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一个关于发展的悖论

【编者按】

6月，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不奇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太穷了”。然而，媒体的跟进报道否定了这一说法——孩子不缺吃的，在外打工的父亲也有汇款回家。既然不愁吃喝，为什么要去死？死者长已矣，但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拷问，或许，才刚刚开始。

同一个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中国的幸福与健康：一个关于发展的悖论》的第78号“环球工作论文”（Global Working Papers），对中国人总体上“变富却没变快乐”的状况进行了探讨，指出急剧转型造成的安全感缺失以及疲惫过劳已经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造成伤害，故而需要在政策体制层面给予对治。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惊人：经济增长，贫困消减。可以说，全球人口赤贫率的下降主要得益于中国百万人口的脱贫致富。1990－2005年，中国人均GDP及家庭消费量翻了4倍。2008－2013短短数年，中国在人类发展指数（HDI）上的排名就上升了10位，在187个国家里排在第93位；人均寿命增长至75.3岁，这个数字在1980年只有67。

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却呈现相反的趋向——经济起飞的头几年也是困惑不安的几年，后来稍有缓和。自杀率随之上升，精神病患也越来越多。199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95－1999年间为23.3/十万人（到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为7.8／十万人）。近年来，自杀率有所下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却提高了（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病患选择就医，而非自杀）。2007－2012年，精神病院收纳病人的数量以平均每年13.4%的速度递增（达到1200万人）。门诊病人的增长率略低——每年12.4%，但绝对数量惊人，2011年多达2700万人。

这种情况正常吗？中国人的幸福感和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或许只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从收入看，中国的发展近乎奇迹，但就幸福感而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诚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道。在中国，经济的起飞是由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变革推动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铁饭碗到自负盈亏，伴随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体制转变。但中国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它与转型国家在经历剧变时的一般模式相符合：从长远看，经济繁荣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但短期内，变化却会带来更多的不适应，以致对生活感到不安甚至抑郁绝望。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快，不安全感就越强（整个获利的机制都不同了），不平等的问题也更严重（竞争机制下，定有胜负之分）。

在中国，近二十年来，随着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整个传统的安全感网络都失效了，上述“发展的悖论”也显得更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乡下人穷开心，城里人富沮丧”的现象。根据我们早年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一个调查，上进心强的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往往不如乡下穷惯了的受访者。部分原因在于上进心几乎必然带来对生活的更高期望，以及对外界日新月异的感知。这些人对收入上的不平等格外敏感，而这种敏感反过来又会促使他们改变现状，增加收入。在这里，“不满足”和“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本文的结论基于对中国人幸福感的一项最新调查。该调查在全国范围展开，搜集了受访者的详尽信息——除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还包括健康状况（有无慢性或急性疾病、焦虑、抑郁等等），休息是否充足，娱乐放松的频率，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婚姻状况，户籍状况，以及住房状况等等，以便探索“越发展越郁闷”的成因。

下面不妨具体地谈谈调查的结果：

总的说来，城里人精神状况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经常加班、身体亚健康，就更是如此。患精神障碍的女性多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生来更多愁善感，也可能是因为男性羞于承认他们焦虑和抑郁的一面（觉得这样不够“男人”）。 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遭遇精神疾病，尤其是出身农村并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那批人。

从年龄段看，人们的精神状况曲线呈倒扣的U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直到近40岁，才又慢慢变好。这与布兰切弗劳尔（Blanchflower) 和奥斯瓦尔（Oswald)201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相符——在英美，抗抑郁药物的使用者也多集中在40岁以前这个年龄段，也证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生物规律。曲线表明，最容易出问题的年龄是33岁；但如果细分样本，又会发现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早焦虑和抑郁（前者为30岁，后者为36岁）。总的说来应了那句古话——“三十而立”，当一个人进入30岁，他就要独立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了。

从家庭结构看，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群精神状况不佳（如果常年疲惫，则罹患抑郁的概率激增）。这大概与19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生”政策有关——我们调查的样本多数生于“计生时代”，上面可能有四位老人要负担，下面仍只有一个孩子可指望。或许，身为独生子女本身就伴随着压力，“只能生一个”则在压力之上又添了压力。

从收入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低收入人群压力更大，有房有车的人则相对放松。但如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健康状况和工作时间，这种相关性几乎就不存在了。这或许是因为在很多时候，高收入本身就意味着高牺牲——牺牲了休息时间，牺牲了身体健康，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机会。

而疾病对精神状况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并且，这种相关性几乎不会因为其他要素的加入而改变，比如，一个生病的人不会因为卧床休息的时间更长了而变得高兴起来。有慢性病的人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病的人（具体而言，患慢性病的乡下人抑郁的比例比健康的乡下人高出19％，这个数字放到城里则为14％）。同样，经常生病的人精神上更脆弱，他们遭遇严重精神疾病的概率比不经常生病的人高出41％！由此可见，小病不断对个体的精神打击大于慢性病。

缺乏休息和放松是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反过来说大概也是成立的——抑郁症患者更关切睡眠不足、劳碌奔波等）。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时间的连续工作，以及对成功的迫切渴望，合并成为压力的河流，持续压迫于个体之上，可谓“经济起飞”时期的副作用。或许有人会认为，缺乏休息是通过影响健康，进而造成精神抑郁的。我们调查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疲惫不堪的人，即便没有生病，罹患抑郁症的比例依然很高。换句话说，休息与放松的要素，是独立作用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值得一提的是，缺乏休息对城里人精神状态造成的打击更大，准确地说，疲惫将城里人的患病率提高了30％；而在乡下，这个数字是16％。

质言之，身体状况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状况，而精神状况又决定了个体对生活的评价。在中国，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人们的幸福感与年龄、收入、性别和健康相关联；然而，中国又是特别的，暴风骤雨式的发展与转型在人们的内在留下了别样的心理印记：城里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疲倦的、对生活感到迷惘的人们；而在乡下（或是公共部门），守着土地（或是编制）的人们则相对知足。快速发展在带来繁华物质的同时，也造成了安全感的流失，或许，这就是发展的代价。

一直以来，中国对精神卫生不够重视，通过本项调研，我们认为，是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了，中国是时候将精神卫生提到公共卫生的高度来对待了。有关方面应立即着手制定精神医疗政策，并打造相关医疗服务体系，尤其是要培训培养更多心理卫生方面的专业人才。惟其如此，中国人的生活才会在变富的同时，变得更好、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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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Happiness and Health in China:The Paradox of Progress”，2015年6月发表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第一作者Carol Graham是布鲁金斯学会Leo Pasvolsky 高级研究员。许子善编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