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之辩 ①| 裕仁天皇为何免除战争责任？

【编者按】

二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

审判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这些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

审判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

但是，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稻田朋美今年6月18日称，自民党将在今夏成立新组织，调查检证包括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内的盟军占领政策。这被视为日本政坛历史修正主义的又一新动向。

澎湃新闻与“国际法促进中心”（微信公众号：ciil2015）下设的东京审判研究频道合作推出“东京审判之辩”系列文章，试图从国际法角度厘清东京审判的争议问题。东京审判研究频道史料和研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二战以来，昭和天皇战争责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性质已经超出了法的范畴，成为政治问题。尽管当时舆论和盟国不乏惩罚裕仁的要求，但为了顺利实施对日占领，在美国的主导下,盟国在战后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使天皇逃脱了历史的惩罚。然而天皇免责的原因不止于此。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的编辑毛晓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结合《昭和天皇独白录》对天皇责任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有力驳斥了美国的“天皇无权”的观点。

【人物介绍】

程兆奇： 1956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和东京审判研究。著有《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等书，近著有《歧羊斋史论集》。目前正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主编“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东京审判研究丛书”和主持东京审判文献索引、附录的编纂、出版。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已正式出版。

记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28名侵华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我们注意到日本裕仁天皇却没有受到起诉。一般认为不起诉天皇是麦克阿瑟为了稳定占领日本的权宜考虑，您对这一观点怎么看？

程兆奇：这一点不错，但不完全。其实，对裕仁不予追究，这作为美国的主导性思路早在战争前期即已成型。其中既有策略因素，也有天皇并无责任的判断。

美国战时情报局长Elmer Davis 1942年12月9日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对日广播没有“攻击”和“非难”天皇时这样说：“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过去长久以来天皇对日本发生的事明显的没有发言权。因为天皇被视为神，对天皇的任何攻击必会很大的刺激感情，而不会被正当的接受。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天皇和日本政治完全无关有大量的证据，问题在于军部的势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考虑不仅是为了减少抵抗，也是认为天皇无权。

尽管舆论和盟国不乏惩罚裕仁的要求，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审判裕仁引起日本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日益加重的砝码。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过去十年间，种种程度表明，天皇与日本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有关的行为，明白确实的证据什么都没有发现。尽可能彻底调查的结果，得到的印象是到战争结束为止，天皇和国事的牵连大部分是被动的，只是对辅弼者进言的机械应对。有人相信即使天皇有明确的想法，如果有违由统治军阀操弄的民意大势，其努力多半也会陷天皇于险地。

如果要对天皇加以审判，占领计划必须作大的改变。以此之故，实际行动开始前，准备应该完成。如果告发天皇，必会在日本国民间引起大骚乱，其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排除日本天皇，日本也就瓦解了。”

天皇免于起诉是美国的独断决定，从以上麦克阿瑟的信中可以看到决定的根据有两方面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加剧日本的反抗和稳定占领。不然，对待天皇，至少可以像对待皇族梨本宫守正那样，作为战犯的“嫌疑人”。

不过，如果没有天皇无权的判断，要免除天皇的责任就会面临盟国更大的压力和背负更大的道义负担。所以，天皇是不是“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与“帝国政治上诸决定”无关，战前日本的“皇权”是不是像美国认为的只有象征意义，确实是天皇免责是否得当的关键。

记者：天皇对战时日本是否有实际的控制权，是其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重要的构成要件，从您的分析我们看出，决定免于起诉天皇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认为“天皇没有发言权”。可是美国这种判断正确吗？

程兆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战前的日本，不能不说“天皇无权”的判断十分勉强。我这里不用断然的表示而用“勉强”，不是说天皇是否有权还有疑问，而是指美国没有考虑“皇权”的特点。美国是一个没有帝王史的国家，美国总统的权力差可比为“总百官，治万事”的“相权”，以“相权”的标准看皇权，自然有相当的不同。因不同而未见，对权力的认识未免狭隘；如果真像麦克阿瑟所说经过了“彻底调查”，那不能不说是失察。

日本投降前，天皇不是战后那样的“虚君”。第一，明治宪法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一章第四条），这些“统治权”包括议会、法律、官员、军队、对外宣战和议和、对内戒严、特赦和减刑等等（第一章第五至第十七条），都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第二，天皇对这些权力不只是像有些日本学者所说的仅仅是签名画押，虽然他不事事“发言”，但是他确实拥有最高“发言权”。第三，天皇实际上对战争高度关注，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决策。

记者：那我们有证据证明天皇不仅仅起到象征作用吗？有没有证明困难的地方？

程兆奇：战前战时天皇的作用是不是只是象征，本来从制度、史实上都不难证明。但有一点确实有证明的困难，就是如何来证明天皇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主动，而不是麦克阿瑟所认为的对”辅弼者”的”机械应对”。这是单从制度和公私文献难以证实的。

然而，我们正好有一份天皇自己对属近的谈话可以作证，我想就这一问题的证明力来说，它是辩无可辩、最为有力的证据。

这一后来出版时称作《昭和天皇独白录》的谈话由当时任宫内省“御用掛” (职名)的寺崎英成记录，记录稿尘封数十年后才由寺崎的女儿Mariko Terasaki Miller (日美混血儿，不识日文)等家人检出送交专家过目，得知其为“稀有的历史文献”已在裕仁去世之后。从这一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裕仁对“帝国政治”决非仅是“被动”的“牵连”。

我觉得《独白录》对了解裕仁在日本战时政治中的作用有特别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是裕仁的亲口自承，更主要还是裕仁的谈话时值国内外都有追究裕仁责任呼声的东京审判之前，和麦氏前信在同一时段，即使未必有意遮掩，至少不会为自己的责任平添嫌疑。

我在此特地指出谈话时间，实际更是因为觉得裕仁似有和美国、特别是麦氏立场心照不宣的默契。

因为裕仁谈话中多次提到，当年因为迫使田中义一内阁辞职引发流言，使他以后除了“二二六”和战争结束两次例外，遇事必待“辅弼者进言”，他也不对进言作相反的决定云云，几乎就是麦克阿瑟“对辅弼者进言机械应对”的复写。而在《独白录》末了天皇所说，如否决开战决定，“我周围的亲信将被杀，我的生命也不能保障”，和麦克阿瑟所谓天皇如果违逆大势将陷于险地也如出一口。

因此，对在那样一个背景下的谈话，天皇对自己的作用只有缩小的需要，没有夸大的理由；也因此，我们从这部《独白录》中能看到的裕仁的作用只是实际情况的下限，而不会放大。

记者：《独白录》对证明裕仁天皇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您能举几个书中的例子来具体地证明吗？

程兆奇：有关事例在《独白录》俯拾皆是，我们在这里仅摭取数例以为证明。

在“上海事件”（第一次淞沪战役）一节中，有关停战，天皇说：

“在上海能够将战斗地域控制在那样的程度，防止事件扩大，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三月停战，不是由于奉敕命令，而是我特别命令白川不要扩大事件。”

不是“奉敕命令”很有意思，意思是说不是依军令部门拟旨画押，这里可见天皇不仅不必等待”辅弼者进言”，不必“依法行事”，而且可以超越制度，事实上也超越了制度。

在“支那事变和三国同盟”一节中谈到第二次淞沪战役时向上海增兵。当时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为，对付苏联和“满洲国”安危才是日本的当务之急，所以反对在上海扩大战事，受到日军主战派的激烈反对，最后石原辞职，日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从此节中可以看到，增兵是裕仁促成的。

在“诺门坎事件”一节中裕仁说：

“因为诺门坎方面的苏满国境(正确的应是满蒙国境)不明确，所以双方都可以说对方非法入侵。当时我曾对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植田谦吉之误。山田是终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下达过严守满洲国境的命令，因此关东军和入侵的苏军交战是有理由的，同时，从日满共同防卫协定的立场上满洲国军参加战斗也是正当的。”

这也是裕仁下的命令。

在“阿部内阁之事”一节中，裕仁说，因以为风传的“军部大臣”(陆、海军大臣，但此处指陆军大臣)人选不适，因此“我命令阿部以梅津(美治郎)或侍从武官长畑(俊六)为陆相”。

在”米内内阁和军部”一节中，裕仁说：“为了抑制日德同盟，我任命米内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授米内大命的同时叫了畑，要他支持米内。”

在“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一节中，裕仁说开战后日本首次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是”我的主意”。

有些事天皇虽未取积极态度，但不是无权。在“三国同盟”一节中天皇说松冈洋右相信美国不会参战，他将信将疑地同意了日德同盟。日美开战前的组阁情况也相似。在”近卫的辞职和东条的组阁”一节中，天皇说陆军本来推荐近卫文麿为首相，但他觉得如此皇族就要负开战责任，因此他就未同意而任命东条英机组阁。

裕仁并非无权，只是不愿承担责任。裕仁在许多场合的消极态度其实都是基于此类的利害算计。在上节之后”开战的决定”一节中，裕仁对开战的疑虑主要也是能否获胜。

记者：人们习惯认为东条英机是战争中权力最大的日本首相，将东条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同等的“独裁者”。东条英机是否也要遵照天皇的命令行事呢？

程兆奇：东条确实权力很大，即使如此，他也只是君下之“相”。

裕仁在“东条内阁的内政”中说到，“我想谈谈东条内阁为什么倒台? 为什么不是我自己让他倒台？”，虽然接着的话脉仅谈了倒台的原因，而未及自设的后问，但裕仁确实有权“让他倒台”。裕仁在此节中谈到“我的心情无法通过东条传达至全体官员，也无法传达至国民”，但原因不是东条凌驾于自己之上，而是“东条兼职极多，极忙”。

在“东条其人”中，裕仁谈到一件“前所未有”的上奏要求取消天皇“裁可”之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4年，由于内部有异议，东条不再兼任参谋总长，东条曾向伏见宫咨询由后宫淳续任，伏见宫以为不妥。在东条向裕仁报告时，裕仁表示：

“元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更有分量的人选的建议? 东条退下后却错送来了后宫为参谋总长的上奏，我还是裁可了。东条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意思，所以不拘于我已裁可，旋又奏请取消有关参谋总长的上奏，推荐梅津。东条这样取消裁可的上奏不仅没有前例，也没有后例。”

此例最可见不仅天皇的明令，即使天皇的“意思”也有巨大的影响力。

小矶内阁后日军连连失败，陆海军矛盾日益尖锐，小矶被迫辞职，续任人选之一的铃木贯太郎本来不肯出任首相，经天皇出面始而接受。所以不仅是东条，当时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或者试图拂逆天皇的意志。

记者：也有人将裕仁天皇视为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他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战争结束起到关键作用，您是怎么看待天皇对于和平的作用的呢?

程兆奇：长期以来，强调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玉音”对战争结束的关键作用，在日本有着主导的影响力，不少日本人也喜欢把这一宣布说成“圣断”，以见裕仁的“热爱和平”。其实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正和裕仁心存侥幸的态度有关。

比如莱特岛之战前，裕仁希望给美国重击以创造“妥协的余地”。这种想法不仅是莱特岛之战前，伴随美军开始反攻日本”胜利”日益渺茫后裕仁一直有这种想法。如裕仁说：

“我以为自新几内亚的斯坦利山脉被突破后(十八年九月)，胜利已无望。所以我想能在哪里给予敌人以打击，以取得讲和的机会……”

在当时日本的战争狂热氛围中，不到一败涂地要放弃战争确实很难，但至少可以说裕仁在战争结束之前并未对”和平”作过有意义的尝试。

通过上引裕仁的自述，我想裕仁在战时的作用是否如麦克阿瑟所说，已没有见仁见智的余地，无须再置一词。由此，我们可以说裕仁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或者说如果东条等人确应对战争负责，那名列第一的责任人应是裕仁——至于东京审判的各种疑问及本身当否则是另外的问题。反之也可以说，如果裕仁可以免责，正如东京审判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所说：对东京审判判处有罪的其他甲级战犯至少有失公平。

（以上部分内容参考了程兆奇论文《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之一节，载《史林》，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