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泥巴如何变成一方澄砚，去人马寨村看看吧

砚石之中，今人多推崇端砚、歙砚等石质砚，而与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砚并称的澄泥砚，北宋书学家朱长文评说“出于陶灼，本非自然”，是中国名砚中惟一完全由人工烧制而成的。澄泥砚的烧制现状如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来到距河南三门峡市区18公里的人马寨村实地寻访。

清代陕西圆盒式澄泥砚

三门峡人马寨村澄泥砚烧制现场

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

砚石之中，今人多推崇端砚、歙砚等石质砚，而与端砚、歙砚、红丝砚、洮河砚并称的澄泥砚，北宋书学家朱长文评说“出于陶灼，本非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砚中惟一完全由人工烧制而成的。

北宋欧阳修在《砚谱》中记“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谱》有造瓦砚法，人罕知其妙。向时有著作佐郎刘羲叟者，尝如其法造之，绝佳。砚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独余尝得其二，一以赠刘原父，一余置中书阁中，尤以为宝也”。

唐韩愈之“陶泓”、宋欧阳修之“虢州澄泥”，一方泥砚，竟得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家青眼！

河南省三门峡市旧称陕州或陕县，在民国廿五年编撰成的《陕县志》卷十三物产土属中有记：“澄泥砚，唐宋皆贡。按此砚今产于人马寨村王玉瑞制造有年。土质如红石，碾碎成粉，掺和为料甚佳”。

大隐隐于市，而依古法制澄泥砚者隐于村。在三门峡人马寨村，王玉瑞同族第五代后人王跃泽依旧在循着王玉瑞之法制作澄泥砚，现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州澄泥砚第六代传承人。

王跃泽，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州澄泥砚第六代传承人。

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来到距河南三门峡市区18公里的人马寨村寻访澄泥砚时，得知王跃泽给自己取了字“研山”，并自号“陶泓居士”。用韩愈的典故自号，并非不可思议。然哪怕字号归于虚名一类，手艺传承却终究凭借着人马寨村后火烧阳沟的一抔红土落于现实。

至王跃泽家的院落下车，抬头即能看到正门口挂着的“研山草堂”的牌匾。“堂”与“坊”一字之差，却传递着不同的信息。来人马寨之前，以为人马寨村世代以家庭作坊制砚，匠气应当是其居所流露出来的主要气氛。然而，王跃泽家的院落中，栽种着杏、梨、梅、竹，古旧的石槽里养着金鱼、乌龟。显然，这制砚的窑火熏陶出来的不仅有匠意，还有专攻文房制作之家所传承的文气。

人马寨古村以王姓人口为主，以家庭作坊世代制砚为业。所制砚台分两类，一类是手工捏塑，一类是范模成型，以范模成型的居多，制砚所用的范与模均为澄泥陶制。所用之泥取自离此地几里外的土门村和当地火烧阳沟的一层红色黏土，经过多道工序后入模成型，砚坯用银沙粉脱模后压印铭记堂号放置窑洞内阴干，挨其半干时，再用利刀进行削刻修整，干透后放在阳光下稍做曝晒，趁热入窑焙烧半日即可。出窑后以黄蜡热涂砚池，可拒水保墨。根据民国十八年《河南新志》记载：“陕县产澄泥砚，色黑而杂银沙星点，以澄制之细泥陶成。虽非珍品而研墨易浓，故人乐用之”。

王跃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澄泥砚发展到清代，到人马寨王氏祖上的王玉瑞是一个高峰，他说：“晚清光绪戊戌变法以后，设了工艺制造局，把做砚台的手艺人王玉瑞推上前台了。王玉瑞做砚台非常好，他可能还是个文化人，似乎对金石学也有研究，他做的砚台上还有汉瓦当纹、汉玉玺纹，也把这些虎、蟾这类的传统的民俗中的造型融到砚里面，而且还仿了宋代的方法在砚后面刻写‘陕州人马寨王玉瑞’。”

在2012年故宫颁布的故宫博物院藏品目录中，记录有产于陕州人马寨的澄泥蟾砚四方，其中两块是王玉瑞制作的，另两块是人马寨其他艺人所制。王跃泽告诉记者，故宫所藏据故宫专家透露系康生旧藏。

民国初年的大总统徐世昌也是嗜砚之人，其藏砚著录成谱有《归云楼砚谱》，其中即有一方王玉瑞所制的金蟾澄泥砚，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王跃泽坦承族谱在“破四旧”中被毁，而人马寨村中王氏都系一家，平日素以叔伯相呼。虽然王玉瑞并不是其直系太祖父，然而在制砚传承上却有迹可循：王跃泽的太祖王瑞堂与堂兄王玉瑞一起制砚，手艺相传六代，最后传于王跃泽与王跃庆兄弟。

从人马寨到巴拿马

王跃泽的“研山草堂”中，开辟了几处陈列室，分别陈列着他收藏的古代陶砚、瓦砚、澄泥砚，以及自己的作品。

王跃泽收藏的唐代三足辟雍砚 曾经有一段时间，王跃泽为了收藏古砚，天天在古玩市场泡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之交恰逢“文物热”，王跃泽先后开过书店、洗衣店、粮店，做生意存了点儿钱。而那时候，还有老村子在，多数人家里也还能翻到老的砚台，他们不知道是好东西，古董行所谓“铲地皮”的人就在村里收东西再拿到古玩市场去，王跃泽在市场看到古砚就买，买着买着就有人说“你自己也会做砚，你干脆也开个古玩店”。

大约2001年，王跃泽在三门峡市区里开了家古玩店，把自己做的砚台打着包装和印款搁在里面卖，用卖澄泥砚的钱再去收古砚，最后自己只留下泥砚和砖瓦砚。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当时想，有朝一日我要把祖先做的砚台和古人做的砚台都收集起来搞个砚馆陈列，再自己做个艺术馆，展示自己做的东西。不仅如此，我当时买到的老家具、老石器也都不舍得卖，想着自己做艺术馆用。一直到2007年，在资金和收藏上都有了一些积累之后，才开始整修院子，做出了最初步的陈列。从那时候到现在8年，我一点一点积累资金，扩充陈列的规模。这几年来，赚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

在王跃泽的“研山草堂泥陶砚艺术馆”中陈列着澄泥宝莲砚残砚。此砚虽残，但是主人视若珍宝，其砚后有民国初年制造时印上的款识：“陕州澄泥砚王玉瑞造”、“隐士玉瑞造”、“豫陕六区人马寨村特产澄泥砚曾经全省物品展览会品评列入甲等由省建设厅发给一等奖状王玉瑞造”等。

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州创立了官督商办的“陕州工艺局”，王玉瑞等人马寨村澄泥砚名匠的作品被纳入工艺局所产，印上了“陕州澄泥古砚工艺局王玉瑞造”的印款，由此成为晚清最后一批官窑烧制的澄泥砚。

辛亥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于1913年5月2日首先正式承认北洋政府与袁世凯大总统，并互派公使。1914年7月24日，美国陆军部长宣告巴拿马运河开通。1915年，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太平洋被西方发现400年，向世界宣扬其昌盛的国力，在旧金山召开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而北洋政府也将此事作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件大事全力以赴，制定《赴美赛会出品计划纲要》规定了如下举措，“责成农商部督办参赛事宜，调查各省特产，组织各项出品研究会，藉图扩张海外销场。各县征集物产，汇送省会。特制各项奖牌，通告全国，凡呈报图案与标本者，经考核入选后给予奖励”。陕县人马寨澄泥砚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参与了这次盛会。

1980年所修的《陕县志》记载：“据开封图书馆收藏的有关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展出商品目录记载：陕县当时展出的商品就有澄泥瓦砚等”。当时的民国政府对参展巴拿马做出很多工作，各省县也先进行优等评选。王玉瑞制澄泥砚参与了河南省的评选，被列入甲等第一。因为这一荣誉，王玉瑞专门刻了一枚印章，刻在他自己制作的砚台背面，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

零星留下的史料与残砚相对，依稀勾勒出一百年前人马寨制砚之盛。而王跃泽更向澎湃新闻记者解说道：“除了制砚、藏砚，我对于金石也略有所好。我曾读陈介祺著录金石拓本，在其中还找到一方王玉瑞制作的汉代瓦玺纹砚拓，上为双鱼图案，我估计王玉瑞与当时的金石学者也有一定的互动。联想到比王玉瑞年代稍晚的海派制砚大家陈端友，从一介雕工成一代刻砚大家，而在其写实象生的作品之余，也有不少金石主题的砚台作品，又可想见清末民国之际，金石学再兴的胜景，而文房制作之匠与金石之家联袂之作当不在少数。”

中断后再恢复的技艺

时代的变迁往往是一出悲喜交织的戏剧。

事实上，澄泥砚的制作，取材较歙砚、端砚远远容易得多，制作起来也没有那么费事，配合范模，一次能烧制上百方，制作的地方也远远不止今河南三门峡市人马寨村一地。端砚、歙砚都以材料产地得名，而澄泥砚独以工艺命名，可知其产地当为数处，山东青州潍州、山西绛州、河南虢州在历史上都被认为产出过澄泥砚。然而，其工艺经历了中断再恢复的过程。

王跃泽告诉澎湃新闻：“咱这儿制砚的手艺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没断。虽然在1949年之后，作坊形式的砚台制作越来越少，但我爷爷当时还在坚持。他每每自己做了之后，就用担子挑着两担砚台到张村镇上赶集，在那儿卖。”王跃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了恢复澄泥砚的念头，于是除了向父、祖学习外，还有机会与村中有经验的制砚老人笔谈请教，这才得以接续技艺的传承。

事实上，据王跃泽的父亲介绍，建国之初的人马寨村的孩子还在类似于私塾的地方读书，上学必备的文具中照样要有砚台。而人马寨制作的砚台上也一直与时俱进地刻写着透露鲜明时代特色的铭文，目前能发现的有从民国时代的“某某乡绅增某某”、“抵制日货”，到一方铭刻有“抗美国”的澄泥砚。“显然，那是一方抗美援朝时期制作的砚台。”王跃泽说。

或许就恰似移风易俗的普遍规律一样，上世纪发生的大变革中书写工具的变化更剧烈地影响了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而交通不便的中西部地区要更晚才能感受到这股席卷而来的浪潮。“因此，直到上世纪末人马寨几乎每家每户都还搁置着几方民国时期烧制的老砚台，都曾是日常或者孩童时代读书用过的文具，没看成什么宝贝。那时候，有一支好钢笔，倒是更时髦的事情。”王跃泽说。

上世纪30年代的陕州南关，已经通了铁路，且有上海的纱厂建的棉花打包厂，广泛收购山西、河南等地的棉花供给上海的纱厂，铁路线的起点站是陕州，终点站是上海，这条绵长的运输线运送着民族资本主义赖以与洋货竞争的便宜优质的原料，却选择性地回避了在十里洋场中渐失用武之地的“陕州制澄泥砚”。

澄泥砚在历史上这繁华盛地烧制的一幕于沿海城市已恍如隔世，于王跃泽却近在眼前，虽然之间也已经间隔了一个小小的时代。

为了示范澄泥砚的制作与烧制，王跃泽带我们去火烧阳沟取土，“这儿是火烧阳沟，之前有个洞叫土门洞，从土门洞钻进去挖，挖那一层红土，做出来的砚台最好。我小时候就知道这儿有个洞，还钻进去玩过，但那时候不知道那个泥就是做砚台的”。

砚乎研乎，与瓦砾异

王跃泽告诉澎湃新闻：“我爷爷小时候读过私塾，民国上过老陕州师范，但是他很孝顺，为了伺候生病的老母亲才中断了学业。他存了不少村里之前制作的砚台，他送给我的这批砚台是我收藏的基础。我自己制砚，也收藏中国古代的澄泥砚和砖瓦砚，目前正在新盖金石砖瓦的陈列馆。这个院落，前面是澄泥砚的陈列，陈列着我最喜爱的藏品，靠西边儿的是澄泥砚的传习所，在那儿主要会做砚，里边儿有小作坊，设有很多工作台。我与三门峡大学有合作关系，是其建筑工程系的特聘教授，给学生上陶艺课，因此我这里也挂着实训基地的牌子。我想着今后也要和相关教育部门合作，让小学生、中学生都来这里看看古代的砚台，看看怎么做砚台。”

事实上，靠着澄泥砚制作，王跃泽恐怕难以糊口。他因为在古砚鉴赏领域的专精，也时常帮一些有实力的收藏家掌眼，以这方面的收入补贴着自己的理想。

除了王跃泽之外，目前在山西新绛县和河南新安县、焦作、郑州等地也均有恢复澄泥砚制作生产的，但都是较小规模的手工作坊，经济效益也十分不稳定，甚至常有退出此行业者。

砚道惟艰，恐怕隐合了欧阳修在《砚谱》中“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此段最后的话——“今士大夫不学书，故罕事笔砚，砚之见于时者惟此尔”。

在今距三门峡市区36公里的陕县硖石乡车壕村，有一条现存150米的古道——“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春秋时期秦晋之战在此鏖兵，唐代大诗人杜甫夜宿于此，目睹官兵抓人、民不聊生的凄象而吟《石壕吏》。2014年6月丝绸之路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崤函古道亦包含其中，且是其中唯一的道路遗产。当我们的采访接近尾声，王跃泽提议驱车去看看这条古道。

向晚访古道，在这条古代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东至洛阳西达长安的交通要道上，马踏车行反复于石头路面上造成的蹄痕车辙尤清晰可见。正当王跃泽忍不住产生唐代士子行色匆匆往返两京间，他们或也会购置一方新砚的遐想时，山边赶着羊的女娃走过，草木葱茏，斜阳西去，她抬起刚刚还看着手机的眼睛。

“土乎成质，陶乎成器，砚乎研乎，与瓦砾异”。韩愈在《瘗砚史》里这句似乎也是在说澄泥砚的。

（图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赖城钊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