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策划人：确有“秀”的一面，但已经问责577人

从2011年至今，胡桂林和武汉电视问政密不可分。他是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武汉电视问政主要策划人。

胡桂林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最看重的，并非仅仅电视问政的极高收视率，而是在电视问政推动下，一个又一个、一类又一类与市民群众利益攸关问题的解决，是电视问政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巨大正能量。

不过，他也不讳言，电视问政有“秀”的一面，并认为这符合电视规律。

他认为，电视问政现象，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有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的某些缺失，具有某种代偿性。随着法制的健全、民主的进步、体制内纠错能力的增强，治庸问责、电视问政都将走向正常化。

问责577人，厅级、处级、科级都有

澎湃新闻：目前武汉的电视问政在国内很有影响，它与其他城市同类节目的主要区别在哪儿？

胡桂林：武汉电视问政一个重要理念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真相，动真情，说真话，动真格，办真事。

在武汉电视问政中，揭露问题短片的比例通常高达90%以上，访谈中，述评问题的篇幅通常达到70%以上。武汉电视问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问政伴随着问责，仅今年电视问政期中考的第一场，就有41人被问责，还有三个问题进一步在调查。2011年到去年为止，电视问政曝光问题429个，问责577人，厅级、处级、科级都有。

我说实话，我们有一个模式是什么，怕批评报道，你一批评，影响城市的形象，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影响吗？电视问政就告诉大家，我曝了这么多问题，并没有影响城市形象，相反老百姓对政府更好。

电视问政不是要问倒哪个官员，不是让政府出洋相，而是通过问政，促进一系列事关城市改革发展、与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老大难”问题的根本解决。

澎湃新闻：问政短片都相当尖锐，如何把握这个度？

胡桂林：短片不能太长，短片一长了以后，你就成了专题了。它不可能从几年前说起，就是在点位上面的现在进行时。

我们对短片有一个规定，就是只摆事实，不讲道理。

再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回来，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冲击力，或者说非常的严重，但是这些问题它整改不了，它十年八年都解决不了，传播效果不好。这种问题它就不具备可整改性，我们就会把它拿掉。

澎湃新闻：怎么推动群众参与呢？

胡桂林：武汉电视问政开办之初，就提出“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的理念。电视问政节目的采访制作过程，也是市民全程参与的过程。

哪些问题列入“十个突出问题”？从哪些方面承诺整改？市民可以通过市长专线、电视问政热线等许多公开渠道各抒己见。问政短片拍什么？到哪里拍？市民可直接向节目组提供线索。要参加直播，当问政“考官”，可以公开报名，参加选拔。

参加问政直播的市民，可以面对面问政，提出希望政府解决的诉求，还可以举笑脸牌与哭脸牌对政府工作与被问政官员进行评判。为了提高市民参与度，电视问政还开通了便于场外市民参与的热线电话、网络互动平台，将更多的话语权交给市民和网民。每场电视问政直播，都会收到500多个市民参与电话、400多条微博。

公众的问题，可能尖锐，可能使政府部门难堪甚至丢脸，但这是公民固有的权利，是监督政府的有效手段。这种问政所产生的压力，可以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推力。

澎湃新闻：如何挑选电视问政中的群众代表呢？

胡桂林：每年电视问政都有不少市民踊跃报名，但演播室太小，不可能都进来面对面问政。一般情况下，只能进来30多位市民代表。他们一部分坐在台上，与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面对面问政，一部分坐在台下，参加满意度测评。

在遴选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视区、街、社区的意见，尽量做到地区、行业的平衡。当然，上台问政的市民代表，也需要一些条件，比如对市情区情比较了解，对问政的问题有调研，参政议政能力强，口头表达能力强。

市委书记审定直播方案，200万人次参与测评

澎湃新闻：阮成发书记是如何关注电视问政的？

胡桂林：包括阮书记在内的所有市领导都非常重视电视问政。对如何做好电视问政工作，阮书记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无论是对问政方，还是被问政方，他都提出严格的要求。一些重要的内容，他还亲自参与策划。电视问政直播方案，由他最后审定。

电视问政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看电视做笔记，然后给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打电话，谈感受，说意见，提建议。每年电视问政，他都会来到演播室，看望主创人员，给大家鼓励打气。

澎湃新闻：每年电视问政结束之后，市里会如何作总结？

胡桂林：电视问政结束以后，市治庸问责办、电视台都会召开各种形式的小结会、总结会、研讨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人大、政协也会召开各种座谈会，建言献策。市委还把问政方、被问政方召集到一起座谈，就电视问政中遇到的问题一起研究改进措施。

澎湃新闻：通过电视问政，武汉建立了一些新制度、新规定，请具体谈谈？

胡桂林：通过我们建章立制的有90项，比如公布权力清单、“城管革命”。全国只有武汉市提出城管革命。今年是城管革命下农村，农村的城管革命，这与电视问政有关。

武汉市有160多座山，为了采石，一些地方就把这个山炸得遍体鳞伤。通过电视问政，武汉建立了山长制。

在武汉市，只要你办餐馆，你都得进行环评，居民来对你投票，居民不同意你就不能办餐馆。这也和电视问政有关，叫环评前置。

再比如，豆腐过去是许多部门各管一段，现在明确了，由食药局从头管到尾，豆腐出了问题就拿你是问，所以现在豆腐就管住了。

澎湃新闻：你希望如何改进满意度测评？在具体规则上有什么新的设想？

胡桂林：满意度测评，毕竟限制在直播现场进行，参加测评的人员仅仅限于演播厅内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风政风督查员、新闻记者代表与市民代表，加起来大概150人左右。

为了使测评工作更公开，参与度更高，今年还发动全市人民通过手机客户端——“掌上武汉”来投票测评。大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满意度测评。这个数据将作为市治庸问责办对各单位年终考评重要的参考依据。

发动群众测评，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它让被问政者更好地了解民意，也让广大市民更加踊跃地参政议政。还有一点，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加，测评数据的不断扩大，测评结果也趋向更加准确。数据越大，我们认为它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就会越高。

但是各区可不可能去拉票？这也可能会存在。国外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但这是全市人无记名投票，并没有采取什么压力来让我非得投你一票，我相信它不会的。

要相信群众，相信人民，人民群众他希望我们的城市会越来越好，他对这些不作为深恶痛绝，那么他就会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即使是在你这个区，你发动他来投，你来安装我这个东西，他也许并不投你的票，可能还会投反对票，这都是有可能的。

尊重电视传播规律，但人大问政还做不到

澎湃新闻：往大了说，你认为电视问政在建设政治文明、促进民主政治方面会有作用吗？

胡桂林：白岩松曾经跟我们探讨过，后来他在《新闻1+1》中评论我们电视问政，假如说电视问政变成人大问政，那就更加合法化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我也觉得人大政协来进行这个问政是非常好的，但是在中国还达不到。假如说我现在再跟白岩松见面，我可能会指出这里有偏颇的地方。电视问政和人大问政有不一样的地方，人大可以不一定公开，而电视问政是把所有的监督，它通过这个平台全部激活了，全部集中在一起。比如说群众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这么多监督归纳在一起。它这种监督力量的彰显，我认为超过了人大。

假如说老百姓都感觉到我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我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地方，这个社会就会好得多。他这种参政议政的意识，这种民主的意识就唤醒了。

现在老百姓，他不关心政治，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正常的表现。为什么呢？他觉得好像我关心没用，他麻木了。通过电视问政，他会觉得我有很多意见还是很重要的，我的这个举报还是有作用的。

武汉市人大看到我们电视问政很火，他们要办，这两年办了两场，叫人大质询，也是通过我们电视直播的。第一场好像是教育问题，第二场好像是老区建设问题，每场也是时间很长，在人大里面。我们当时满怀着期待，但是他们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收视率非常低，老百姓的关注度非常低。

澎湃新闻：你认为他们关注度低的原因在哪里？

胡桂林：有人说，电视问政就是一场“秀”。这就要看对“秀”的理解。“秀”是什么，“秀”是展示，是表现。但也有表演的意思。如果从展示、表现的角度看，我看无可厚非。

电视问政，不光是主持人、评论员、专家的“秀”场，也是接受问政的官员的“秀”场，因为他们要向广大市民、观众展示表现自己，力求做得最好。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我认为，电视问政既是考场，又是个“秀”场。但电视问政毕竟不是表演，不能弄虚作假，不能作秀。

“秀”与作秀不同。做电视，必须懂得“秀”，因为电视就是“秀”的艺术。比如说电视问政中许多直播元素的运用，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挖坑”，或者说悬念，或者让它有一些故事，呈现一些细节出，这些东西都应该是“秀”的技巧，是电视传播的技巧。做电视它总是需要有一些看点和卖点，没有起伏没有波澜，就没有人来看。

武汉电视问政为什么走得比较远，影响力比较大，就是因为它既把它作为一个工作平台，又把它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来办，遵循电视节目的一些规律性。按照电视节目来办，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让它的节奏更加快和流畅，时不时冒出一个看点。在排列组合的时候，要让它波澜起伏，就像拍电视剧，平和的时候，一定会让它来一个高潮。

澎湃新闻：武汉电视问政具有议政平台和电视节目的双重特性，怎么兼顾？

胡桂林：尽管电视问政是市委、市政府工作平台，但作为电视节目，市委、市政府依然给采访制作团队留下了非常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尊重电视传播规律，使得武汉电视问政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电视的特性与优势。

拿直播来说。电视直播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存在风险，但现场直播的快捷性、真实性、不可预测性与不可复制性，所带来的传播效果是录播无法实现的。

再比如节目巧妙融入了一些综艺节目元素，增加了传播效果和感染力，如请观众举“笑脸”“苦脸”牌表达民意、键盘手现场即兴弹奏音乐音效、制作运用小道具等。

尊重电视规律还体现在对问政方式的探索上。节目开办之初，主持人问政比例很大，随着问政的深入，我们认识到问政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主持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既要掌控节目走向，又要问政、评论，“问”的戏份过大，不利于从总体上对节目流程进行把控。

于是我们转换主持人的角色，使主持人由主要“问政人”角色向问政平台“掌控人”角色转变，保持问政各方地位的平等性、话语的平衡性，使问政方与被问政方具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话语权。我认为，主持人特别要注意听取问政中“少数派”的声音，甚至是“打捞沉默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