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5年：官员逐渐适应尖锐提问，会演变为走过场吗

“政府（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存在碎片化、部门化、处室化、个人化的问题，甚至是处长说了算。”

7月9日20时40分许，在武汉广播电视台香港演播厅的2015武汉电视问政“期中考”第四场现场，针对财政专项资金的审批问题，该台特约评论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红云在90秒内做了尖锐点评。

对面，接受问政的武汉市科技局局长吴志振稍早前已经做了解释。在稍后进行的现场观众打分中，市科技局的满意率为38.76%，位列参加本场电视问政的部门最后一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现场连续观看了四场电视问政，目睹了问政代表若干次集体打出哭脸牌，特约评论员和问政嘉宾尖锐而不留情面的提问，以及各方发言时背后LED上跳跃的倒计时数字——对武汉来说，这些都已是常态。

2015年是武汉电视问政的第5个年头，这套规则也已经被问政各方所适应。

“治庸问责”的关键手段

胡桂林，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武汉电视问政主策划。

在他看来，电视问政在武汉的诞生，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2010年12月，胡桂林制作了一期节目。节目显示，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烽火通信公司研发大楼审批，经过248道手续才办完所有证件，共计518个工作日。为了工作方便，企业被迫做了一个迷宫式的流程图。

“后来这期节目在所有的局级干部里面都放了，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震撼。”胡桂林回忆说。

2011年1月，原任武汉市长的阮成发改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3月，受武汉市委委托，新华社湖北分社为武汉做了《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研报告，暴露了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阮成发当时看后“彻夜难眠”。

接连不断的冲击，让武汉在2011年掀起了“治庸问责”风暴，而电视问政则成为“治庸问责”的关键手段。

武汉电视问政的主办单位，是武汉市治庸办和武汉广播电视台。市治庸办，全称为武汉市治庸问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它是武汉市治庸问责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主任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兼任。而武汉市治庸问责领导小组，则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兼任组长和副组长。

这套电视问政的规则从2011年沿用至今，未有全局性的调整。

从电视画面来看，台上左侧，是问政对象，接受问政的官员；台上右侧，前排是两到三位特约评论员，后排是问政嘉宾。观众席的中间，是负责给接受问政的部门投票的社会各界代表。电视问政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在武汉广播电视台一套20点播出。

这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格局。

“它是符合电视规律的。”胡桂林告诉澎湃新闻，国外的媒体非常看重电视问政，“他们问这个争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当然是真的，必须面对面的，毫不留情的。”

澎湃新闻获得的武汉电视问政直播设计方案显示，每场电视问政大致分为5个基本层次，即承诺、履诺、问诺、评诺、再诺。

其中，问诺是电视问政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问政短片等形式，曝光承诺整改存在的问题。再由社会各界代表——也叫“问政嘉宾”问政，问明原因和责任，并为解决问题集思广益。而评诺则有两个亮点：问政嘉宾通过举笑脸牌和哭脸牌评诺，台下嘉宾投票，进行满意度测评，并列入承诺单位的年终考核。

因此，整个节目的最后成了全场最受瞩目的环节，每个单位有20秒做最后陈述，接着台下嘉宾投票。现场直播将分数呈献给全市观众，这个过程让全场屏息静气。

碰撞与调整

主导最后投票的是150人组成的测评代表，其中包括武汉市党代表30人、武汉市人大代表30人、武汉市政协委员30人，武汉市四大班子的分管领导30人，新闻媒体人士15人，市民代表15人。

“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比如去年我们投教育，那么来自教育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就不能参加。”胡桂林对澎湃新闻说。

在2015武汉电视问政“期中考”中，一位武汉当体媒体记者参加了两场电视问政。

他表示，自己是代表老百姓来按这个键的，如果不是历史造成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自己将坚决按不满意。而一位连任了4年，以人大代表身份担任测评代表的先生则表示，工作马马虎虎是无法通过的，一定要按不满意。

测评代表打出的满意率，相对并不高。澎湃新闻记者观看的四场电视问政，每场只有两到四个部门的满意率超过60%。

相对于市民代表的选拔，特约评论员的选拔就更加费力，标准也更加苛严。

特约评论员在电视问政中的定位相当吃重，他们坐在问政一方的最前排，负责对某一类问题进行总结。这些特约评论员的遴选，由武汉广播电视台编委会初核，再报给市委宣传部，最后由市委主要领导决定。

主办方希望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有非常高的热情；要求他们对武汉比较了解；同时要做持平之论，不能偏激。除此之外，为了符合电视规律，特约评论员的表达能力必须非常强，观众缘也非常好。

在此之前，主办方对他们做了政审，像在有关部门挂了号的，就不能参加。而今年，节目组还希望推出一些新面孔。

电视问政主持人陈勇今年最欣赏的特约评论员，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玄毅。他是这一次电视问政才加入特约评论员团队的。2001年和2010年，他分别以队员和教练的身份，夺得国际大学生群英辩论会的亚军和冠军，现在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2015年，他还曾参加《奇葩说》节目。

2015年5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向电视问政主办方推荐了周玄毅作为特约评论员，之后电视台和他联系，其也正式走上电视问政嘉宾席。

周玄毅告诉澎湃新闻，他理解的电视问政，应该是有问有答且相得益彰的——提出问题的火力比较猛，并不是刁难，而恰恰是给被问政的官员一个解释的机会，甚至是一个“诉苦”的机会。比如有些群众意见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不是当面的质问并得到回答，你根本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困难，相关部门已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问政并不只是问责，更是一个沟通的平台，是能够帮助民众理解政府部门的，因此官员不应有抵触心态。”周玄毅说。

周玄毅的点评风格，一如他在微博上的犀利。7月6日第一场电视问政中，针对占道经营中小贩和城管勾结的问题，他点评说，“明规则”是占道经营因投诉被处理，而“潜规则”是“打发一下”。现在“潜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明规则”，这对政府的信用损害很大。我们不能只是查处典型事件，应该由点到面增强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信心。

周玄毅称，其这段发言，纯粹是现场有感而发。

坐在特约评论员身后的问政嘉宾，从2011年到2015年发生了很大变化。2011年，问政嘉宾都是问政短片的主人公以及电视台的记者。四年之后，变成了涵盖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新闻当事人、新闻媒体记者、市民代表、网络名人在内的40人团队。他们负责在短片播完之后进行问政。与台下的媒体代表不同，台上的媒体代表为中央媒体和省级党报媒体记者各1名。

“台上的没有一定之规，重点是我们当事人，一定要确保他来。”胡桂林对澎湃新闻说。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新浪微博上有18万多粉丝，因而他作为网络名人代表参加了电视问政。他告诉澎湃新闻，在这一届电视问政中，主持人不让问政嘉宾拿话筒，这就要求问政嘉宾尽量简明扼要。

这是尊重电视规律，让节目尽量紧凑的办法。胡桂林表示，尊重电视规律是提升电视问政可看性与传播率的关键。

另一项办法则是发言计时。2011年的第一届电视问政，每场的问政对象并不多，但他们往往习惯做长篇大论，使主持人被迫非常生硬，或者非常野蛮地打断他们。2012年开始，现场开始设立计时牌，规定问政对象每轮答辩不超过60秒，特约评论员的评述时间为90秒。

最开始的时候，接受问政的官员对计时和尖锐的提问极不适应，张口结舌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但4年之后，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电视问政主持人尹晨芳告诉澎湃新闻，问政对象并不担心提问的尖锐。

对此，也有网民质疑，武汉官员会不会已经把电视问政当成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而问政的效果却会越来越弱？

全市人民的“命题作文”

电视问政的幕后工作，远比观众看到的复杂，但其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规则中进行的。

2015年3月13日，武汉广播电视台公布了2015年武汉市政府关于10个突出问题的公开承诺。53位干部，基本上至少是各区和各局的一把手，其中包括12位副市级以上干部向社会承诺，对涉及自己管辖范围的问题坚决整改。

4月，武汉广播电视台开始向全市征集关于10个突出问题的新闻线索，连出租车的LCD上都有征集线索的飘字，总共收到了大约10万条新闻线索，胡桂林因此认为，“更准确说是全市人民的一个命题作文。”

胡桂林告诉澎湃新闻，每一场电视问政之前，电视台内部都要进行5次以上的模拟彩排。最开始在电视台的会议室里面，主持人、编导、策划参加，设计问题。

接下来就是把有些题目，有限度地透给问政嘉宾，包括媒体记者、网络名人，再在一起来斗，该怎么问更恰当，这都是比较初步的。胡桂林自己就经常扮演官员参加彩排。

电视问政编导陈海东表示，由于电视台的记者经常扮演问政对象，还由此衍伸出了一档以“换位思考，换位体验”为主旨的周播节目《假如我是》。

但胡桂林最看重的，还是电视问政建章立制的功能：从2011年到现在，电视问政总共推动了90多个新规则的建立。

武汉拥有166个湖泊。2012年到2014年，电视问政一直聚焦在湖泊污染和湖泊填埋的问题上。与电视问政的监督同步，武汉设立了“湖长”制度，较大湖泊的湖长由所在市辖区的区长担任。2014年更进一步，将湖泊分区，沿湖周边街（乡）的主任（乡长）是当然湖长。一个湖泊可以由多名干部担任湖长，湖泊出了问题，湖长就要接受问责，湖泊污染和填埋问题从此得到遏制。

“电视问政是一项非常好的增加政府与民众沟通的尝试。”周玄毅告诉澎湃新闻，“如果与其他日程不冲突的话，（接下来的电视问政）当然会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