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到底有没有抄袭钱穆

钱穆暴得大名，靠的就是这本书

晚清以降，中国传统学术格局丕变。胡适以西方近代史学方法写就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重述先秦两汉思想学术统绪、考辩诸子著述史事。自此以后，原本只是经师治经附庸的诸子学脱胎换骨，先秦史亦蔚为显学。

而在远离学术中心北京的苏州省立中学，有一名默默无闻的老师，他在多年后回忆道：“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皆竞谈先秦诸子。余持论与人异，但独不投稿报章杂志，恐引起争论，忙于答辩，则稿将无法完成。故此稿常留手边，时时默自改定。”（《师友杂忆》）成稿后，竟达三十余万字，累一百六十余篇，登时轰动学林。

这位中学教师，便是钱穆，这部煌煌大著，便是日后为陈寅恪向杨树达感叹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的《先秦诸子系年》（下文简称《系年》）。顾颉刚匆匆翻阅之后，当即力劝“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在其前后两次游说之下，生性极重人情的钱穆终是推脱掉了校长汪懋祖的挽留，北赴燕京大学执教。自北大聘其开授上古史后，自诩“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便每每告知意欲请教他周秦诸子问题的学生无需再问自己了。

清儒多以治经学之法治子学，往往只能研究一子一书，比如被誉为乾嘉殿军的孙诒让，穷毕生之力写就体例与《十三经经疏》无二的《墨子间诂》即是典型。但钱穆融会贯通，博览百家并一一为之考订生平、著述，几乎考辩了周秦时期所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政治问题，并以其对《竹书纪年》的精湛研究，证订了前人奉为圭臬的《史记·六国年表》，力纠前人治诸子之失。时至今日，是书仍是学者治先秦史、战国史以及诸子学的必读著作之一。

但这部远非一般读者可以轻易读懂、影响力本应限于学术界的著作，却因为一桩抄袭风波，成为舆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

白寿彝和余英时为钱穆吵起来

1954年，当今汉学执牛耳者余英时还在新亚书院进修，并时常有机会向钱穆请益。在师生惯常的闲聊中，钱穆偶然间提及，曾有人认为郭沫若的名著《十批判书》（下文简称《批判》）论述法家部分暗用了《系年》的材料与论断，并询问余氏的看法。

余氏仔细比对两书后，竟认为郭氏此著法家部分与其他部分抄袭的严重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以万字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下文简称《互校记》）枚举了两书多达数十处的相似论述，并得出了颇令人震惊的结论：

“郭氏曾细读《系年》并且广泛援引其中的论证与资料；《批判》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

当年，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6、7、8期连载三期，才登完这篇长文的全部内容。1961年第2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则刊出了大陆另一位史学巨擘白寿彝的文章《钱穆和考据学》，对钱穆作出了刻薄攻击：“以钱穆对于考据学传统的无知和对考据学知识的浅陋，是不可能在考据工作上作出什么成绩来的；《系年》只有暴露他在考据工作上的荒唐胡来而已。”

而且白氏竟针锋相对地反证《系年》才是剽窃而成的，指出钱穆“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关于齐国和稷下学的考辩暗袭古书，毫无价值，是“郭沫若同志把内情钩出来了”，关于老子的论断，更是“经不起郭沫若同志的轻轻一击”。

余英时自然对之嗤之以鼻。1991年他重订《互校记》一文，并写下跋语，文末辛辣地讽刺白寿彝道：“我想我毋需为《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1949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订本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此文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后，郭沫若抄袭过钱穆一事开始在大陆广为流传。

方舟子打假，这回却闹了笑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郭沫若是否真的抄袭了《系年》迅速成为焦点话题。方舟子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科普常识、学术打假工作的斗士，竟也参与其中，《书屋》杂志1999年第5期刊出了其为郭氏辩护的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方氏指出，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成果有重评论的《批判》和重考据的《青铜时代》两书，所以若要指控有抄袭行为，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才更近情理。更重要的是，这桩看似是学术纠纷的公案，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

方氏的辩护不可谓没有道理，其洞见也称得上明智。但关于余英时对白寿彝的讽刺，方氏的愤愤不平则让人颇觉奇怪：

“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指白文），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的正确吗？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作了改动……”

《互校记》中，余英时显然没有这种别有居心的误导，在辩论时，更没有经常“偷偷省略关键之处”。方氏这些叫人不知所云的说法难道只是无的放矢吗？

同年11月，日本《百年》杂志刊出傅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文，这下真相终于大白了。

原来，方氏引用余文的出处，是《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但大陆出版余氏著作，大都有所删节，此书也不例外。方指斥余氏 “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的地方，参与编辑了此书的傅先生恰恰证明了这些都是出版社在编辑余书时更动的。

傅说道：“在编辑余书时，对《互校记》一文，我们也感到二者性质不同，未必宜于互校，因此曾经想把这篇抽掉；但又考虑这样一来倒像我们不敢正视这桩公案，有意讳饰，更坐实了郭沫若先生‘抄袭’的罪名，不如印出来供学术界比较探讨，反而能够促使人们明辨是非。为了不让外行轻信余氏的论断，出版社负责人在终审时隐去了郭沫若先生之名，而代之以‘《十批判书》的作者’，这样既使学术界的专家获得辨析之资，又试图减免余说在局外人中的扩散。由于余氏在原书中对白寿彝先生颇有微词，遂将白先生的名字和若干语句也一并作了删除。”

郭沫若抄袭落实因为人品？

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已有多篇学术论文面世，并大都是为郭氏辩护，最重要的有瞿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王学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等等，但媒体和舆论方面对郭氏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口诛笔伐之声，牵扯众多，仅抄袭公案，除了《批判》之外，就还有两件。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曾对《新京报》记者透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剽窃了自己的讲义，他甚至还对记者讲述了翦伯赞对此事的震怒：“这还了得，抄到北大来了，连一个注解都没有。”结果此事以陆定一亲自带人向翦伯赞道歉告终。（《邹衡：解决郭沫若的三大难题》，《新京报》2005年7月19日）

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马非百是著名历史学家，对《管子》的研究极为精湛，他曾把自己的成果投给《历史研究》，编辑不能评判其水平，遂交给郭沫若审阅。不久之后，郭在《光明日报》发表有关《管子》的文章，马非百认为其中观点有不下百处与自己相同。（吴营洲：《马非百与郭沫若》，《湘声报》2009年1月2日）

其实外界对郭氏的强烈抨击，早在1988年就已经开始。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金达凯编著《郭沫若总论》一书开其滥觞，书中直斥郭氏是“东抄西凑，见异思迁，前后矛盾的文学机会主义者”。与余英时和白寿彝的论战相似，1992年大陆方面就迅速做出回应，针锋相对地出版了《百家论郭沫若》一书，郭氏在该书中的形象可谓截然相反。

但在这次论战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从抄袭悄然变为郭氏的人品到底如何。关于郭氏的抄袭问题，两派人物意见僵持不下，但对其为人，却少有辩护者。

北大怪才余杰《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一文是抨击郭氏最为严厉的文章之一，余氏直斥郭“把文学和学术当作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1964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版）。而余氏的论断，却基本足以代表坊间对郭氏的看法。

相比而言，余杰也写过火力同样猛烈的《我来剥钱穆的“皮”》，李敖的《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一文更是尖酸刻薄，指责钱穆亦曾谄媚于权贵，但对于钱穆的国学、史学功力，却极少有人敢于正面质疑。

这位“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国学大师，余英时作挽诗，称之为“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这其中，自然也有着余氏“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寄怀，钱穆在坊间的主要形象，显然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正因于此，人们关于抄袭问题的争论，就常常转移到了对钱、郭两氏人品的评判上去了，既然已有众多郭氏品格的负面事例，那么再落实一项抄袭的罪名，似乎也不嫌多。学术问题一变而为政治问题，又变而为人品问题，类似这样的道德决定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从潘安、蔡襄到赵孟頫、董其昌，莫不如是。

但正如不赞同方舟子的傅杰先生也承认的那样，“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批判》是否抄袭过《系年》，可谓与其品德的高尚与否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