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首都依然是首都，北京还是北京否？

目前正在以“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的名义而蒸蒸日上的通州，对于局部房市固然是个好事，对于城市规划学术领域来说，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悲喜剧。在过去的30年中，作为北京早期各县中最被寄予厚望成为副中心的顶尖苗子，最早一批升级为区，它几乎什么也不是；最早通了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它只是一个睡城；享受了各种各样的开发优待和园区落地，它依然只是一个睡城；在上一版北京市2004-2020由吴院士亲自操刀的总体规划中，被钦定为北京市最重要的副中心，它仍然只是一个睡城。直到今天，很多为了改变“睡城”属性而被规划的园区，居然实际上被居民当作了提升“睡”之档次的公园。甚至居民们自己，也不相信通州在可见的未来真的会变成下一个海淀或是下一个朝阳，出现下一个金融街或是CBD。大部分人们真的只是在这里过夜而已。

直到北京市行政机关声称他们将要入驻通州。人们忽然一下子就信了。

如果你是一个受过基础城市规划理论训练的人，熟悉那些基本的刺激城市副中心成长的公共政策工具——公共交通和快速交通；产业扶持和政策激励；人才优待计划……你就会无力地发现，在这个案例里所有规划专业里教的方法都不管用，唯一管用的新城政策，就是把市政府搬过去。

正如中国大小城市的无数个“新城”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所做的那样。

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没有，却在任何一个中国大陆城市里都屡试不爽的手段。在这个手段大行其道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美国作家William Lewis Safire笔下的那个幽灵概念——政治机器的典型特征：若非捆绑权力，经济无法独立生存。所以，为了移动真正的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移动权力中枢。无论从实践中，还是在潜意识里，权力中心之所在，必然是繁荣之所在。当然，美国版的“政治机器”是七八十年前的常见状况，而为了依附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每个机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党鞭”架构——是的，《纸牌屋》里的党鞭，就是从这个雏形发展起来的一种模式。

但是，这一次，那些倾尽全部身家豪赌通州命运的炒房客们，可能要失望了。“政府挪窝大法”在其他城市的新区可以屡试不爽，但在北京却行不通。为何？因为，那些真正能够裹挟经济要素迁移的权力中枢，是能够在地理空间上将自己的岛状存在进行清晰界定的权力。北京市的行政级别很高，但从“市政府主宰自己城市的命运”这一点来说，并非尽如人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北京市政府真的顶住了各种阻力，成功地搬离了中心城区地带，来到了地广人稀的通州，它的名称当然仍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空军幼儿园，没有海军总医院，没有国家体委，没有全国人大的北京市。而且更要命的是，即便是那些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的部门或单位，它们之间的关联也在动摇。

那些承担着各项远远超越北京市自身行政级别的使命的机构，那些仅仅借用了北京市地域、行使着全国使命和角色的机构，它们的存在与市政府的位置所在并无关联，市政府在的时候也管理不了它们，市政府搬走了自然也带不走它们。

目前，北京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空间上的重合至少确保了各区县政府（主要是城八区）的空间凝聚力。CBD不是北京的CBD而是中国的，王府井不是北京的王府井而是中国的，所以这些管委会们实际上是在行政上接受北京市制辖、在功能和使命上为全国服务的双重角色。由于现阶段北京市与中央政府在空间上的重叠性，在现有体制中还保留着基础的权威及其确保的效率流动。一旦北京市落在通州，金融街和CBD管委会或无数类似的机构，由于其服务对象和行政隶属关系在空间上发生了错位，到时候还能不能，或者说该不该归北京市就非常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