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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1921》的见证者，也是中共“一大”唯一女性参与者

2021-07-15 11:4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孔海珠档案春秋

正在上映的电影《1921》，以李达与王会悟的视角展开，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的日子中担起了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革命前途焕然一新的故事。

电影中李达与王会悟的爱情令人羡慕，志同道合的信念又令人钦佩。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共“一大”没有妇女代表，但在这一重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女性并未留下空白。李达同志的夫人王会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电影《1921》中的李达、王会悟

书香门第

1898年5月20日，乌镇观后街14号，一幢普通的民宅内，晚清秀才王彦臣家的第五个孩子，一个女婴诞生了，王彦臣为其取名“会悟”。

王氏家族世代以教书为业，名闻乡里。王彦臣在乌镇东栅办有私塾，在当地颇受欢迎，茅盾小时候也曾在该私塾读过书。

王会悟从小没有缠过脚，在她这个年纪并不多见，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她无疑是幸运的。由于父母思想比较开明，四个女儿中有两个（王会悟与小妹王会贞）没有像其他妇女一样被封建思想禁锢在家中，而是外出求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

然而，不幸的是，父亲因涉讼蒙冤，发配东北关外，最终客死他乡，时年41岁。从此家中生活靠母亲绣花度日，故孩子的教育也因家道中落受阻。王会悟只得从省立（嘉兴）二中师范科辍学回家。

回到乌镇后，王会悟接替父业在家乡教书。她向本镇宝阁寺的和尚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学生们亲切地称她“小王先生”。其时，这位小王先生只读过一年多的师范，年龄只有十三岁。

青年王会悟

1917年，王会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湖州湖郡女校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学英文为主。王会悟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兼做清洁工作以补贴学费。王会悟学习非常刻苦，据她说，每天早晨独自朗读英文两个小时还多，所以英文很好，她还有出国留洋进一步深造的想法，因为学校免费保送。但是，学校有规定：必须信教。对于外教人，不会考虑。所以，这条出国路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在学校里，王会悟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她最喜欢的杂志之一。她勇敢地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壮志。陈独秀欣喜地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

《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上海市档案馆藏）

笔谈恋爱

五四运动以后，王会悟结束了湖郡女校三年（一说四年）的学业，来到了新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经上海学联介绍，王会悟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

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王剑虹、王会悟等人任编辑。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上海市档案馆藏）

1920年，王会悟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由于她思想进步，又是青年团成员，深得陈独秀赏识。陈独秀派夫人高君曼来接王会悟参加他们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入陈独秀的寓所，在这里，她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1890－1966），字鹤鸣，常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宣传革命。1920年，李达与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积极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党工作。当时，李达寄住在陈独秀寓所，根据形势需要，写下大量宣传救国、针砭时弊的文章；王会悟帮助誊抄付印，志趣相近，接触又多，遂萌生爱情。据说他俩相识还是茅盾作的介绍。

李达

1921年4月，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朴素简单的婚礼，只办了一桌酒席，请了几位朋友，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成为他们婚礼的见证人。婚后不久，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电影《1921》中的王会悟

幕后功臣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特别是“一大”改址南湖作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一大”幕后功臣。“一大”后，李达为党中央三位领导人之一，担任宣传主任。其时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任职广州，各地与中央联系多找李达，辅德里寓所成为中央秘密办公地点和通讯联络站。因忙于工作，李达遂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王会悟协助李达做了大量党务工作。第二年的“二大”就是在辅德里李家秘密召开的，王会悟同样为大会竭尽全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外景，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路7弄30号（上海市档案馆藏）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分散各地，住宿的选定让王会悟着实费了一番心思，调动了她的社会关系。因为她在中华女界联合会任职，得到会长徐宗汉的器重，徐还身兼博文女校董事长。由于这层关系，王会悟选择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她考虑这里正值学校放暑假，师生离校易于保密，于是就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黄绍兰租借了该校的3间教室，因为相识，黄校长爽快地同意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宿舍旧址：博文女校，原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上海市档案馆藏）

代表中除上海代表住在家中，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社外，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等都下榻于此。

会址的确定，考虑还是“李公馆”比较合适。李汉俊本人是会议筹备人，其胞兄李书城在法租界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环境还僻静，行动十分方便，又有李书城当“大官”的身份，可起掩护作用，用来开会再好不过了。

1964年绘制的中共一大会址保护范围示意图。会址的后门开在贝勒路（1943年改为黄陂南路）树德里，由于当时上海人习惯由后门进出石库门，所以一大代表都回忆会址在贝勒路上（上海市档案馆藏）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的小客堂里如期举行。在7月30日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开始不久，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正在警惕望风的王会悟立即问他找谁，那人随口报了一个显然臆造的名字，说声“对不起”便匆忙离去。王会悟马上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会议立即停止，代表们抓紧时间撤离了会场。

事实证明，王会悟的报警十分重要。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仅过十多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1958年，经过修复的兴业路76号和78号（上海市档案馆藏）

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有的建议在上海找个旅馆，有的则主张到杭州西湖。值此紧急关头，王会悟献上良策：“我的家乡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以租。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容易隐蔽。”她的提议令代表们豁然开朗：借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在当时无疑是“万无一失”的选择，大家纷纷投了赞成票。

于是，王会悟立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之后，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

关于王会悟在嘉兴操办的一切，近年有新史料出现，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一书写道：

“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茅盾，笔者注）与李达的交往也就日趋密切。……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

其实，关于南湖租船人的史事，笔者早年已从父亲孔另境口中得知，只是没有文字记载可以佐证。现在，有这样明确叙说，孔另境是“一大”在嘉兴南湖开会时的租船人，他曾配合过王会悟的秘密工作。可以想象，王会悟突然回到久别的家乡，寻找当地的熟人亲戚协助办事，这样顺当并安全多了。

1963年孔家全家福，后排左二为本文作者孔海珠，前排为孔另境与夫人

再说，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围坐在中舱客堂间的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就连作为午餐预定的酒菜，她也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

王会悟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也不是共产党员，但她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出色地确保了“一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

国共分裂

在上海两年多以后，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带王会悟及女儿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持教务。王会悟在该校所属补习学校教英文。两人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一个多月。

1923年夏为国共合作问题，李达去上海，王会悟因怀第二胎有病也同回上海。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陈大发雷霆，打茶碗，拍桌子，骂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倔强地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原则性决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中央往来了，他也未参加不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同年李达仍回湖南工作。虽然他已脱党，但长沙方面的党员仍当他党内同志一样看待，有什么工作仍交他做。1927年底，由于遭到国民党的搜捕，王会悟一家从长沙逃离至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偏僻弄堂里。

1929年起，李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后任社会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动势力更为嚣张。一日，李达进校上课，还遭特务暴徒毒打……

1930年代，李达和王会悟的三个儿女在上海

这时，李达全家迁至北平，王会悟在宗帽三条买下一四合院，全家过了几年较安定的生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李达夫妇于1933年以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这是一个用来冲出反革命文化“围剿”、对付国民党书报检查的挂名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夫妇两人，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代印，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出版”这个空名，再找人把书转销出去。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7年5月，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为了这本书的印刷和发行，王会悟花了许多心血，还设法把该书迅速送往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反复阅读了几遍，还作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社会学大纲》

流离生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李达先去湖南家乡暂避，王会悟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不久仍遭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殴打拘留。日本宪兵的目的是逼迫她交出李达躲藏的地址，在家里因为没有查到什么，就把她用绳子五花大绑押了出去，押上汽车后，在她头上蒙住一块黑布，车就开走了。揭去黑布，才发现已进了一大公寓，随即进来一个高大汉子，凶狠地问，你们是不是抗日的，李达到哪里去了等等。

王会悟说：“我当时因面部被打肿了，很痛，牙又出血，就没有搭理他。”宪兵又进来揪她出去，把一只手表式的东西套在她的手上，她立即感到晕头转向，就失去知觉了。等她醒来，发现自己被扔在有树有草地的大院子的墙脚根边，起身出门就到街上，便壮着胆跳上人力车回家了。

后经友人相助，于八月下旬，王会悟带子女逃出北京，经天津南下，从此开始了多年艰苦的流亡生活。

1938年冬，王会悟一家辗转逃至贵阳，在郊区花溪镇暂住。年底，长女心田因长期惊慌劳苦，病逝旅途。关于长女的意外病逝，时过半个多世纪，王会悟讲述时仍痛心疾首。她对我说：“解放前，我一个老大没有了。那时抗战逃难，在桂林，我女儿发38度烧，一天半就病死了，才17岁。李达发疯似的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李达、王会悟的长女心田

有了长女去世这次教训，为了保护孩子，让孩子有好的读书环境，王会悟不惜夫妻分居两地。她说：“别人看，你们介好的患难夫妻为什么要拆散？是为了孩子们读书。”

1944年，湖南零陵沦陷，李达和王会悟失去了联系，是年冬，日寇侵入黔南，儿子李心天随校去了重庆，王会悟带着二女儿李心怡准备再逃难。正在危急关头，她接到了毛泽东的汇款，于是王会悟便带着女儿心怡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赴重庆参加当地妇女界进步活动。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王会悟参加了重庆妇女界为欢迎毛泽东举行的大会。会上，毛泽东听说王会悟也在时，连忙说：“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会后，王会悟被接到主席住处，当时，王会悟握着毛主席的手，急切地对他说：“蒋介石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您千万别上他的当。”毛泽东亲切地笑着说：“会悟还是老样子，说话直来直去，请放心吧。”就这样，他们促膝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返回故土

1946年春，王会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养病，与亲友劫后重逢，见古镇战后多处庐舍成墟，经济凋蔽，乡邻生活艰难，她又喜又愁。她对家乡的姐妹仍然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深感不安。她不顾体弱力衰，四处走访发动，并与童年女伴于1947年秋组建乌镇妇女会，以座谈会、联欢会、演讲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争取恢复生产，保障妇女权益。

笔者查到1948年5月《桐乡民报》副刊《青镇妇女》，由青镇妇女会编，5月16日是“母亲节特刊”，王会悟署名“一个母亲”，用向女儿倾诉的散文诗《哭点儿》，表达失去17岁女儿的痛惜，对不义战争的痛恨，及抗战胜利回到家乡的心情。

王会悟

再说李达在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李达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这天，毛主席亲切地对李达说：“我们解放啦！快把会悟她们接来吧。”终于，李达将王会悟母女接去北平，这对久别的患难夫妻才得以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