传这项改造工程，声称将打造全新的形象，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数百名学者联名提出强烈抗议。2012年7月，理事会成员罗伯特·达恩顿撰文在《纽约书评》上为这项计划辩护，结果遭来更多抗议之声。虽然NYPL承诺二十四小时内从书库取书，读者也可事先在家预约索书，但学者们认为读书研究是举一反三的过程，你并不总是事先知道要读什么书，无从预约。最后NYPL改变初衷，决定重修曼哈顿中城馆舍，扩建总馆紧邻的布莱恩公园书库，总馆藏书量不变（四百万）。即便如此，2013年NYPL年度报告列出六项工作重点，仍然将藏书建设列在末位。NYPL新网站设计花里胡哨，好似迪斯尼乐园，使人感到遗憾和困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为研究图书馆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该网页设计简明严谨，直接揭示馆藏，令人一目了然。

有人问现在有很多网站提供电子书，图书馆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就如同“有了书店为何还要图书馆”一样，答案不言自明。与书店同一时间将新书（无论哪种载体）上架提供免费服务，是图书馆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有哪家网站有这个权利？版权限制长久存在，大规模公共图书事业必须有税收支持才能维持，否则就只能商业运作。据统计，2014年在全球创意产业中，图书出版比重最大，而十年来中国图书市场的销售规模从未下降，这意味着图书馆的图书服务也应紧跟；数据库等昂贵资源也只有图书馆才有能力批量购买；电影放映六个月后成为音像制品，图书馆即可购入供读者免费观看。

图书馆“主动创新服务”固然必要，但是“被动传统服务”是否做好了呢？所谓被动服务，不妨理解为任何有关图书信息的需求，必定“有求必应”，也即读者可以清楚知道和便利使用图书馆收藏的任何文献，如果本地图书馆不收藏所需文献，就应向其他图书馆借来让读者在本地使用，这涉及本地区、全国或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绝非易事。其实莱布尼茨在十七世纪所说“让学者了解馆藏”都无法完全办到，连美国国会图书馆都有一百多万册图书馆藏尚未编目。图书馆必须开拓新的服务领域，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图书信息服务带来更复杂的挑战，图书馆没有理由漠视自己原有的领域。图书馆一定会蓬勃发展，前提是读书人和图书馆人不忘记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积累和传播文化知识，提供优质图书信息服务。

图书馆的历史不好写，因为读书曾经只是少数人的事，史实总是扑朔迷离，往往缺少佐证，很难叙述明白。何况早已有许多图书馆史教科书在先，新发掘的史料较少，为了避免雷同，《图书馆的故事》叙述编排比较散乱，或许这也是作者将其取名为“故事”而非“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