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酪与蛆虫》：微观史里的“宇宙”

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是公认的微观史学典范之作，在它面世45年之后，中译版本终于推出，期盼多年，翘首以待。

在该书中，金茨堡试图重构一位16世纪弗留利磨坊主的思想和观念。这位磨坊主名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们习惯叫他“梅诺基奥”。梅诺基奥因为异见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这些审判的记录和档案留存了下来，令金茨堡感到惊讶的是，梅诺基奥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他在回答法庭的问题时竟然可以长篇大论，详细地解释自己的宇宙观。梅诺基奥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人的故事里是否隐藏了一些更加普遍的意义呢？

在梅诺基奥看来，世界诞生于混沌，也就是说，大地、空气、水和火，都混杂在一起，它们都是从这一片混沌之质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蛆虫在奶酪中出现，这些就相当于众天使。在这些天使之中，亦有上帝，祂也是从这片混沌之质中同时创生出来的。

《奶酪与蛆虫》的书名，由此而得。从这个宇宙观出发，梅诺基奥否定了上帝创世说，认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的事迹是荒谬的，他还认为马利亚不是童贞女，耶稣是圣约瑟和马利亚所生。在被审判的过程里，梅诺基奥说自己的看法来自于读过的一些书籍，他列举了书目，并且解释了他是怎么理解书中的记载的。这些书籍包括《圣经辅读》、《圣母马利亚荣光经》、《约翰·曼德维尔骑士》等十余本，数量不多，但是，对于梅诺基奥这样一位阶层低微、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16世纪的自学者而言，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了。

梅诺基奥的“宇宙”撕开了一个口子，它通向了16世纪的阅读世界。金茨堡的研究关注读者的角色、阅读的普及、印刷品与民间口头文化的结合等问题。尽管这些书籍可能存在个人偏好和选择，但它们流行的本身就很能说明一些事实。例如《曼德维尔游记》对远方国度的虚构和描述，让梅诺基奥经受了强烈的思想撞击，他的精神宇宙急剧扩张了。金茨堡把蒙田的阅读经历与梅诺基奥加以对比，呈现了两位不同身份的阅读者的共同点。

《曼德维尔游记》书中的插图

梅诺基奥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位磨坊主。也就是说，小有资产，能搞到书，但他是一位孤独的阅读者，只能靠自己的苦思冥想去理解书中的阐述，去重构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些理解与认识必然会产生许多的误读，未必就是书籍的原意，而是在有所歪曲的基础上的一套自我发酵，各种混杂的想法构成了梅诺基奥的认识论，他持续不断地在各种书中寻找他认为足以支撑他的看法的论据，这些论据当然有很多是不成立的。

论据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梅诺基奥那里落足扎根的方式和过程。阅读打开了一个人封闭的视野，但是，盲目的阅读可能藏着一些未知的危险。而人类对于知识的渴求，在最初总是盲目的。梅诺基奥的“奶酪与蛆虫”的讲法是无稽的，但这种无稽的讲法里面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17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将证明这种观点具有的正确性，尽管这种正确在梅诺基奥那里只能算是蒙昧的萌芽。阅读的自发热情，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梅诺基奥的普通与特殊，让他成为了传统的与口头的民间文化的代言人。梅诺基奥的思想里掺杂了许多民间文化的元素，正如本书英文版前言所说的，梅诺基奥的手中无意识地掌握着一张阅读的滤网，他的过滤方式预示了一种口头文化的存在，这种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化遗产不仅是梅诺基奥本人的，也属于16世纪的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梅诺基奥也有追随者，在他被告发之前，村民们并没有认为梅诺基奥是异常的。梅诺基奥之所以能引起周围人群的共鸣，是因为在他们的位置上，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他们都因为教会对土地的霸占和对村民的压迫而感到不平，而梅诺基奥代表他们表达了出来。

卡洛·金茨堡

这是《奶酪与蛆虫》极其明晰的洞察。从处女作《夜间的战斗》（1966年）开始，金茨堡就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并不局限于复原某个人的故事，而是深度阐释了隐匿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的观念世界。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说，这部作品集中讨论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下等阶级”中一个成员的世界观。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说：“正是在这种缩微的层面上，也只有在此规模上，我们才会不受缩小版的决定论的影响，一方面理解信念体系、价值体系与表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理解社会从属关系。”金茨堡的研究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发人深省的。

《奶酪与蛆虫》首次出版（1976年）时，“微观历史”这一术语尚未进入历史学的行话之中。在20世纪中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金茨堡的研究除了反对趋向结构和计量的年鉴学派对个人存在的忽视，也是面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史学与权力史学的分庭抗礼。小历史的兴起，颠覆了政治和史学方面的等级制度，它所凭借的东西根植于遥远的过去，根植于日常的个人生活，却深深地影响了当下的世界。

《奶酪与蛆虫》

从历史学的方法论角度，《奶酪与蛆虫》也是有意义的。金茨堡挖掘了梅诺基奥的微观维度和更大语境之间的关系，并且构建了叙事过程的逻辑很强的步步深入的组织推论。这种方法后来就演化成为了微观史研究领域一个几乎人人皆备的法则，历史学家们习惯以具体的个人或者区域发展的经历出发，走向更加广阔的、甚至是全球化的联系。

但是，“微观史”这个词，其实在落地之时就表明了，它包含了规模缩小的隐患及其在认识扩张上的力有不逮。微观史学作品大量涌现，有时难免形式雷同，此外，就是写作受到的条件限制。比如，阿兰·科尔班的代表作《大地的钟声》，勾勒了以钟声为中心的法国乡村的“声音景观”以及随之显现的教会力量与地方世俗之间的博弈，但他后期的《树荫的温柔》、《青草图书馆》、《沉默史》等作品，似乎只有搜罗材料之功，走上了不断自我重复的路子。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所用的材料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并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互鉴见，史料的先天不足只能靠文学化的笔法和想象来填充，这是被人诟病的。最明显的，是王笛写成都的系列作品。王笛早期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很好地体现了微观史研究的长处，但他后来被囿限在“显微镜”所固守的书桌之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都的资料枯竭和反复使用，是王笛的困窘。《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它基本上就是围绕沈宝媛论文进行的有限发散，有人认为这部作品主次颠倒，应该是沈宝媛的学士论文再版，王笛作评注及附录才对，也有人略显刻薄地说，《袍哥》就是“注水版”长论文。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是微观史最大的优点。然而，碎片化、受困在小格局或者有限的材料空间里，是微观史学家经常遇到的尴尬境况。金茨堡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微观史的定位，他更多地认为自己在做的是新文化史方向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茨堡更是有意脱离微观史路径，转向了宏观视域的比较研究（比如《女巫与萨满》），金茨堡还一直保持对彼得·伯克式的“图像证史”的兴趣，他在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金茨堡是一位意识敏锐、胸有宇宙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