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小报︱整个英语史上，没球迷说过阿森纳三比零踢赢利物浦

 “阿森纳三比零踢赢利物浦。”

最近霍恩比的《失恋排行榜》出了新版。初次见面的译者相识在注释里，我随手翻了翻，立马知道这本书译得仔细。不过，未出十几页，故事中出现一个刺青，MUFC Kick to Kill，注释很明白，MUFC是曼联，Kick to Kill是“踢赢对方”。这当然不错，觉得有趣是因为想到了霍恩比写过一篇书评，评的是Zoe Heller的《丑闻笔记》（Notes on a Scandal），说故事本来讲得挺好，但里面某球迷说了这样一句话，整个小说就崩塌了：“Arsenal won Liverpool 3：0。”

世界上最好的事情都抵抗文字，比如性爱和足球。但霍恩比人生困顿时第一本书居然写自己如何痴迷阿森纳，写出古往今来第一本要读的球迷书。上面提到的书评里霍恩比大概是这样说的：“我这个读书专栏的读者大概也知道我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但有一样事情我知道，就是在整个英语史上，没有一个球迷曾经说过阿森纳三比零踢赢利物浦。他可能会用‘战胜’、‘轻取’、‘羞辱’（霍恩比还举了比如shit all over等十几个动词），但他绝不会说‘踢赢’。”

“祖鲁人的普鲁斯特在哪儿？巴布亚人的托尔斯泰又是谁？”

最近正经读书人圈的大事是半年之内出了三本索尔·贝娄的大书。新传记，新收拾的非虚构文集，美国文库也出齐了他的小说。而对我来说，相当于至交的父亲流放归来，情面上一定要做出庆贺的样子。马丁·艾米斯，我最喜欢的当代小说家，除了小说艺术上和贝娄有血缘关系，他丧父时跟贝娄说，现在你是我爸爸了。

说流放归来，是因为这个美国文学史上最好的文体家，今年也就一百岁，在英美已经没有多少人在读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喜欢直男癌和种族主义者写的书。一方面，他们说五婚老人贝师傅现实中玩弄女性接近强迫症，所有小说中没有一个美好的女性角色。另一方面，文集里1994年的那篇《巴布亚人和祖鲁人》就是贝娄顶不住骂，所作的回应。当年出了两件事，一是《纽约时报》的黑人作家在回忆录中挞伐贝娄的小说丑化黑人，说自己刚来纽约的时候曾想过要去揍贝娄一顿。二是阿尔弗雷德·卡津落井下石，说几年前听到贝娄在访谈中提出上面那两个问题，“好痛心”。

“语言早就告诉我们，难以承受的屈辱如同死亡。”

贝娄声名略显狼藉是1994年，他新出的杂文集里，有篇文章是1992年写的。他借布雷克的诗句骂群众，大意是“好人”都很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交出独立思考的权利，跟随意见领袖身后的大流。或许是那两年空气中有些正义的味道，马丁·艾米斯兄弟的教父，大不列颠头号国民诗人菲利普·拉金也是那时出的事。先是1992年出了一本书信选，次年是Andrew Motion给他写的传记，突然拉金也成了种族主义者、厌女犯、自渎狂魔。他的诗好像也没那么好了。

Jon Ronson今年出了一本热书，叫《你就这样被网暴了》（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仔细调查、重现了近年网络上几起“众辱”事件，读来惊心动魄。不过书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教化作用，一是说有个叫“反馈环”的东西，骂人听到回声四起，会愈发义愤填膺。二是指出屈辱满格英文里叫mortification，词源上，就是从“杀”、“死亡”慢慢温和下来的。我只是想到了前段时间让全国出版业蒙羞的贩书人康老师，在勇斗千夫所指时，总突兀地提到生死。“死一千次，死一万次，骨头被碾成灰，筋肉变成血浆”，等等，两相印证，只赞叹仓颉太聪明，怪不得说创制文字时“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神鬼同哭。

最近听闻Clive James的巨著《文化失忆》（Cultural Amnesia）开译了，这对我来说是大事，因为任何一个能让我提克莱夫的借口，都值得庆祝。不惮剧透，上面引的句子出现在《文化失忆》的最后；也几乎是全书的中心思想：艺术家在作品里往往提供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他们之中当然有不少是混蛋，但即使是另外那些我们愿意奉若神明的创造者，也和永无谬误（infallibility）没有关系，“会错”是文化的本质。

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学院资料室发现《文化失忆》和马丁·艾米斯的评论集，重新布置了我的星空。后来论文也写的是艾米斯对情色和堕落的迷恋，讨论作家如何通过与纠缠自己的心事相处而产生艺术。今年是贝娄年，马丁出来做了不少节目，在一场《赫索格》的讨论中，话题又转向贝娄的生活作风问题。艾米斯说，“我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面对这些厌女症的指摘，我的回答是，‘那又如何？（So what?）’”每个艺术家都携带了属于他的那份偏见和无知，如果你在描绘他才华的时候，执意要用“尽管”来隔离他的那些缺憾，那无论是推崇或贬损他，都是颇为无趣的姿态。