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古典学风波（下）：古典学改革的必然与古典世界语言

近期中文互联网上一则声称普林斯顿大学改革将古典语言取消专修以抵制殖民历史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消息引起了巨大争议，在笔者查阅了信息原文后发现，中间存在一定的信息扭曲和误解。本文希望在对这些信息加以澄清之际，借此契机来讨论古典学学科本身的一些问题，取消语言究竟会对古典学造成多大影响、古典学究竟要讨论什么、究竟什么才是古典学，是否会如奈维乌斯的墓志铭所写的一样，“在他去往冥间之后，罗马将会忘记如何说拉丁文（Itaque,postquam est Orchi traditus thesauro/Obliti sunt Romae loquier lingua Latina）”。

本文原题为：《古典学还是语文学：历史脉络中的学科演进是如何出现的？》，“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分上、下两篇刊出。

四、“古典”的考察和古典学的推进

基于这样的反思，古典学的再塑造也必然会发生。古典学本身就诞生于历史科学对于语文学的反思之中，对于古典概念和问题框架既有以上的个案，也有波特（2005）编辑的论文集、惠特玛什（Tim Whitmarsh，2013）对“我们认知中的古典希腊形象是否本身就是来自希腊化时期和帝国时期作家的改造”也进行了讨论。托伦（John Tholen）的新作《Producing Ovid's 'Metamorphoses'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 Paratexts, Publishers, Editors, Readers》则讨论了近代早期中西北沿海低地诸国的印刷出版商人制作的不同版本的《变形记》。这些古代文本的制作和再版中，既包含了对批评的回应，也有引导读者阅读的内容，这说明古代文本本身就包含着当下时代对于古典意识的塑造。

如同上文指出哈克尼对《伊利亚特》的研究一样，惠特玛什则认为我们当下意识所指向的那个古典希腊，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后世作者对于古典希腊想象的再造。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并非要用一种相对视角来看待“古典”，而是古典学的发展决定了它会在抛弃了无法成为历史时代概念的“古典”框架之后，进行更细致的考察。这中间包括了对原始文本中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也源自普林斯顿大学在回应中所认为的“古典学的优势应当是跨学科的领域”（We see it as a strength that Class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ncludes）。

几十年来，有多场会议都对古典文本内部的思想进行了探索，例如CBR（Collegium Beatus Rhenanus）于1999年9月16到18日学术研讨会文集《L'invention des grands hommes de la Rome antique》就围绕古罗马传记对历史的建构和塑造发表了数篇论文。比希勒（Reinhold Bichler）则在2003年的论文就“特洛伊战争的年代是古希腊历史的一个问题”（Die Datierung des Troianischen Krieges als Problem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e）延续了讨论，从荷马到克莱曼特对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差异，指出了特洛伊神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同质的时间，古代作家的记载包含着“对于过去有意识的构建”。基于这个想法，比希勒在2011年的论文“克特西亚斯与希罗多德的玩乐”（Ktesias spielt mit Herodot）中讨论了泰阿西斯书写《波斯志》中对东方形象的文化想象。这个讨论也得到了另一位学者维瑟霍夫（Josef Wiesehöfer）的支持，瑟霍费尔在论文“克特西亚斯与阿契美尼德宫廷”（Ktesias und der achaimenidische Hof）中也认为克特西亚斯对波斯的描写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这样的观点也揭示了古典学内部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想象。

古典学发展至今，已经完全不可能忽略近东，以及与更边缘地区的交流。不断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视角，要求学者必须让研究从古希腊和罗马的既定框架中脱离出来。所以，无论是伯克利更改学科名字还是普林斯顿提供更广的学习范围，都是学科正向发展对话的结果。范-维伊里克（Hendrikus A.M. van Wijlick）在2020年末的作品《Rome and the Near Eastern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44-31 BC: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Civil War》中指出，在内战时期，罗马与近东国家的关系并没有被影响，这些对外的双边关系在一个外交体系内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而安息帝国对引导罗马和近东国家之间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这样的考察应当追溯到柏克特（Walter Burkert）1984年发表的作品《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他认为希腊文化的形成就是经历东方化的时代（feststellung einer orientalisierenden Phase in der Entwicklung der archaischen griechischen Kunst）。“东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博德曼（John Boardman）在作品《Al Mina and History》中提出的，而“东方化”（0rientalizing）则是来自默里（Oswyn Murray）1980年的作品《Early Greece》第六章“The Orientalizing Period”，但柏克特对概念的完善和体系化对后世学者有着更大影响。

例如贝尔纳（martin Bernal）在1996年撰写的书评对其高度赞扬，其大名鼎鼎的作品《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也算是对于这个讨论的承接和回应。虽然韦斯特（M. L. West）在作品《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第六十页明确指出：近东对希腊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但该时期的学者依然以希腊为轴心考察东方对于希腊的影响和塑造，这样的视角随着第四节提到对于古典概念的考察有所转变，塔莱（Gaëlle Tallet）今年由博论改写的作品《La splendeur des dieux:quatre études iconographiques sur l'hellénisme égyptien》进行了重新考察，以出现在鳄鱼神额头上的太阳神太阳光为切入点讨论多神教体系的塑造，认为本土神职人员和雕塑艺术家通过制造图像在保护古老传统的同时依然能够发展特有的埃及希腊主义。萨巴（Sara Saba）在作品《Isopoliteia in Hellenistic Times》中研究了公元前四世纪到一世纪“ἰσοπολιτεία”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外交性，指出希腊化世界的不同区域都以不同方式使用了ἰσοπολιτεία，以建立起新的关系来协调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德利格特（Luuk de Ligt）在主编作品《Regional Urban Systems in the Roman World, 150 BCE-250 CE》中集合十五篇论文横向考察大型地理区域中不同等级城市内的互动，通过碑铭学和钱币学讨论在北非、西西里、小亚细亚的城市考古和预选遗址，解释不同文化区域对于整体地理环境的组成和经济连通性；布拉图（Cristian Bratu）的作品《'Je, auteur de ce livre': l'affirmation de soi chez les historiens, de l'antiqui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考察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古希腊作家在历时性脉络德自我推销策略，强调作者形象本身就有来自作者的刻意塑造。

这些近三年的著作代表了古典学的最新进展，古典学的框架已经被大大拓宽，对于多视角的考察以及成为当代古典学训练的必要环节。去年米勒（Kassandra J. Miller）的论文集《Down to the Hour: Short Tim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Near East》指出“计时”（Clock time）并非一个现代概念，在古代地中海和近东世界中有着对于时间的计量方式和工具，勾勒古代时间计量观念相互影响的思想脉络后，也阐释了个人在规整（structured）自身时间时的影响因素；戴维斯（Sarah Davies）2019年的作品《Rome,Global Dream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 Empire》从公元前三世纪发展出来的国际社会，讨论了其对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认为一个单一普遍的国际视野让罗马逐渐发展出了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后世史学将罗马放置在周期性的大国兴衰规律中，本身也带有一定的后世塑造。

古典的概念可能比目前所展示出来的要精彩的多，例如哈特曼（Cornelia Hartmann）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Löwenbild und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Fallstudien zur Semantik des Löwenbildes”就跳出了地域框架，从物质流动和图像学讨论古代世界；诺尔福（Fabio Nolfo）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The long “afterlife” of the poet from Sulmona: Ovidian female typologies in the poetry of Ausonius, Claudian and Venantius Fortunatus”以古代晚期讨论奥维德在当时不同流派诗歌文学创作中的影响，以女性形象切入跟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接触，揭示它们如何共存；泰勒（James Calvin Taylor）去年的博论“Plumbing the Depths: Geological Processes, Deep Time, and the Shaping of Landscape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讨论了古希腊世界中对于地层的研究如何塑造和冲击历史时间观，以及地质形成过程对于人类历史和时间景观的影响多么巨大。这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都展示了极其丰富的古典概念，并非只有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才是古典学，也并非只有古希腊和罗马才是古典学，古典学可以承载的比想象的多的多。

斯基里泽兹编年史中拜占庭骑兵与阿拉伯骑兵的战斗插画

五、古典时代的“古典”和“古典”观念的影响

在启蒙时期，诸如伽特赫尔和施洛茨尔这样的学者在书写历史时，一定会把《圣经》或者《荷马史诗》作为参考史料引用，这在历史语境中并非是错误的，因为历史语境中对于文献的理解不同造成了方法论的差异。这需要以一种史学史的视角来回顾作品的整体脉络。那葭（Carla Nappi,2009）的作品《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Natural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a》揭示了李时珍在书写《本草纲目》中很多看似荒谬的药材和记载，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药学逻辑和社会文化；梅特卡夫（Christopher Metcalf,2015）的作品《The Gods Rich in Praise: Early Greek and Mesopotamian Religious Poetry》回到早期希腊文本中，回应了第四节关于东方化的观念，通过对比指出早期希腊的诗歌并不依赖古代近东。虽然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深刻交流，但希腊作品依然有着自己的独特发展力；西洛尼（Francesca Schironi,2018）的作品《The Best of the Grammarians: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on the Iliad》认为，阿里斯塔克斯在研究荷马时，通过自身的观念重塑了整个文本，利用评注和各种片段让文本在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被重新解读。

这些不同问题，甚至不同领域的研究都说明对于既往的考察需要有既往的视角。这涉及到了古典概念中文本的历史性。像是回到古希腊后，我们会发现诗人必须承担起记叙、赞美跟劝诫的职责，例如品达在“皮提亚颂歌 第一首”（Pythian 1）赞美了希耶罗（νώμα δικαίῳ πηδαλίῳ στρατόν: ἀψευδεῖ δὲ πρὸς ἄκμονι χάλκευε γλῶσσαν）；巴库利德斯在“颂歌 第三首”（Ode 3）夸耀了希耶罗的宽容慷慨（οὔτι[ς,ὦ μεγαίνητε Ἱέρων, θελήσει φάμ]εν σέο πλείονα χρυσὸν Λοξί]ᾳ πέμψαι βροτῶν），那么诗人自然也会承载史书书写的责任。

例如我们会发现，在希波战争时，普律尼科司创作了《The Capture of Miletus》、卡戎创作了《Persian》，这些作品都对后世记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若是我们将其称作“伪史”或者“虚假记载”，那就犯了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的错误。对于古希腊作家来说，一些内容的记述比表现出来的复杂得多，既有当时文风的影响，例如伊索克拉底的《Evagoras》就沿袭了赞美诗的文风（ἐχρῆν μὲν οὖν καὶ τοὺς ἄλλους ἐπαινεῖν τοὺς ἐφ᾽ αὑτῶν ἄνδρας ἀγαθοὺς γεγενημένους）；也有对于文本的传承，例如高尔基亚在回应既往对海伦的文本中就认为海伦的出逃是受爱欲驱使的被动行为，只能算是不幸（οὐχ ὡς ἁμάρτημα μεμπτέον ἀλλ᾽ὡς ἀτύχημα νομιστέον），而希罗多德则在《Histories》认为这和海伦无关，而是神的惩罚，以惩罚帕里斯违背待客礼仪的不义之举（ξε νίων τυχὼν ἔργον ἀνοσιώτατον ἐργάσαο）。我们发现古典文本的生成比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这些文本内部并不单纯是记叙，还包括了作者对于问题的回应和心血。

这些古典文本在被我们称之为古典的时期中同样会遭受批评，但当时的批评争论更多侧重于史书书写，例如琉善在《Philopsuedes sive incredulus》中认为包括荷马在内的名人都用书写欺骗读者，这些虚假的作品还代代相传，包括希罗多德都是一样的骗子，所以把克特西亚斯跟荷马等诗人一齐讨论（τὸν Ἡρόδοτον καὶ Κτησίαν τὸν Κνίδιον καὶ πρὸ τούτων τοὺς ποιητὰς καὶ τὸν Ὅμηρον αὐτόν）。诸如波利比乌斯在《Histories》中严厉批评了这种掺杂大量戏剧化描写的作品（καθάπερ οἱ τραγῳδιογράφοι,τῶν δὲ πραχθέντων καὶ ῥηθέντων κατ’ἀλήθειαν αὐτῶν μνημονεύειν πάμπαν,κἂν πάνυ μέτρια τυγχάνωσιν ὄντα），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世界，历史作品还要增加作品可读性，以激发读者热情（ἡδονῆς ἐν τῷ φράσαι,αὐτοῦ δὲ τοῦ γράφειν μόνον ἐπεμελήθησαν），所以也不能仅仅关心记叙。

这样的文本足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启发，古典文本自身就处在一个史学史的语境之中，这种让文本回归语境的研究，对古典学来说是一次祛魅。面对特定时间和语境中形成的文本，后世学者如何在大量吞吐中梳理出一条线索和路径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例如托马斯（Rosalind Thomas）的作品《Herodotus in Context: 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考察了希罗多德所处时代的文本，指出他并非如同纳吉（Gregory Nagy,1987；1999）宣称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对于古风的传承关系，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对所处时代问题进行了共性回应。希罗多德和同时代学者一样进行思考、使用兴起的视角跟方法，这种对于历史语境的考察推动了许多研究。艾伊克（P.J. van der Eijk）的文集《Hippocrates in Context: Papers Rea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Hippocrates Colloquium》就是对希波克拉底的考察、芬格拉斯（P. J. Finglass）主编的论文集《Stesichorus: The Poems》就是对斯特西克鲁斯的考察，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所谓的“古代社会”，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古典，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西塞罗，他们都会使用当时历史语境中最先进的方法和视角进行研究，因此抛弃一个“古典”的框架本身就是对一种古典想象的否定。

吕厚量曾经讲述过一件轶事，哈佛大学在十九世纪筹建古典学系的时候执意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改为“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加上定冠词的意思是对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成就表示骄傲和认可。在当时的学者看来，除了古希腊和罗马之外的地区不一定是落后的，但难以称得上是经典的。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此事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从十九世纪的著作中看出这样的划分和对于非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刻板印象。

例如罗斯金（John Ruskin）在1853年的作品《The Stones of Venice》第六章“ The nature of gothic”中将地中海描述为一个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区域，这样的观念和划分正是“地中海主义”（ Mediterraneanism）。地中海主义将希腊和罗马视作一个纯净的理想社会，而其他地区则是与“接受了古典遗产的西欧”相对的区域，这个区域时而野蛮，时而割裂。这样的观念必须追溯到古希腊史学的书写脉络中进行考察。如同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在论文“普世史的溯源”（The Origins of Universal History）中指出，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史家的注意力都放置在军事和政治上。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在作品《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第十一页指出，古希腊时期将地中海视作一条大河，但随着帝国建立，“居住世界”（ οἰκουμένη）跟“我们的海”（ mare nostrum）等概念逐渐重叠，最终形成一种帝国的普世宇宙观。诸如波利比乌斯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追溯古老历史来为地中海世界找到一个可以被整合的根源，这样的考察使得历时性的溯源与地理空间的意识形态重合。

而在斯特拉波看来，如果对任何问题进行调查是哲学家的正职，那么地理学会获得很高的资格，诸如荷马、德谟克利特、波利比乌斯这些处理过地理问题的学者都是哲学家，了解这些知识的个人都具有幸福和良好的生活状态（τὸν φροντίζοντα τῆς περὶ τὸν βίον τέχνης καὶ εὐδαιμονίας），所以作为帝国地理的概念自然而然承担起了意识形态扩张的义务。在六世纪末的学者依西多禄编写的百科全书《Etymologiae》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成型的地中海地理政治观（Iste est et Mediterraneus,quia per mediam terram usque ad orientem perfunditur, Europam et Africam Asiamque disterminans），这样海洋观念的整合作为生活状态被纳入进宇宙观中，并不单纯体现于地图学上，而是以更细微的方式在生活中运作。

例如马修斯（Karen Rose Mathews，2018）在著作《Conflict, Commerce, and an Aesthetic of Appropriation in the Italian Maritime Cities, 1000-1150》考察了十一至十二世纪意大利海上城市如何对“过去”和“外国”文化进行挪用来塑造新的地中海居民身份，对地中海世界如何在超越人为建构概念后进行研究。威库（Myrto Veikou，2012）、科恩-哈内格比（Naama Cohen-Hanegbi，2017）等学者都从文本中的空间历史性跟晚期医学和医生的社会角色来尝试进行一些新的探索。这样的进展，意味着对于思想的演变需要从更细致的地方进行思考，关于在抛弃“古典”框架后后世学者是如何理解和继承地中海观念的，我们可以从下一段的一些文本中窥探地中海史观在被整合为一种世界意识后，又如何变成一个区域性主义。

希波克拉底在作品《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中描述道：亚洲人和欧洲人相比温和懦弱是因为气候不冷不热（οὐ μεγάλας τὰς μεταβολὰς ποιεύμεναι,οὔτε ἐπὶ τὸ θερμὸν, οὔτε ἐπὶ τὸ ψυχρὸν,ἀλλὰ παραπλησίως）所以缺乏对精神的冲击，身体也没有激烈变化。这种将人体和性格归纳进自然环境，进而演变为一种世界观的论点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探险家沙尔丹在1686年的游记《Journal du Voyage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 aux Indes Orientales》第一卷第一百一十二页认为，科尔基斯地区在夏天土地的湿气被太阳加热至蒸发导致空气被污染，对外国人来说这种空气难以忍受（Cet air eft infupportable aux Etrangers），所以身体会慢慢变得瘦弱最后生病。在第二卷中则认为炎热天气使得身心疲惫，也正因如此亚洲人的智识被限制，以至于只能重复古典文本而无法发展工业；孟德斯鸠也有类似的观念，他在《Lettres Persannes》第三十三封信中认为灵魂是被身体主宰（L'âme, unie avec le corps, en est sans cesse tyrannisée），所以生理会对精神有决定性影响。而孟德斯鸠在《Voyages de Montesquieu》二百一十九页认为，当时那不勒斯荒凉的原因是在罗马崩溃后，当地人的奢侈心造成了房屋移动的困难，久而久之欠缺耕作的土地就产生了坏空气，也就阻碍了人口增长，当下地区也因此败落。苏格兰医生阿尔巴斯诺在1733年的著作《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中认为，空气会对人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塑造效果。正是因为在不同国家的人身处在不同空气之中，人类才会产生差异。例如北方地区空气炎热所以人们焦虑不安，热带地区过于炎热所以人懒散。

引用希波克拉底说欧洲人勇敢的原因，是因为气候多样性和寒冷（Hippocrates tells us, that the Europeans owe their Courage to the Variety and Coldnefs of their Climate）。在十七十八世纪，大量的学者都会进行“大陆游学”（ the Grand Tour），而在旅途中将所见景色和地理环境纳入一套运行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则是延续古典世界的传统。我们可以从在游记本身记载的引用中发现这一点，这说明古典传统在启蒙时期的自然知识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依然可以作为地理世界观的文化划分界限或者自然科学方法论来使用。

卢克莱修在《De Rerum Natura》中分析雅典黑死病时，也认为埃及内陆深处的空气翻腾过平原后涌向潘迪昂的子民（aeëra permensus multum camposque natantis, incubuit tandem populo Pandionis omni. inde catervatim morbo mortique dabantur），这和上文中孟德斯鸠跟阿尔巴斯诺等人的观点如出一辙。当时的皇家科学院院士阿斯楚克在一本叫《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的研究集中也认为是毒空气（les émanations pestilentielles）的粒子（les particules imperceptibles）感染人体使其生病，并且还在第十八页引用了老普林尼在《Naturalis Historia》中认为黑死病并非欧洲的疾病，而是来自南方和地中海东部的疾病这个观点（Qua in re observatum,a meridianis partibus ad occafum Solis pestilentiam semper ire）来进行佐证。同时，在孟德斯鸠的Spicilège.518号笔记（一份撰写书前的必读书单）也能发现老普林尼、卢克莱修和托勒密等学者都是必读的，在其作品中也确实能发现很多可以对应的观念。而地中海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时期的地理观建立的，例如地理学家费舍尔1906年的著作《Mittelmeerbilder》在五十三页认为地理特征决定了阿尔巴尼亚人没有体现出民族独特性和团结的意识，但是希腊人会一次又一次崛起（immer wieder emporrangen），这也说明了地中海沿岸的国家软弱落后，需要德国的帮助。

对于古典文化和现代地理世界划分确实具有大量的刻板印象和东方想象。这在古典学内部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认识，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民族精神和身份成为了承载语言功能的使命，历史领域中语言系统的探讨文本让语言具有了自身的历史，阅读历史也就是阅读以现代民族语言为中介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开启也就代表时间次序开启（L'ordre du temps commence）。

萨义德在福柯的基础上对于十九世纪兴起东方主义形象的讨论，也启发了桑西奇-魏登伯格(Heleen W.A.M. Sancisi-Weerdenburg)，她在1987年的文章“帝国的颓废或本源的颓废？从本源到综合.克特西亚斯”（Decadence in the empire or decadence in the sources？From source to synthesis.Ctesias）中对古典学研究中古希腊文本的东方主义进行了批评。因此，普林斯顿古典学系所说的古典学者常把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视作模范（splendid isolation）确实是一个学界早有的共识，并且学界很早开始就对此进行批判。

而在考察十七世纪以来地理学或者艺术史领域的记载，再到十九世纪各大高校古典学系建立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希腊和罗马文化以及被工具化（ the cultures of Greece and Rome have been instrumentalized）”也所言非虚。这样的趋势要求古典学者必须进入古代世界共时性脉络中讨论问题。近几年的不少学术会议都要求跨时间、跨学科地进行欧亚/亚非的文明交流研究，例如芝加哥大学2019年的工作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学文化：中国及他者”（ Literary Culture Across Eurasia:China and Beyond）第二部分就叫“全球中国，全球希腊”（ Global China，Global Greece），这便是近些年在古典学领域兴起的“跨区域运动”（trans-regional movements）。

去年张颖主持的杨邵允和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之间的对谈，就代表了中国史学者和拜占庭史学者之间的对话，张颖主要考察十四到十八世纪女性史和文人政治问题，她去年的新作《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Creative Subjects》考察的是明代官员入狱后如何利用诗歌对理解周遭环境，将监狱视作一个创造性环境考察囚禁者在早期现代宗教、诗歌、音乐等多个领域的主体创造性；杨邵允19年的作品《The Way of the Barbarians：Redrawing Ethnic Boundaries in Tang and Song China》则认为公元800到1127年之间文人话语和道学的兴起颠覆了仪式实践对中国身份的中心地位，对于蛮夷的重新诠释并非是政治变革的直接产物，而是新知识体系对蛮夷划分的流动和对国家历史连续性的思考造就了观念转型；卡尔德里斯19年的著作《Romanland:Ethnicity and Empire in Byzantium》指出从未有一个称呼自己为“拜占庭”的皇帝，我们所称呼的“拜占庭帝国”是在十九世纪被剥夺了特性的再造概念，而对于领土扩张一直是由一个被叫做“罗马尼亚”的多元民族国家所完成的，东罗马帝国并非是一个天下主义的帝国，而是具有明确民族界限和蛮夷之分的民族国家。这看似三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学者在对谈中讨论当时社会如何看待蛮夷划分，以及当他们使用正统民族这种修辞时该如何识别这些群体。这样的讨论并不少见，通过第二段的考察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于希腊文的学习还是古代文本的学习都是基于新的问题出现和学科的必然发展，那么同样，在学科方向内部出现新的问题，有更多领域可以进行交流的情况下，学科自然而然会再次以问题为核心导向，这也正是古典学最初的初心。

奥斯陆大学收藏的一份莎草纸

六、古典学改革的必然和古典世界的语言

从古希腊文本的语境考察到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古典学的独立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古典和古典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同样处于史学史之中，同样会和当时的时代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那么在史学发展的今天，与非古希腊和罗马地区的共时考察自然也会被吸纳进这个正在不断向前的学术脉络之中。

对于古典语言和文本的考察也已经不局限于一种语文学范式之中，巴特罗（Guiseppina Di Bartolo）2020年的作品《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Syntax dokumentarischer Papyri der römischen Zeit》基于公元一至四世纪希腊化埃及的莎草纸上古希腊语记载，考察了文本段落中语法的改进和句法的特殊现象，揭示了传播过程中对于语言的改变以及对于当下希腊语的影响。贝德纳雷克（Bartłomiej Bednarek）2021年5月的新作《The Myth of Lycurgus in Aeschylus, Naevius, and beyond》研究来古格士在叙利亚人和弗里吉人等民族中承担神职，他那“被塑造出来的神话”被用作狄俄尼索斯秘仪跟俄耳甫斯教秘仪的开启标志，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则是塑造这个神话的最重要文本。

这些研究对应了第二节古典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的问题导向、第三节古典学作为学科的方法论和本身作为语文学的分化学科出现，以及第四节古典学对古典的反思和学科发展的进展，也可以看做是古典学从兴起到建立再到进展的阶段。顺着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总结出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改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

1.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古典”概念本身的反思；

2.  作为一门建立在历史科学之上的学科会要求对研究本身祛魅；

3.  基于问题导向，面对诸如近东研究等学科的发展新成果必须进行充足的对话。

基于这三点，我们发现普林斯顿大学的改革是来自学科内部的进展和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学术自觉，不管是伯克利将古典学系改为希腊罗马研究用以缩小范围，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取消语言强制学习以拆掉门槛跟扩充古典范围，都是基于这三点的不同路径，这也恰好证明了古典学作为一门跨领域学科的拥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性。

七、最后关于语言问题的一些个人想法

对于最有争议的语言问题，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政策确实会造成不少本科生不学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也确实有一定可能会出现不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年轻学者，但学术研究本身的潜性需求只会培养出掌握更多语言能力的学者。正如普林斯顿所回应的，对于无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来说强行逼迫其学习反而更痛苦，不如拆掉门槛让真正希望学习的人进来，这反而是一种学术训练的“世俗化”，去掉了神圣的语言外衣。况且对于古典语言其实比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要丰富得多，格林纳达（Emily Greenwood）在十几年前的作品《Afro-Greeks: Dialogues Between Anglophone 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就讨论如何把古典学和亚非研究相结合，佩恩（Richard E. Payne）的著作《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Zoroastrians,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运用语文学方法和视角研究一直被忽视的萨珊波斯，指出以往古典学研究都重视罗马的拉丁/希腊文语境中的叙利亚语文本，但其实更多文本是在波斯书写的，这需要学者掌握波斯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和古叙利亚文，还有林丽娟的新书《Die Helfer der Vernunft:Scham und verwandte Emotionen bei Platon》中使用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和亚美尼亚文重新审视柏拉图。

我们可以看一个学术实例：在新疆尼雅遗址中曾经发现过一片编号HTB000405的佉卢文木牍，其中正面第四行“huta taṃ kalaṃmi s̲e caṃpira bharya paṃcapriyae dura oḍita ede bharya-”（时候，詹毗罗放走妻子五爱，丈夫），第九和第十行“sarajitaṃti caṃpira uthita ima paṃapriyae dura oḍita yo/tatra jaṃñatriyaṃmi nikastaǵa taha sarva dura oḍita priti [sne-”（ 协议:詹毗罗启奏，放女子五爱走。婚姻中被送出者，如此一切也已见放。据此良好），可见这是一封放妻书，其中提到了既然詹毗罗把五爱放走（也就是主动离婚），那么一切都归五爱。这样的规定在古印度文本《Artha-śāstra》3.3.15中也有记载，其中规定双方不同意哪怕厌弃了也不准离婚（amokṣyā bhartur akāmasya dviṣatī bhāryā,bhāryāyāś ca bhartā），如果男方要离就要把所取得的一切交给女方（strī.viprakārād vā puruṣaś cen mokṣam icched yathā.gṛhītam asyai dadyāt）；同样，萨珊波斯的Passox 7.5号巴列维语文献也记载男方在女方无过错前提下要离婚是不合法的（enyā mard apādixšāīhā zan ī xwēš abēhamdādestānīh ī ziyānag az zanīh hištan nē pādixšā）；粟特语Nov3-4号慕格山文书也记载相同法律，同时还有一句“rty ZNH n'm'k wyspy n'βy prm'n ZY šw'm'k”（此文书全境有效），跟这封佉卢文文书背面第九至十句的“sarva deśaṃmi pramāna“（此文书）全境有效”一模一样。其中对此的一种解读是在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带来了较为完整的一套司法体系，因为就《Select Papyri.vol 1:Non-literary Papyri.Private Affairs》所记载的古希腊也有类似的“αθη δέ ομολογιά ητε κυριά εότω πανταχη όυ, αν επιφε ρηται”（该协议在所作全处生效）。

同时一份公元前十三年编号BGU113号的离婚文书页规定自己要离婚后不得索要嫁妆不得起诉同居，这样相同的规定提醒了我们，对于古希腊，或者说整个古代世界都有着极强的流动性，所谓古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活跃，这也对学习者的文献和语言能力有了更高要求。况且对于将语言神圣化的人来说，学习语言会成为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例如西塞罗会在《De officiis》中吐槽不懂希腊文的人都是粗人（ut non modo Graecarum litterarum rude）；维吉尔会在《Aeneis》深情赞美古希腊人造雕塑栩栩如生技艺高超（excudent alii spirantia mollius aera, vivos ducent de marmore vultus）；保萨尼亚斯则会在《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中赞美古希腊诸位名人多么威武多么有才（καὶ ἤδη τὸ μετὰ τοῦτο ἐς ἀνδρῶν ἀγαθῶν φορὰν ἔληξεν ἡ Ἑλλάς…）；若是追捧色诺芬他们学习了诗歌，结果却发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诗歌赞美诗令人厌烦会妨碍真正的思考（μουσικὴν γυμναστικῇ θρεπτέοι οἱ νεανίαι）。若是一味追求古典则不存在一个古典，因为古典无法成为描述时代特性的术语，也不需要和某种语言绑定，只需要回归问题本身来考察脉络和文本进行研究即可。

我们当然不能断言，不强制要求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不是一件好事，但起码从学科发展来说，这是正常的调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在使用基础信息检索就可以得知原信息的情况下，此事仍然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议？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古典学本身的门槛造成的信息差导致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则需要思考，为什么会有适合这种信息传播的土壤存在？毕竟这算不上什么精心编织的谣言，只需要打开网页一看便知。

（“金星原”与“Hilaria”对本文亦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