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朝廷之力：清朝的人参产业链

蒋竹山先生在《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中将“人参”研究置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流通，是目前较为完全的历史呈现。他展示了这样一个图景：人参在清朝立国之前是女真族的重要财源，与明、朝鲜多有冲突，立国之后，逐渐将采办管理制度化，通过打牲乌拉制、旗办采参制以及收拢为国家直接管理的官采刨夫制管理开采人参事务。

制度设计虽严密，但依然逃不了官僚化的缺陷。面对资源耗尽，采参成本的增加，偷盗、逃匿始终难以做到有效管理，官员与地方势力的勾结，牟取私利，大面积人参挖掘和秧参（种植物）与含铅的泡丁充斥，高丽参浸润矾糖水增重，以致现有的山参不足以供应到消费市场，凸显出专制垄断经济的特征。在流通、消费市场，江南的温补文化是人参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参价格因当时负责销售的重要机构和内务府哄抬而价格高昂；人参专书的出现可以看到江南参商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重要的品牌，完成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闭环。蒋先生以此反省到人参的研究不仅应该是地区的历史，更应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扩展到朝鲜、日本甚至北美的人参贸易。

蒋先生作为新文化史的重要推手，引介理论，评论著作颇有贡献。架构的新文化史工作坊、新文化史部落格则多有宣导意义。在新文化史实践上对人参研究从博士论文开始到现在，较有创见。就本书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值得称赞的特征，这无疑是对国内研究一个重要的启发。

第一，物质文化史视角的分析。这受Daniel Roche 影响，重视社会与文化分析方法、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迫切需要以及物质文化中选择行为所体现的准则。这表现在文章中对流通与消费关系的分析。另外的重要贡献是分析江南温补文化对人参消费的刺激。第二，新资料的扩展。蒋先生通过对大内档案的阅读，理清了参务细节上的不少问题。比如说，通过《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解读，发现了雍正皇帝打破官方长期垄断，开放民间采人参，这对探索参务政策全貌增添了细节；将医案、医书纳入解释范围，构建江南温补用药的情况。第三，通过考辨前人研究成果的细节，在人参贩卖制度实践的变化中发现了内务府在贩卖人参过程中的角色。通过秧参案，看到了国家权力对人参采集的全面介入。对商人贩卖官参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多有贡献。

不过书的内容还是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人参生产过程中，作者忽视了私挖人参对政策影响的深入探讨。这个环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还会影响到下游的消费市场。这里可以提供的数据从人数到规模都是惊心的：康熙三十三年奉天将军衙门咨盛京包衣佐领称“去宁古塔乌拉等处偷挖人参之人一年将及三四万，马牛达七八万。前去无业之人，在山居住一年需食七八石”，这达到合法采参的六倍。

而在数量上，可以见诸已有统计的雍正二年八十五点三两，三年一千六百零二点八两，七年一百九十八点一两，九年九千二百三十六点八两，十年十一年两年内数量超过九千两，十二年五千一百九十点六两，十三年两千余两，乾隆六年四千两，二十四年偷买三千二百七十二两，宁古塔一千零四十五两，以乾隆二十四年入库人参五百四十六点一六斤计，盗采接近人参的一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黑图档》《清高宗实录》）。

而这些数据仅仅是浮在表面，根据李博先生估计分析，每个链条各个环节利润，盗采占百分之四十，飞参人员占百分之二，剩余被参商和官员瓜分（李博《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蒋在人参的贸易、价格与流通一章上有些许铺陈私参流通的问题，但是没有做进一步分析。私参与官僚体系共长，对制度与市场的影响究竟如何？这需要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才有较为清晰的图像，这甚至可以影响到蒋书对秧参的讨论。

因为整个政治经济运作体系不清晰，各种角色的博弈合作缺少有效分析，其实很难如蒋所说，“到了嘉庆朝，现有的山参已经无法供应广大的江南消费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秧参逐渐取代山参，成为下一波参务改革的导火线。”（113页）大量种植秧参的动力，未必只是文献上所揭示的上缴压力和市场需求原因，为何不是官、商共谋山参的结果？蒋书从整体的建构来看，从生产到消费缺乏有效的分析的框架，逻辑关联不够。因为没有密切的关系数据、曲线分析，我们是很难看到相关性的。价格、税收、通货膨胀、政策、消费等如何同其相关的？交易成本、博弈关系如何发挥作用的？如果缺失这个环节，十分容易陷入某点影响结果的误区。

同样在流通、消费环节，一是缺乏其他地区的情况比照，私参毕竟也流通到山西、山东和广东（213页)；二是缺少结合对江南经济史的观察来理解人参的消费。

在流通过程中，人参变价的事情，笔者还搜集到其他资料，以丰富人参变价与地方经济的交互影响，这些蒋书略过，实有重要问题可以探讨，以深刻理解人参流通中的实际情形。陶澍接管人参变价任务后发现：“查两淮奉发变价参斤已欠五年价银未缴，其各年未缴价银内丙戌、丁亥两年除已解外，仍未缴银三十四万两千六百四十两三钱，戊子年未缴银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九十两八分，己丑未缴银二十万九千九百九十三两四分，庚寅未缴银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四两四钱，以上共该银九十六万四千七两八分二分。”（《陶云汀先生奏疏》）

而这件事情与当时实际盐政关联颇多，两淮在变卖方式上是售卖于盐商，即为“派于下纲引内征解”，但是因为私盐太盛，无人征解，于是只能挪用不够充盈的库款。内务府担心拖欠的连锁反应，震慑之下，凑请一分生息。经过陶的博弈之后才取消决定。直到最后才减轻任务，但仍然申斥两淮以及粤海关“当认真督促，以限解交清年款，不准任意拖延，稍有蒂欠以应支发”。鸦片战争战争后，广东的危机也因为经济的影响，变价十分艰难。滕德永先生通过研究道光朝内务府人参变价的困难认识到，道光朝人参变价的困境，是整个清王朝经济衰败的结果。

那么在人参的消费中，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比如清代乾隆到嘉庆时期，江南物价上涨的因素或多或少成为人参价格变化的原因，因而论述消费文化影响似乎还不能排除有人参销售本身刺激文化生成的可能。这还需要对医学史各派情况的熟悉，对医生与人参销售、文化传播因素的考量。同样不能忽视礼物文化（书已提到）、巫术、宗教建构对人参形象的建构，这些都可以成为消费因素而被商家利用。

总体来说，我们还不能想象人参在生产到消费这个过程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假如说各自成篇而为论文集，贡献还是很大的。

另外，豆瓣朋友对第八章内容吐槽甚多，此不一一列举。我看此章标题是“从人参史反思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而具体内容从第241页以后，与人参史全然无关。这个算不上反思，只是将作者之前发表的《“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一文代入，用来作为本书的结论性章节，不太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