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协议达成背后：伊斯兰革命的“中年危机”与技术革命

编者按

7月14日，在经历漫长的时断时续的谈判后，伊朗与六大国达成一项历史性的核协议。7月27日出版的《纽约客》发表长文，其资深中东记者Robin Wright在文中透露了此次核谈判不为人知的内幕，以及谈判签署背后伊朗社会、政治、科技发生的悄然而巨大的变化。

以下为文章编译，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

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外交斡旋在欧洲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正在德黑兰探访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陵墓。作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之一，霍梅尼陵目前仍在扩建中，其闪闪发光的穹顶在数英里外都可看见。1989年霍梅尼死后，为了致敬这位谦逊的伊玛目，人们完整保留了其家徒四壁的家中接待室，但把他的陵墓装修得金碧辉煌：内衬有精美马赛克图案的拱形天花板，用蓝色瓷砖装饰的拱门，比古代波斯国王的宫殿更加雄伟。社论曾经将其与好莱坞搭建的电影场景相比，并指责伊朗政府在国民贫穷的时候投入如此多财富修建霍梅尼陵。

陵墓设有地铁站，虔诚的信徒依然络绎不绝地来这里朝圣，但人数正在减少，同时在不断减弱的，还有当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动员百万人的壮志豪情。在一处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场所，只能看到大约200名朝圣者和一些荷兰游客。

27岁的工人梅萨姆·沙巴尼（Meisam Shahbani）和他的妻子每年拜访一次陵墓。“每个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领袖。”他说，“在美国或许是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而在这里是霍梅尼。”沙巴尼喜欢安立奎·伊格莱希亚斯的流行乐和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如《蝙蝠侠：侠影之谜》），他也赞成与美国达成的伊核协议，一旦制裁被解除，就可能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都有助于改善伊朗现状”。

第二天，伊朗举行活动纪念先知默罕默德“夜行登霄”的神迹。我见到了两位伊朗老朋友，此前分别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纳赛尔·哈迪安（Nasser Hadian）教授和巴拉姆·塔赫雷（Bahram Taheri）教授。在露天餐厅用餐后，我们漫步在水与火公园（Water and Fire Park），德黑兰有上百个这样的景观空间。水与火公园于2009年开放，园内有游乐场、露台花园、一个天文馆、一个室外舞台、一个有天鹅栖居的人工湖，以及被喷射着火球的塔架所环绕的中心喷泉。即使在午夜，仍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野餐。孩子骑着彩色的童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西方的流行乐在公园里回响；滑板和轮滑爱好者在半圆形滑道上激烈地竞速；手机公司正在举办有喜剧演员和名人参与的演出，舞台周围挤满了人，摄像团队在进行着现场直播。

我看到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在伊朗发生的巨大变化。那时我总是对夜间驾车感到紧张，因为夜间需要停车接受检查，看车内的男女乘客是否认识。地方的革命委员会（komiteh）会搜查涉嫌举办聚会的住所，并且在街上对涂口红或露出脚踝的女性进行巡查。

“你只需要来到这个公园就可以了解现在伊朗人的心态。”哈迪安教授，这位现执教于德黑兰大学的政治学家说，“伊斯兰革命正在遭遇‘中年危机’，所谓的中年危机发生在你认为理想主义和青春已经消逝的时候。革命派并不接受自己已经衰老、无法实现理想的现实，或者说适者生存的现实。”

步行到公园尽头的时候，庆祝先知“夜行登霄”的烟花升到空中绽放，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夜空为背景自拍。

在1938年的著作《剖析革命》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将革命比作发高烧。第一阶段是神志不清的症状，即无情的激进派推翻了旧制度旧政权，并且清除了之前合作的温和派势力；第二阶段，社会进入长期、断断续续的恢复期，当宗教狂热消退后，权力往往落到独裁者手中；在最后阶段，社会会像病人康复出院一样回归常态，甚至会保留有过去的残余，当“宗教性的渴望完美”逐渐消失，“极少数人会被救赎”。

伊朗的革命派正在老去，大部分已经50、60、70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月也迎来了自己的76岁生日。在伊朗8000万人中，有超过60%的35岁以下人口。在伊斯兰革命后的生育高峰出生的这代人，并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

正在经历美国90年代的IT热潮

“这是一场海啸。”伊朗第一家风投基金沙威骅（Sarava）的CEO萨义德·拉哈马尼（Said Rahmani）告诉我，“这一代人很世俗，他们受教育、他们工作、他们消费，他们不依赖于任何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和想法。”

这些天来，相比围绕建立理想的伊斯兰国家而展开的争论，更多的精力和对蓝图的勾画被用于实实在在地利用21世纪的科技改变社会。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人口的网民。今夏，一种新型智能手机的巨幅广告牌贴满了德黑兰：“下一步就是现在（NEXT IS NOW）。”

一天下午，我驾车前往德黑兰郊区的一个大仓库拜访36岁的双胞胎萨义德·莫哈马迪和哈米德·莫哈马迪兄弟（Saeed and Hamid Mohammadi），他们是伊朗的第一代创业者。2007年，他们开创了Digikala购物平台，其营业额的80%以上来自网购，成为“伊朗的亚马逊”，《经济学人》去年报道其价值为1.5亿美元。

兄弟俩带我参观了他们的仓库，大厅里陈列着公司标志性的送货车辆——一辆红色摩托车。过道和货架上堆满了电脑、冰箱、书籍、光盘、家电、香水、电动牙刷和吉他。Digikaka还销售斯坦威牌（Steinway）钢琴，哈米德介绍说，一个住在加州的伊朗裔美国人刚刚订购了一份在德黑兰送货上门的母亲节礼物。

几个世纪以来，集市（Bazzar）一直是伊朗经济的核心，也是除了神职人员和军队之外、伊朗政治权力的三大传统武器之一。1979年，沙阿（伊朗国王）被迫下台，神职人员迁怒于他。集市仍然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Digikaka和其他创业公司为社会打开了新的空间。莫哈马迪兄弟对流动的顾客评论最为自豪，而电子商务也正在逐渐决定着市场价格。“五年前，在伊朗销售电子产品的利润率在9-10%左右。”哈米德说，“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传统市场的利润不会高于3-4%。我们迫使市场降低了价格，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利。”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使用波斯语和英语来通过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 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传递他们的声音。

对于伊朗，未来的竞争已经在WhatsApp, Viber和Tango上展开。这3家公司的产品受到了广泛使用，可以拨打免费电话，发送信息、照片或视频。伊朗人通过这些渠道分享喜闻乐见的政治幽默，并不会由于触及刑法而被委员会判处。该委员会隶属于司法部，可以就包括“扰乱社会秩序”在内的一些模糊罪名提起诉讼，在2013年，这曾被美国认为是伊朗“禁止言论自由”的举动。去年，伊朗政府提出以“智能过滤”（ smart filtering）的新举措代替之前屏蔽、封锁网站的做法。

沙威骅CEO拉哈马尼说，“伊朗正在经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IT热潮。”一些公司困难重重，另一些则蓬勃发展：Aparat是伊朗的Youtube；Hamijoo是一个为伊朗电影和艺术项目筹集资金、相当于Indiegogo的众筹网站；2011年，26岁的纳赞宁·达涅什瓦尔（Nazanin Daneshvar）开创了伊朗版高朋网（Groupon）——Takhfifan（来源于takhfif，波斯语中意为“折扣”），这个折扣网站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家商户加盟、超过100万人订阅。“没有人相信这一切可以在伊朗发生。”达涅什瓦尔说，“我对此质疑，‘你认为我们正在骑骆驼吗？’显而易见的是，不要依据周五祈祷时神职人员的言语来对伊朗人下定论。”

强硬派与温和派仍在较量

默罕默德·礼萨·哈塔米（Mohammad-Reza Khatami）和扎赫拉·埃斯拉其（ Zahra Eshraghi）是德黑兰一对有权势的夫妇。椒盐色头发、留着短胡须的哈塔米是伊朗主要改革派政党之一伊斯兰参与阵线党（Islamic Iran Participation Front）的总书记，并在2000到2004年间任伊斯兰议会副议长，他的兄长正是1997-2005年期间任伊朗总统的默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埃斯拉其女士则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孙女，一位活跃的女权活动家，在我拜访他们位于厄尔布士山脉（Alborz）山脚下的公寓时，她身着皮裙和高跟鞋，相当美丽动人。

“一切都在变好。”哈塔米边享用西瓜汁和蛋糕边跟我说，“在度过了非常困难的8年之后，没人想到情况会好转这么多。”他言中所指正是他兄长的接班人——内贾德在位的8年。

然而革命派的暗中势力无处不在，并继续吞噬着自己的精英阶层。前总统哈塔米被禁止在公共场合露面、旅游，及出现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领导伊朗度过8年两伊战争的前总理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和伊斯兰议会前议长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这两位2009年总统选举中内贾德的手下败将，在2011年后被双双软禁，他们因受到选举舞弊的指控而被贴上了“煽动叛乱分子”（seditionists）的标签。前总统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的两个子女也被监禁，其中，曾担任伊朗奥委会委员的女儿在2012年被扣上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经商的儿子也因10年间的安全犯罪和腐败问题被判监禁。政府无法置身事外。内贾德任内的两位副总统今年也分别由于挪用公款和洗钱而被定罪。

“知名政客们正在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哈塔米说，“伊斯兰参与阵线党所有成员的文件都在司法机构公开了，虽然还未受到指控，但文件都是公开的。我们每周都要去司法机构接受质询、回答问题，这让我们倍感压力。”

而所谓“保守派”，即那些被选出担任公职，或在司法机构和情报部门任职的正统主义者，似乎更加无情地对待普通伊朗民众。包括华盛顿邮报记者杰森·雷扎安（Jason Rezaian）在内的3名伊朗裔美国人目前仍被扣留在德黑兰；而在2007年，一名前FBI探员曾在前往伊朗境内一处岛屿旅行后失踪。

今秋，选举季又将开始，对伊斯兰议会和伊斯兰教义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的选举民意调查在二月份完成，可能会改变政权内部的权力平衡。自从2005年前总统哈塔米的改革时代结束后，强硬派牢牢掌控着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2013年，现任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的当选使政权开始向中间派政治摇摆。现在出现了新的选择。五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半数伊朗人倾向于投票给支持鲁哈尼的候选人，只有四分之一伊朗人站在其对立面。强硬派伊斯兰联盟党（Islamic Coalition Party）领袖哈米德·礼萨·塔拉吉（Hamid Reza Taraghi）告诉我，“如果伊核协议成功签署，20-25%的选票将流向支持鲁哈尼政权的候选人。”

选举产生由86位神学家组成的伊斯兰教义专家会议同样重要。该会议选举产生（理论上也可驱逐）伊朗最高领袖，外界普遍认为专家会议将挑选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塑造未来的政治新局面及其限度。

“接下来十年内最早一批革命派将会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派前总统哈塔米的顾问、经济学家萨义德·赖拉兹（Saeed Laylaz）这样说，他在2009年选举后曾被监禁一年，“新一届专家会议将体现出新一代人的意志”。

埃斯拉其女士说，霍梅尼的所有15个孙子孙女都支持改革，其中一些人考虑参加议会和专家会议的竞选，而曾孙中也有6人在西方接受教育。

一向直言不讳的埃斯拉其女士在2004年就登记参选议会议员，然而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the Guardian Council）这一由神学家和法学家组成的监督机构，取消了她和她丈夫的参选资格，同时被取消资格的还有其他超过2000名改革派候选人。2010年，丈夫哈塔米领导的伊斯兰参与阵线党也被一并取缔。这个由改革派、温和派与中间派组成的松散联盟希望广泛地参与竞选，这样即使很多人被取消参选资格，剩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参与竞争。

哈塔米告诉我：“知名人士将不会出现在下一次选举中，尤其是那些受到强硬派‘企图颠覆政权’指控的人士。”哈塔米同样也被禁止离开伊朗，去年九月他曾在德黑兰机场以霍梅尼的名义登上一架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作为一名肾脏专科医师的他本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发表一篇关于肾脏移植的论文，“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我的护照被收走了。”他告诉我，“这在伊朗很普遍。”

美国正在重返和改变伊朗

一天傍晚，我在德黑兰的霍纳艺术馆（Tehran’s Honar Hall ）观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演出，大厅挤满了玩捉迷藏、吃爆米花和买玩具的孩子，女孩子们身着鲜艳的衣服和短裤，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她们并不需要穿戴头巾和伊斯兰服饰。用波斯语和英语绘制的海报中画着演出的男主角，戴着草帽、穿着吊带裤的哈克贝利·费恩。

后台，长满雀斑的主演正坐在椅子上等候演出。导演艾桑·马吉迪（Ehsan Majidi）告诉我： “我们对马克吐温的原作进行了改编。”伊朗人希望他们自己的版本，或者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版本，可以超过马克吐温。因此一个本地剧作家在其中增加了新的情节和人物。

在一个所谓贱民国家（pariah nation）生活了几十年后，伊朗人似乎在以自己的方式渴望回归常态，在这一过渡中，弄清楚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最为重要，而他们屡屡尝试、屡屡失败。

美国是伊朗的梦魇。作为曾经横跨三大洲的早期大帝国之一，波斯帝国的后人们对现在的美国式强权既迷恋又愤怒。霍梅尼曾多次训诫在音乐、戏剧、电影、艺术和社会中“迷恋西方”（Westoxication，波斯语gharbzadegi）的危险：“伊朗受到来自西方知识分子的伤害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敌对的言辞并没有改变。在我之前的走访中，在周五祷告期间能听到成千上万次“让美国灭亡吧”的祷告。

但美国正在悄悄重返伊朗，用自己的文化和快餐改变着伊朗的所有自我认知。去年我参加了在德黑兰歌剧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意裔美籍流行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巨星鲍勃·迪伦（Bob Dylan）参与演出，背景墙上则闪现着雷·查尔斯（Ray Charles）、西蒙与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和尼尔·戴蒙（Neil Diamond）的照片。今年我去了德黑兰的必胜客，现在已经有超过12家获得营业资格的必胜客，但都撤掉了必胜客的商标、棕色披萨盒和英文标语；我还去了马当劳（Mash Donald’s），麦当劳的伊朗山寨版，工作人员的制服和帽子都镶着麦当劳的金色M型标志（Mash的名字来自于圣徒Mashhadi，传说他来自圣城马什哈德，或曾去过马什哈德朝圣）。

伊斯兰革命后，包括李希登斯坦、波洛克、沃霍尔、德库宁、卡萨特和考尔德等人的作品由于被认为亵渎神灵而被运走，其中的很多作品如今在当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展出。今年春天，伊朗人在广告牌上放上萨金特、罗斯科、霍珀和其他美国艺术家的画作进行艺术宣传：“一个大如城市的画廊。”德黑兰市议会的城市艺术经理莫杰塔巴·穆萨维（Mojtaba Mousavi）告诉我，“对作品的挑选完全出自其艺术性的考量。”我和他的见面地点正是1943年德黑兰会议的举办地，当时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共同策划了对抗德日的战略。

伊朗渴望再次获得一席之地。在伊核协议宣布之前，伊朗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皮尤研究中心在六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看法“在世界范围内大都是负面的”，即使在穆斯林世界，伊朗的受欢迎程度也在“急剧”下滑。

伊朗民众希望国家可以重振雄风。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民众赞成伊核协议，只有15%的人持反对意见。此外四分之三的民众支持美伊两国展开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以及更多的商贸往来。

“让美国灭亡？那是政治上的事，民众不会这么想。”德黑兰新式餐厅之一的曼哈顿烤肉餐厅（Manhattan Grill）老板艾尔纳兹·莫巴哈特（Elnaz Mobahat）这样告诉我，店内的装饰投美国人所好，墙上挂满了包括泰格·伍兹在内的体育明星的相片。“德黑兰有1400万人，可能只有10万人参加周五的祷告。”她说，“大多人认为我们应该增进和美国人的交流，解决分歧，这是双赢的，在石油业和餐饮行业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她指着桌上的瓶装番茄酱说：“看，我们用亨氏牌（Heinz）的！”

令人吃惊的谈判细节

美伊两国间经过十几年的接洽和博弈，包括各种秘密提案、秘密会议和未公开的通信，终于在7月14日宣布签署伊核协议。尽管美伊特使关系融洽，最后九个月内两国仍至少谈崩了五次，争论不休。

“美国人比任何伊朗人都更会谈生意。”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在谈判进行到艰难的最后阶段时说。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也称伊朗人“很擅长让你多付出两倍的代价”。

在克里和扎里夫被任命为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后不久，美伊重启了自1980年断交后的外交对话。第一次会面发生在2013年9月，他们在联合国的走廊握手寒暄，克里的副手曾描述称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避免横生枝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在最后时刻，克里还是把扎里夫拉进了安理会会议厅旁的一间空办公室，二人进行了一次更实质性的对话。

随着最终协议的原定期限迫近，去年11月克里和扎里夫再次在阿曼会见，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称这次会见“颇受争议”。几天后，六国决议将期限延长至今年6月30日。

美国官员告诉我，今年2月和3月，克里两次都几乎要离开谈判桌了，2月21日，克里原定从伦敦飞往日内瓦，但接到了副国务秘书兼首席谈判代表温迪·谢尔曼的电话：“我们毫无进展，伊朗正在走回头路，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不认为你能来。”克里让谢尔曼告诉伊朗方面自己将跳过日内瓦直接飞回美国。第二天早晨，伊朗表现得积极主动了些，克里随后飞赴瑞士。

3月27日，瑞士洛桑，在界定最终协议中各方所能接受内容的所谓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之前，各国代表已经焦头烂额了三天。在最后时刻，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离开了谈判桌。其他五国理应在一天内到场，但由于有太多问题尚未解决，克里决定中止会谈。晚上10点，克里来到扎里夫的套房单独会谈，克里之前的风格是利诱多于威逼，然而这一次他直言不讳。他告诉扎里夫说，如果没有取得进展，这次会谈就“基本完蛋了”。第二天，会谈重启。6天后，伊核问题六国和伊朗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很多时候只需要推一把。”克里的副手说。最具对抗性的交锋发生在5月30日，国务院官员回忆那次会谈“直截了当、完全不留余地”。克里副手也称“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在某一时刻，扎里夫甚至起身、绕着会议室走了一圈然后宣布：“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接着他坐回椅子上，靠着墙，双手抱住头。历来从容不迫的克里也坐不住了。在艰难的最后6个小时，他甚至在拍案时由于力度太大将钢笔弹出去、打到了谈判桌对面的伊朗人身上。“大家都惊呆了，这与他平时的性格完全不符。”国务院官员说。

双方离开日内瓦时都被悲观的情绪笼罩着，第二天，克里驾驶着自己出行时带在身边的赛用自行车从日内瓦骑到法国来发泄自己的无奈情绪。在爬行科隆比耶尔山峰（Col de la Colombière）时他不慎骑入路沟摔倒，右股骨严重骨折，不得不被直升机送回波士顿接受治疗。当此事登上新闻后，他收到了来自扎里夫第一时间的慰问邮件。

6月30日是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整个六月谈判小组一直在努力让谈判重回正轨。6月28日克里和扎里夫回到维也纳开展最后一轮谈判，然而同样毫无结果，伊核问题六国不得不第三次延期，在美伊两国因分歧争论不休时其他各国部长也不断进出维也纳。

外交理应是事务性的，但有时却会转变为两国间在其他问题上的争执。在长达二十个月的谈判中，美伊两国代表团即使在相邻的餐厅都是分开用餐，克里的副手说：“大家开始对彼此没有一起用过餐感到奇怪了。”于是7月4日，扎里夫邀请了以克里为首的美方代表团来到伊朗代表团的餐厅共进午餐，此前伊方已经预定了波斯风味的菜肴。“那里的食物美味多了。”克里的副手告诉我，“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两国的关系这么长时间以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克里和扎里夫对彼此承受的国内压力表示同情。克里提到美国国内有议员抱怨当地的政治广告都在反对与伊朗的协议，扎里夫则告诉他，一家伊朗报纸警告自己，如果在谈判中向美国人妥协太多就不应该再回国。

7月5日谈判再次崩溃。伊朗对国际制裁牢骚满腹，认为制裁破坏了伊朗的历史文明、给伊朗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屈辱，克里打断了扎里夫的长篇大论：“你们不是唯一有自豪感的国家。”气氛更加紧张了，当两人开始大声争论，一位美方人员提醒他们争论过于激烈以至于在寇宝宫（Palais Coburg）的走廊都可以听见。

第二天晚上，协议期限迫在眉睫，克里向扎里夫提出一揽子协议以终止无休止的争论。在和六国的会谈中，伊朗指责六国脱离了之前商定的条件，扎里夫甚至高声直言：“永远别威胁一个伊朗人！”（被报道后，这句话也成为了推特的热门话题。）“或者俄罗斯！”作为伊朗的长期盟友，俄方外长拉夫罗夫在试图打开局面时这样补充。据美方声称，拉夫罗夫在安抚扎里夫情绪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一周，谈判缓慢进展，削减伊朗核计划的条款被首先讨论。而最敏感的议题往往和伊朗的军事有关，尤其是强大的革命卫队。7月13日午夜前，克里、扎里夫和蒙赫伊尼（Federica Mogherini，代表欧盟）三方代表终于在会谈中解决了分歧。克里副手说：“基本上部长以外的人都被请出了会议室。”第二天早晨，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会面并正式确认了协议条款。

之后，各国外长发表了讲话，克里最后一个发言，他回忆了自己与战争的故事：年轻时参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惨痛经历，以及当时“停战后回国”的承诺，他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是自己可以避免战争的一次机会。据副手说，当时克里说到最后热泪盈眶，包括伊朗人在内的各国代表都留下了泪水，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核协议签订之后

谈判结束的时候，我正在探访曾经的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一座四四方方的红砖建筑，类似于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公立学校。由于50年代初期时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亨德森（Loy Henderson）住在这里，该使馆也因此被戏称为“亨德森高中”。亨德森参与了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推翻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的“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

25年之后，国王沙阿因身体不佳前往美国就医，伊朗学生运动占领了美国使馆区。52名美国公民在革命中被关押了14个月，这直接造成了美国吉米·卡特总统的下台。1981年，人质们被飞机运至阿尔及尔、重获自由。

曾经的美国大使馆已经改建为博物馆，用于间谍活动的房间都保存完好：隐语文件和编码器、护照伪造设备、秘密通道以及碎纸机，看上去像仍在运作、外交官们刚刚出去茶歇一样。在绝缘的玻璃房间里，3个带着假发的人体模型围坐在桌子边，该房间曾被用作进行私密谈话。使馆本身坐落于巴斯杰学生组织（Organization of Student Basij）的监管区域内。巴斯杰是伊朗的民兵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左膀右臂，主要任务是加强革命秩序，通常冷酷无情。使馆区的其他大楼则被用作办公室，包括提供新闻服务的机构。在档案室旁用五块黑色石头标记的位置，巴斯杰用瓷砖修建了一处圆屋顶，并以参与劫持人质、后来死于两伊战争的人命名。

根据新的协议，联合国核检测机构将监测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如果伊朗出现欺诈、违约、走私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美国将成为主要的制裁方，重启经济制裁或发起战争。现在的问题是，过去的苦难会对协议的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毕竟核查会一直持续几十年。

我向我的向导——38岁的讲解员穆罕默德·礼萨·守基（Mohammad Reza Shoghi）询问对于美伊外交的看法，他说：“伊朗新年的那一天，奥巴马夫妇曾向我们致以问候，然而他还说，包括伊朗军事力量在内的所有方案，仍然有待谈判和商议。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信任谁？”

伊核协定最终达成后，德黑兰万人空巷、举行庆祝活动。该协议如果在美国国会和伊朗伊斯兰议会均获得通过，将成为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核不扩散协议。然而外交未能阻止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朝鲜加入有核国家的脚步，这四个国家都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而伊朗加入了该条约）。美国犁头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估计巴基斯坦拥有120枚核弹，印度110枚，以色列80枚，朝鲜约10枚。9个有核国家一共拥有16000枚核弹，大多数属于参与伊核问题斡旋的强国所有。

由于其他协议的签署，全球范围内的核弹数量自8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就一直回落，伊核协议的签订对稳固这一趋势意义非凡，美国政府认为该协议可以促进对中东地区军备竞赛的了解。白宫声称，伊核协议签订后，即使未来各项规定到期，后几届美国政府也不会再面临这些棘手的问题，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伊朗需要用来发展核武器的突围时刻在2025年之后，比协议签署之前要延后很多。届时，我们会了解更多伊朗的动向，由于对伊朗核计划的审查度和透明度，美国将处于更优的战略位置，将一直设置检查机制。”他还补充道，“如果伊朗制造核弹，我们将在10-15年内大幅提高军事实力以应对威胁。”

伊核协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可能会遇到干扰，在地区事务中横生枝节、破产，甚至最后与核弹没有实质关系，其外交斡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如何在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中解决核争端，因为美国和伊斯兰共和国毕竟有着不同的政治信条、世界观和盟友，这些差异仍将持续。

伊核协议还容易陷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之中。美国国务院在上月发布的年度恐怖主义调查中，记录了伊朗对伊拉克武装势力、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哈马斯逐渐增加的援助，并且“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或多或少地增强影响力”。继2013年为叙利亚提供超过30亿美元信贷后，伊朗本月又向叙利亚提供10亿美元信贷用于缓解战争期间的经济压力。以色列一再誓言，如果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会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

伊核协定同样引发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纷争。宗教战争（主要爆发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正企图重新分割中东版图，一边是伊斯兰教圣地的逊尼派守护者沙特阿拉伯，另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势力伊朗。在伊核问题谈判最后几周，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告诉我，他认为伊朗有意接手麦加。

伊朗拥有海湾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全球排在第十二位）和庞大的石油资源，对日用品的需求甚至比海湾地区的7个邻居加起来还要多。通过伊核协定美国开始根据伊朗调整自身利益，这让阿拉伯国家的酋长们很不安。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劫持人质事件之前，伊朗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外交政策的支柱，两国关系破裂后，美国在1973年石油价格战后加强了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又在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后与埃及加强了联系。阿拉伯人现在担心联盟岌岌可危，而波斯人将东山再起。伊核协定的签署可能会改变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平衡。

美国方面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样的隐患，整个外交斡旋期间，美国国防部一直在制定应急计划。美方追踪到了试图为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伊朗船只，宣布为在叙利亚作战的叛军提供新的援助，并且开始生产美军最具杀伤力武器之一、被称为“堡垒克星”的巨型钻地弹（Massive Ordnance Penetrator，简称MOP），该炸弹重达15吨，此前从未在战斗中使用。“堡垒克星”说法源自于美军在阿富汗坚不可摧的地窖里抓捕本·拉登的行动，MOP型炸弹能穿透地下坑道、掩体和植物，打击伊朗境内深埋于地下的核武器基地，如伊朗圣城库姆（Qom）附近一座大山下的Fordo浓缩装置。

在外交斡旋的最后几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上将说，“我们将永远保留军事打击的手段，巨型钻地弹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种能炸出伊朗核弹的新式炸弹。

“认为美伊两国关系一夜之间就能改变就太天真了。”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隔阂还很深，现在的伊朗政府官员中还有许多是革命派。可能会发生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