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

 7月17日，微信公号“赛先生”发布了《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一文，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前不久在浙江大学以“认识中国的不平等”为主题的演讲内容。

此文一经发布，席卷网络，从侧面折射出“不平等”这一话题在当下中国的受关注程度。

谢宇讨论这一问题的思路是，首先探讨“是否存在不平等”；然后“如果有，不平等有多严重”，这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没有测量就无法量化，不能量化就讲不出科学根据——这是谢宇做研究一贯的方法论。他不止一次呼吁，认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意见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转向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用于测量不平等的指标很多，最简单、用得最多，也被很多人误解的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谢宇透露，把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即甘犁版）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放到一起考虑，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在甘犁的0.61与统计局给出的“不到0.5”之间，基本上在0.52左右。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系数反映出的中国不平等程度呢？谢宇进一步指出，不平等的增加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去年畅销至今的《21世纪资本论》就用大量史料和数据说明，不平等的增加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富裕和不平等程度是在增加的。

文章的最后，谢宇还提出在思考不平等时，应区分财产和收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应该远远超过了收入不平等。而财产不平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改变了中国很多的不平等机制。”因为财产跟收入不一样，“有钱”跟“来钱”不一样。有钱，你的钱可以直接给子女后代，他们不需要工作，就可以拥有你的财产。

历史地来看，谢宇认为中国经历过三个不平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体制，关乎政治地位。你是局长，你就有能力把儿子、女儿通通塞到体制内，让他们得到优势。但这个优势是要体制认可的，你不能直接给予。第二个阶段是收入阶段。大家有钱了，体制开放了，你的钱可以拿来请老师，让孩子上补习班、出国留学。这段时期，钱可以转换为你对子女的投资，让他们得到好的教育，得到好的职位。现在的中国，则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财产不平等的阶段。你可以直接把财产给子女，他不需要工作，可以生下来就是将来的董事长。对一些很富有的人来讲，财产产生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他可能在市场上得到的劳动收入。这样的阶层，在以前的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龙应台在香港书展演讲：倾听是21世纪华人文明价值起点

7月18日，著名作家、台湾前“文化部”部长龙应台在香港书展上发表题为“我有记忆，所以我在”的公开演讲。这是她卸下公职，宣布“回到文人安静的课桌”后首次大型公开演讲，吸引了近3000名观众，为近年香港书展中演讲之最。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二战结束70周年，龙应台的演讲回应了这一主题，呼吁中国的年轻人开启大倾听的时代，“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隐藏的历史记忆，尽一切努力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为何需要倾听？因为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人记忆轨迹也不同。龙应台在现场播放了多位80多岁老者的口述，这些老人经历了抗战，战时立场各异，经历不尽相同，他们口中的抗战历史也面目不同。

她还以个人经验为例：2001年带父母去看大陆赴台的样板戏《红灯记》。“《红灯记》是讲共军如何抗日的⋯⋯去的路上，我想，父母一定会很愤怒，怎么可能是共军抗日呢。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母亲全程铁青着脸”，她的态度很简单，她的哥哥后来死在大陆。而曾以国军身份浴血抗日的“父亲则一边看一边哭，哭的原因是，日本人真的太可恨了。他关心的，并不是国军抗日还是共军抗日”。

一个家庭内部的小小分裂，可以窥视整个社会。龙应台说，针对这个二战结束70周年，“在台湾，对于记忆有两股绳子。很多台湾人在二战中为日军作战，他是站在日本一方。而另外一条绳子是，十万青年从军，这些人的记忆像我父亲一样是关于浩劫的记忆。你要把这两股绳子拧在一起不断裂，是多么难的事情。知道这些，你对现在的争吵更多是同情和理解。”

类似的尴尬记忆也发生在德国。对于战胜国，要纪念这70周年很容易，带着小学生去烈士纪念碑面前送花、祭奠、追思即可。“可是对于战败国，记忆这个功课，如何做？战败这一天，对于德国人来说，到底是国耻日，还是解放日？这个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2005年的时候，有35%的德国人认为是国耻日，到了2015年，至于9%的人认为是国耻日。这个国家的记忆功课，做得非常漫长，非常艰难。”

根据凤凰网的报道，演讲最动人的一幕出现在龙应台讲到黄广海的故事。黄广海年轻时就是一心想打日本鬼子，后来被收为正规军，成了国军，然后跟随大部队撤到了台湾。在台湾，因为在书信中谈到国民党的一些不好的做法，被判无期徒刑，成为政治犯。牢狱里，黄广海在皮球上手画了一个精细的地球仪，在精神上鼓励自己活下来。后来出狱后，地球仪作为时代的见证被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龙应台说动了马英九，马英九出面为黄广海颁奖。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反对的鞋子扔到台上。

龙应台讲到这个故事，近乎哽咽。她的原话打在大屏幕上：“我们欠的生命，赔不了；我们欠的青春，回不来。可是，他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

演讲最后，龙应台总结道：20世纪我们目睹战争、贫穷、流离失所，这是20世纪的胎记。而仓惶带来的残酷是无法形容。现在是到了温柔倾听的时刻。21世纪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年轻人，有没有可能开启谦卑的大倾听时代，倾听大海对岸的人，无论你在哪一边；倾听你不喜欢不赞同的人；倾听隐藏的记忆。这是对年轻人的挑战。倾听是21世纪华人文明价值起点。

在之后的媒体采访会上，龙应台回应了各种提问。在谈到立场不同、记忆不同的我们如何分辨历史时，她认为只要有政府，就会有国史，只要有政党，就会有党史。当然需要正式机构和学者研究，他们观点就有不同。“现在讲全民历史记录记忆，我们不要只拥抱国史、党史”，也要有大量国民自己的历史，到最后有智慧的人可以得到结论，认为什么才是我可以接受的版本。

至于30年前和今天对于年轻人的挑战，龙应台认为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以前需要的是勇敢，今天不是没人敢说话的时代，今天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勇敢，而是智谋和知识本身。”

有媒体问道，现在大陆正在复兴传统文化，两岸是否可以通过文化认同来深化交流？龙应台对此回应，中华文化不仅仅只有儒家，还有很多其它家的文化。儒家文化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被定为一尊，这才形成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有非常多的思想流派。“我赞成两岸可以在文化上进行更大一点的努力，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但这个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很多文化可以是跨地区的，我自己相信在西方文明、埃及文明之中，有很多东西是与中华文化相通的。两岸是不是可以用文化超越眼前的隔阂？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但在我心目中，中华文化不是唯一的，我们认同的文化应该更宽更广。”

新左派：代表底层利益，还是机会主义者？

破土网本周发布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的长文，《新左派的销沉》，反思中国新左派的兴起背景和当下处境。

大约二十年前，大陆思想界开始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争论，这一争论也直接设定了当下中国的思想分野。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个阵营内部都在发生分化。作者身为这场争论当年的主要亲历者，认为新左派的兴起是对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影响下的极端市场化的一种批判，是一种“现代性的反思”的知识，并对当下的部分新左派提出了批判。

旷新年认为，要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知识和思想转型，就要看到那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内部事件，而是和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他看来，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上半期以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下半期以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后一转向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在市场化的旗帜下，中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导致的问题，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农的利益。

“新左派”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1994年。根据旷新年的梳理，新左派兴起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有：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被形容为一场思想地震，成为新左派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周末》上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引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中国青年的急剧左转；2000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为新左派思想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创办的乌有之乡应运而生，成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

作者指出，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而更有意思的是，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阵营。因此可以说，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分化的结果，起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与反思。“如果说80年代普遍性的知识是‘追求现代化’的话；那么，90年代，一种新的知识随着新左派的产生而登场，这就是‘反思现代性’的知识。80年代，李泽厚和新启蒙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诠释是‘救亡压倒启蒙’；90年代，新左派则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概念。”

在诞生之初，新左派代表了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立场，表达了平等的价值理想，提出了反对腐败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题和口号。但2008年前后，左翼和右翼思想都出现了衰退。旷新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派成为了资本的表达，新左派成为了权力的附庸。”

作者进一步具体分析，新左派近年来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退化与蜕变。“由于丧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堕落为声嘶力竭的民族主义的趋势，越来越遮蔽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得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他批评道，“左派过分迷信权力和关注权力斗争，对思想和群众均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和上层路线倾向。”

那么，新左派的出路在哪里？旷新年的论述比较宏大：如果新左派把中国崛起仅仅理解为中国和美国的霸权之争，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那么前景并不光明……“如果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原理，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就没有真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