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青睐德国军事顾问：相互援助，各取所需

2015年6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访的比利时菲利普国王夫妇。席间，向菲利普夫妇赠送了一本书——《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英文版。该书讲述了中国女性钱秀玲凭借着自己同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的私交，将百余名犹太人和比利时反战人士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营救出来的故事。

法肯豪森曾经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则是钱秀玲同其私交密切的主要原因。德国驻华军事顾问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但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群体。他们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训练现代化军队，创建军事工业，制定宏观军事战略计划，甚至直接参与前线军事指挥。

这其中，包括了一战中的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希特勒的“盟兄”克里拜尔、“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以及上文提到的法肯豪森。

各取所需的相互援助

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迎来了民国初年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刚刚结束长期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但长期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并不能独自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内面临着大小军阀割据，对外还要应对日本长久以来的军事威胁，迫使国民政府将军事现代化的任务放在首位。

1929年1月，第一次陆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力图对全国庞大的各方部队进行核实与调整，并且统一武器制式和弹药口径。虽然在北伐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兵工署，又整建了汉阳、巩县等兵工厂，但因当时中国军事工业非常落后，缺乏现代化的兵工产能与技术，致使全国整体性的补充与储备难以建立。当时中国军队中又缺乏熟知现代军事思想的军官，无法完成全国军队的整编任务。面对如此情境，国民政府除了寻求同外国合作否则别无他法。与此同时，蒋介石刚刚驱逐苏联顾问，迫使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了素有好感，并且认为“对中国没有利益冲突”的德国。

一战后的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被迫缩减军备和军队规模，大量军人除役，军工企业发展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危机。1920年甚至爆发了由大量退役军人参加的“卡普暴动”。

1920年2月，吕特维兹将军反对德国政府将其麾下的反共志愿军“埃尔哈特旅”解散的命令，要求总统艾伯特解散国会，并任命自己为国防部长。当政府拒绝后，吕特维兹将军队开进柏林，与沃夫冈·卡普一起组建新的“国民政府”，并力图恢复帝制，但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与此同时，柏林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巷战和罢工，使得新政府完全无法运作而被迫解散。

卡普暴动让德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发展海外市场来解决国内问题。对外的秘密军事输出也可对德国军事思想和技术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并为德国军队积累实战经验。于是中德关系开始升温，建立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中心。

早在1921年，孙中山便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多位德国顾问与技术人员为广州政府服务。到了1926年，蒋介石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联系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同多位德国著名军事将领进行联系，但均遭婉拒。其重要原因在于《凡尔赛条约》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驻在任何外国，而且将采取合适办法，禁阻德国人民离开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海空军，或随之以助陆海空军等演习，或大概在外国协助其陆海空军之教育。”朱家骅联系的这些德国将领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战中德国的“军神”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鲁登道夫最初因其在修改“施里芬计划”起到的重要作用而闻名。一战期间，他与兴登堡的组合成为德军的最高指挥搭档（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在军事才能上，鲁登道夫远胜于兴登堡，在东西两线战场上让协约国军队闻风丧胆，甚至在1918年西线的春夏攻势中几乎扭转了战局。一战后鲁登道夫与纳粹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啤酒馆暴动”。1935年鲁登道夫出版了《总体战》一书，其总体战理论对二战各主要参战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槌手”与“希特勒的盟兄”

鲁登道夫本人虽然婉拒了中国方面的邀请，但他推荐了曾经的部下和好友马克斯·鲍尔上校来华。鲍尔是炮兵专家，富有战略头脑，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出自其手，甚至鲁登道夫也对这位部下言听计从。曾有人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鲍尔是大槌手。卡普政变后，鲍尔流亡国外，以在各国军队中作为军事顾问谋生，甚至他在苏联红军中也担任过顾问。

此时的鲍尔虽以放弃参加国内政治活动为代价获得特赦回到德国，但其仍有大志。蒋介石也需要鲍尔的才华，以及鲍尔同德国军火巨头们的密切关系，这使得双方一拍即合。1927年底鲍尔来华，深得蒋介石的认可，故而蒋介石委托鲍尔在德国聘请顾问，并同德国财团进行全面接触以振兴中国经济。一年后鲍尔就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顾问团首期成员共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训练教官，6人是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是民政警事顾问，另5人是其它方面的专家，除鲍尔外为期两年。

鲍尔来华后，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察，以了解中欧的军事及经济状况与发展潜力，并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和备忘录，就中国的军事经济建设及财政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受到蒋介石的赞赏。尤其是鲍尔在军事备忘录中提醒蒋介石应“大量裁减过剩之部队，以便集中现有之财力与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之标准”。这样的中国军队精兵化路线可以使军队中的每个人都能起核心作用，以便必要时迅速扩军。这不但是一战后德国扩军的秘诀，也对日后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大规模扩充军队奠定了基础。而德国顾问团用德制武器为蒋介石装备的教导队也成了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德械师”的前身。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鲍尔参与指挥中央军同桂系作战，不久上海病死（一说被桂系谋杀），这让蒋介石十分难过。鲍尔在华任职虽短，却创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并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这一团体充满了好感，让蒋介石决定继续聘用德国军事顾问。

鲍尔死后，顾问团总顾问一职由其副手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代理。克里拜尔军衔虽低，但经历可谓丰富。他曾是与协约国最高司令部签署停战协定的德国代表团成员，还是巴伐利亚地区的军事领袖。1923年还与希特勒一起参加了“啤酒馆政变”。在当时的纳粹党中，克里拜尔的地位与这位“曾经的步兵下士，后来的德国总理”地位相当。1929年，克里拜尔成为驻华军事顾问。

克里拜尔任内，将顾问团分为三组，第一组相当于小型的普鲁士参谋本部，负责军事组织和教导队的训练，其中包括编练空军；第二组主管军事教育与训练；第三组为文职顾问。其间，克里拜尔往返于各个战区，协助蒋介石草拟作战计划，并指挥作战，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但也存在很多问题。

克里拜尔仅以中校军衔代理总顾问，一战期间只是鲁登道夫麾下的下级军官，身份和声望均不足。很多德国顾问的军衔和声望都比他高，指挥协调变得很麻烦。并且，克里拜尔也没有鲍尔在德国工业界的人脉，无法推动中德之间的经济合作，这一切使克里拜尔的总顾问职位一直是“代理”。到了1930年，鲁登道夫又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作为第二任总顾问。

“德国的史迪威”乔治·佛采尔

佛采尔曾为鲁登道夫的作战处长，战后一度任国防军部队室主任。部队室为国防军最重要的部门，佛采尔的前任和后任多由此晋升为总司令或部长。

佛采尔来华伊始，正值中原大战爆发。此时的中央军完成了初步的德式训练及装备的更新。佛采尔参与制定作战计划，以大战中担任作战处长的经验，应用施里芬计划中应付两翼作战的原则，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并以一部兵力在山东联合韩复榘部驱逐晋军。当中央军在河南归德（今商丘）迎战西北军时，采用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的战术连败西北军，使得阎锡山、冯玉祥等人通电下野。为此蒋介石给予佛采尔“功不可没”的四字评价。佛采尔对此也颇为得意，此后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自称“战后上将”。

佛采尔任内的另一个贡献是建立了一整套军官培训体制。在鲍尔担任总顾问的时代，每周五夜晚，他便和其他顾问一起，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为数百名高级军官举办讲座，专门讲授德国的战略战术，介绍德国的军火武器和军事工业。到了佛采尔时代，更加强化了德式的军官培训体系，他本人就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先后协助创立了步、炮、工、辎重、通信等兵种军校，并引入“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各军校也有大量德国顾问，为近代中国的军队建设储备了人才。在佛采尔之后担任总顾问的塞克特和法肯豪森也主持了庐山军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据统计，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团以下排以上军官”几乎都参加过各级培训班。

佛采尔帮了蒋介石不少忙，但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融洽。佛采尔心直口快，性格暴躁，经常指责蒋介石的军事机构行政效率低下，贪腐严重，工作不遵循正常程序。他在教导部队与德械样板部队的使用上也和蒋介石有较大的分歧，自然不利于中德的军事合作。故而蒋介石希望有一位能让佛采尔诚服，又有威望的德国将领取而代之，于是选择了佛采尔的老上司——汉斯·冯·塞克特作为下一任总顾问。

“军事上的孔夫子”塞克特

一战中的塞克特被认为是最优秀的高级参谋人员，曾经是德国名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参谋长，而马克森是一战期间仅有的五个大铁十字勋章的获得者之一。一战后塞克特历任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总司令，后因擅自邀请前德国皇储检阅军队而被兴登堡总统免职。

1933年5月，塞克特以私人名义来华。对于塞克特的这次访问，蒋介石极为重视，由交通部长朱家骅在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还专门从同济大学医学院调来一名教授作为塞克特的保健医生。塞克特随后在中国各地考察，临回国前给蒋介石递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该建议书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在前几任总顾问做法的基础上做了补充与发挥，并对今后的中德关系走向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份建议书对后来的中日战争影响深远。当抗战时期史迪威向宋美龄呈上改革军事建议书时，宋美龄看了一遍，说“这是当时德国顾问提出过的”。

蒋介石对塞克特格外推崇。1934年4月塞克特被授予总顾问职位，蒋介石准许他以“委员长的委托人”的名义，在“委员长官邸”代表委员长“与中国机关谈话”，并要求在塞克特召开会议时，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长或次长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均应到会。在中国的塞克特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至高的权力和无上的荣耀，甚至在他给妹妹的信中写到：“在中国，我被当作军事上的孔夫子——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与此同时，顾问团在南京设立了“总顾问办公厅”，由“总顾问参谋长”以“委员长代理人冯·塞克特”的名义发号施令。而这位“总顾问参谋长”，就是钱秀玲的旧交，最后一任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肯豪森

1935年塞克特因健康原因返德，法肯豪森就任总顾问。其时，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中日战争渐渐走向不可逆转的局面。这时法肯豪森的任务主要就是组织机动作战部队和长江流域的防御体系，并发展自给自足的军事工业。

1935年8月，法肯豪森拟就《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两年后正式爆发的中日战争的大致走向做了相当精准的预测，如日军将会从华北和长江两个方向进攻中国，故中国应在这两个方向防御，而中国要以西部，尤其是四川为大后方，方可支持抗战。在《建议书》中，法肯豪森还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一点也被认为对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法肯豪森任内，中德经济合作达到了最高潮，其中以钨砂贸易最为典型。众所周知，德国严重缺乏有色金属资源，这些有色金属却是德国扩军备战不可缺少的，钨作为制造合金钢的重要原料可以说极为重要。然而，美英等国并不向德国出口钨砂，使得钨矿藏量巨大的中国成为德国进口钨砂的最重要来源。

1936年4月中德签署军事经济合作协定，规定中国在5年内可以用2千万马克购买德国军火，但每年要以1千万马克的钨砂和其他原材料偿还，偿还期限为10年。中德钨砂易货贸易便是由法肯豪森促成的。虽然最后这种贸易在德国顾问团撤离时戛然而止，但也让中国军队装备了大量的德式武器，对抗战初期的战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日战争爆发后，一直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样板师第86、87、36师和教导总队先后投入战斗，在淞沪抗战中以强大的战斗力重创日军。德国顾问也亲临战场进行指挥，如法肯豪森曾亲赴华北和上海等地协助部署防务，其他德籍顾问也奔赴各地参与实际作战计划的制定，抗战初期的每场会战都会出现德籍顾问的身影。

但因德国同日本签有协定，日本要求德国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并停止对华输入军火。亲华的德国国防部长施伦堡也因再婚问题被希特勒免职。这时的希特勒决定撤回所有在华顾问。但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蒋介石不愿德国顾问离去。而德国顾问若不离开中国，将被视为叛国，本人失去公民权，财产充公，还要牵连家人。无奈，所有德国顾问只得离开中国。

1938年7月8日，法肯豪森带领最后一批德国顾问从广州经香港离开，他们承诺绝对不会向日本方面透露任何有关中国的军事机密。法肯豪森回国后对纳粹政府有着不满，虽然后来被任命为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但他并没有加入纳粹党，而且一直同反希特勒的力量有着密切联系。故而在钱秀玲的不断请求下，法肯豪森营救了很多被捕的犹太人和比利时人，但自己也受到了刺杀希特勒事件的牵连。战后法肯豪森被无罪释放，在德国终老，这也许是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好的归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