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家国”语境中的女性意识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张赟与两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其新著《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本文为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城市与性别书写”工作室负责人曹晓华对该书的评论。

中国近代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始终与国族运动相伴相生，女性的“发声”和女性意识的变迁离不开家国同构大框架下的解读，而西方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则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背景下掀起，这意味着中西性别研究的视角和切入点存在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对话中的“参差”和“缝隙”，也为“家国”语境中的近现代女性文本提供了多元的阐释空间。长期以来，对于近代、尤其是对清末民初女性书写的研究，关涉印刷出版行业的勃兴、女学制度的演变、女性身体的解放、国民性别观念的革新等等，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互映射，不仅是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也是海外汉学界的重要构成。在进入张赟的著作《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早期中国期刊中的男性、女性与书写》（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 Men, Women, and Writing in China's Early Periodical Press）之前，有必要对近来西方学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妇女杂志》第一期封面，1915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更加着重于发掘中国女性在时代“变局”中的能动作用，打破对女性群体的固化印象，试图描绘丰富而多样的性别个体在公/私场域中如何释放自己的能量。无论是曼素恩（Susan Mann）、钱南秀、方秀洁（Grace Fong）等人关注的明清才女文化，还是魏爱莲（Ellen Widmer）、孙康宜考察的早期女性写作，抑或是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研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女性与医学”研究、卢苇菁的“贞女”研究等等，几乎都是以“女性”为“方法”，剖析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掀起的两性差异论还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话语博弈，那么新世纪之交的相关研究则开始深入性别群体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共同处境，以“性别”代替单一的“女性”或“男性”。其中，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女性写作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对才女传统的探究，不仅使清末民初女性书写的历史回溯成为可能，也使这一时期从“阃内”到“阃外”的女性书写与昔日儒教规约下隐而未彰的女性创作发生碰撞，成为近年来西方学界十分显眼的学术生长点。恰如柯临清（Christina K. Gilmartin）、贺萧（Gail Hershatter）等人主编的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论文集名称一样，“engendering China”，即将中国“性别化”，以“性别”为线索，观照女性、文化和国家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图景。

从这样的研究背景出发来看张赟的这本著作，书名便显得意味深长——“Engendering the Woman Question”，妇女问题已然不只是属于女性的问题，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男女两性都有重要的角色，而本书中的舞台，便是清末民初的女性报刊。这就引出了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两性公共空间”（a mixed-gender public space）。诚如作者所言，该书的性别视角并非基于某个女性刊物中编者和作者背后的性别不平等，而是着眼于更加广阔的“两性公共空间”中不同性别书写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清末民初充满活力的话语碰撞中，女性刊物在男性文化主导的知识传播乃至印刷出版体系中，保留了当时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男性文化的改写、挑战甚至是公然的反抗（第1页）。那么，这些女性的言论涉及哪些方面？又是如何摆脱男性文化“规训”的？她们眼中的“妇女问题”，和男性眼中的“妇女问题”，又有什么不同呢？再次回到engender一词，原有“产生、衍生”之意，与书中的论述又恰好契合。该书共分五章，每一章围绕一个核心议题，依托对几份女性期刊的深度解读，试图在不同的面向找到女性在公共场域发声的原初样态，与同时期的男性书写参互成文。

第一章从《女学报》的创办及其女性作者群入手，论述了薛绍徽等人依凭“才女传统”对梁启超的女性“坐食分利”说进行反驳。梁启超等人的论述显然忽略了历代女性创作形成的文化积淀和文学财富，对此张赟援引了季家珍（Joan Judge）的观点，即“将这些女性从历史中剥离，对改革派来说是一种创造全新性别传统的简便策略”，并进一步指出“改革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抨击，特别是对才女文化的拒斥，可以被视为消除文化和国家差异的一种尝试，只为将本国的复兴纳入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去”（第38页）。张赟还特别提及，“才女”传统也使这些女作者们更加倾向于使用文言，不仅写起来得心应手，也延续了“才女”的荣耀和身份。这意味着“她们的阶层身份认同更偏向于男性精英阶层，而非普通女性大众”（第47页）。第二章围绕“女界”内涵和外延的变迁，从丁初我等人在《女子世界》倡导的“国民之母”，到燕斌等留日女学生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呼吁兴办“女学”造就“女国民”，再到何殷震在《天义》上用无政府主义观点探索的家国框架之外的女性角色，逐一勾勒出女性群体身份的演变线索。张赟认为，“清末的国家精英们轻易将女性与国家绑定，而‘女界’的性别化表述动摇甚至打破了这种关联”（第77-79页）。作者特别提及何殷震使用“女界”一词时对女性集体身份的自觉，何文不仅注意到底层女性可能蕴含的能量，还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精英阶层的知识女性。值得一提的是，白露（Tani Barlow）曾经指出在1920年代“女性”一词诞生之前，还没有专门表示群体身份的词来指代走出家门的中国女性，张赟对此试图用“女界”一词进行补充和修正（第54页）。第三章介入了满族女性惠兴的自杀事件，关注不同群体对惠兴事迹的宣传。由于惠兴曾被汉人所办的女校拒收，所以该事件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满汉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惠兴因自办女学的经费短缺而自杀，张赟认为贵林等满人更强调其民族身份，将其塑造成满族女英雄，并以此作为对满汉之争的回应。而几位满族女性书写者则更在意惠兴办女学的义举，认为满汉姐妹们都遭受着双重的压迫，这些书写淡化了民族主义色彩。此外，张赟还认为，当时汉族女性宣传的榜样都是国外女豪杰或是历史上知名的女英雄，对于非汉族女性，“即便提及也只是位居次席”（第107页）。第四章借用了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现代性”概念，通过对《妇女时报》和《妇女杂志》两种商业报刊的细读，梳理家事、育儿、生产等“卫生”观念中的女性角色。作者指出“男性凭借专业的医学知识指导女性如何养生并保持身体健康，而女性的相关表述则侧重于生育和身体经验的详尽描述。此外，当男性主要从国体健康的角度对女性身体进行科学理解时，女性正在借助生物医学知识形成一种新型的性别化身体认知”（第113页）。第五章以报刊图像解读清末民初的女学生，指出当时女学生的双重角色和两难处境——“一方面她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在国族秩序中承载并转化着传统道德和新型知识；另一方面，女学生们越来越高的曝光度动摇了‘男女有别’的儒家规约，对既有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第156页）。报刊图像中的女学生，面对大众的“凝视”（gaze），逐渐学会“回看”（gaze back）式的反击，直至引领读者的目光随着手挽手的两个女学生一起，转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终章对于封面图的解读，形成了整部论著的首尾呼应。

封面图中的两位女学生

张赟在书中多次引用季家珍的论述，在方法论上借鉴了后者的整体研究（integrated reading）和定点研究（situated reading），特别是最后一章对于图像的解析，与季家珍的相关著作互有重合。季家珍在《共和镜头：早期中国报刊中的性别、视界与经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一书中，以《妇女时报》为例，指出“整体研究”和“定点研究”都是一种“镜头拉远”（zoom out）式的研究，前者指的是将报刊与周遭的印刷文化和文本语境相关联，后者则更进一步，将报刊与作者的生活轨迹、生物医药话语、全球商业活动以及整个中国的革命历史相关联。这种研究策略，将中国女性的历史放置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进行勘察，并激活了以往为人忽视的材料，如照片、广告、插图等。而张赟著作的封面图也出现在了《共和镜头》的论述中，两个女生看似平常的上学和放学，成为城市街道上的平常风景，在季家珍看来这种视觉表征背后是《妇女时报》对女学生的低调模糊处理。国内学者更加熟悉的，可能是季家珍的另一本著作——《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这本1996年初版的著作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即在上海租界出版发行的《时报》以“时评”引导舆论讨论宪政，成为连接民意和清政府的“中间地带”。不难看出，在这本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有“镜头拉远”的学术操演。

张赟《从社会性别看妇女问题》一书讨论的几种女性期刊和历史事件，都是相关领域学者耳熟能详的文献材料，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也和过渡时代的大起大落互为印证。但也正因为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限的材料也限制了本书的论述角度。对于“两性公共空间”的勘察，本就蕴含更多的可能。只是，当“镜头拉远”之后，女生面前的广阔天地，只剩下天际线下模糊不清的轮廓。而这些画面“留白”处，其实蛰伏着诸多线索。可惜的是，有些线索在书中虽然偶有抬头，却未能展开。笔者略为补充一二，兼与作者商榷。

首先，许多清末民初的中国女报人，在文言和白话之间更加偏向于文言，其背后涉及更深层的近代语言转型。除去文学内部的变革，诸如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诗歌和新文体尝试，就媒介角度来看，1898年前后清末大批学人投身于报界，希望借助报纸“启蒙愚下”，形成了波及全国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此时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言文一致”诉求。书中提及的裘廷梁和裘毓芳主编的《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是这次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而裘廷梁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文人对于文言和白话的态度。他认为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前者是供个别“赏玩”的“鼎彝”，“不能人人到手”，后者则是“磁类壶碗”，“人人可得而用之”。这批报人使用白话很多时候是“委曲求全”的结果，正如周作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看来）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女报人在当时优先选择文言，不仅是“才女”传统熏陶的结果，也是文言教化影响下意料之中的选择。进一步说，这不仅是女报人面临的问题，也是“两性公共空间”中中国传统文人共同面临的语言转型和调适问题。笔者以为，与其说女作者的“阶层身份认同更偏向于男性精英阶层”，不如说她们无意中继承了父权文化中的文言“权威”。

其次，在不同报章的书写过程中，针对想象中的女性读者，会有不同的写作策略，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在清末开始的下层启蒙运动中，精英阶层的“发声”如何才能传达到下层女性？报章文字“向下”的传播路径相当复杂。张赟敏锐地注意到了精英阶层的知识女性可能存在的“盲点”，即《女学报》这样的启蒙文字，其实际传播效力有待考证，却未能对此加以展开。的确，即便是何殷震这样对精英女性话语有所质疑的女性文人，其报章实践归根结底也还是基于上层的留日女学生圈子。事实上，现有的许多关于“讲报”和“阅报”的研究，结合“声音”研究，正是在补充考查这些传播路径。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当时女性接受报纸信息的情况很不乐观，还比不上传统的俗文学，如杜清持就提到“我国近年来报纸踵出，然求女子阅报者，百人而不得其一。谓全由女子不识字而致乎？顾何以封神西游小说诸书，销路不减？”。

笔者以为，要深入解读女性启蒙的坎坷，很多时候需要“大”“小”材料的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在考察《女子世界》《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这些规模和影响力都较大的报刊（“大”材料）之外，还需要同时关注到许多小报（“小”材料），如此才能还原真正的“众声喧哗”。在这些“小”材料中，可以看到使用方言俚语劝说女性的白话演说，用俗曲小调移风易俗的改良时调，幸灾乐祸嘲讽女子观戏的报道，还可以看到那些故意打扮成女学生的妓女……再举一例，张赟提到民国初年唐群英等人为了争取妇女参政权大闹参议院，这当然是妇女史中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戏剧性的历史片段，但是民间小报对此事的报道，更乐于将她们看成“野（夜）叉娘”和“河东狮”，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这也是介入“两性公共空间”的视角。这些材料常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刊物上出现，但都是切实影响女性启蒙进程的珍贵片段，它们的加入会让“女界”的变迁更加清晰。

最后，在勾连“女界”内外的文字中，男性文人和女性文人之间其实存在更多不同形态的呼应。比如男子“唱闺音”的现象，或许在署名“岭南羽衣女士”、“松陵女子潘小璜”、“萍云女士”、“震旦女士自由花”、“梅倩女史”的“他们”看来，历史有另一种姿容。同样，女性作者也有雄健的文笔和中性化的表达。因此，就不能过于依赖“男性主导—女性修正（反叛）”的二元对立式分析，因为男性文人和女性文人之间还有为了同一目标的体谅、妥协和牺牲，而这并非都是压制、规训的结果。此外，在探寻“国族”演变的过程中，可以对不同的“声音”和“差异”进行对比研究，但如果过于突出其中某一群体或者某一种族的“异质性”，就会有遮蔽集体自觉的危险，毕竟如果没有这种集体的自觉，也不会有现在这样讨论的可能了。

常言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爬梳中国历史、挖掘女性在艰难时刻的“能动性”，如同寻找女性意识萌芽的“火种”，但那些微弱的火光背后，是国族正在经历的滔天骇浪。如果以“后来者”的身份反推当时的社会文化情景，认为这些“星星之火”必将“燎原”，很容易遮蔽中国女性启蒙过程的迂回和曲折。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星星之火，何以燎原？浮出历史地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韧劲。张赟提出的“两性公共空间”是一种包含着诸多偶然和必然的“实验场”，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